国会没有人力资源部，议员自己说了算，受害者举报怕被报复

两名议员近日因行为不端指控辞职，再次把国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难题推到台前：在美国最敏感的工作场所之一，怎样才能鼓励遭受侵害的人站出来发声？

如今，现任和前任议员都在重新审视当年改革的不足。新墨西哥州民主党众议员特蕾莎·莱格尔·费尔南德斯在采访中说：“我们已经知道，这套流程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女性工作人员并没有站出来提出指控。她们没有告诉我们，自己究竟经历了什么。”

报道刊发后几天内，斯瓦尔韦尔就退出州长竞选，并辞去众议员职务。他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称自己退出公共生活，是为了应对这些指控。相关指控已在纽约引发刑事调查。

斯瓦尔韦尔的指控者迅速在舆论场上看到结果，这与国会山内部对国会伦理程序的一贯印象形成鲜明对比。

国会山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源部门。议员对各自办公室拥有近乎完全的控制权，办公室往往像各自为政的领地。立法部门雇员也不像行政部门联邦雇员那样，受到联邦举报人保护法的覆盖。

众议院伦理委员会往往需要数月时间，才会作出正式决定或提出纪律处分建议。这让不少议员怀疑，它是否真是行为不端受害者寻求公正的最佳途径。

冈萨雷斯一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怀疑。多家媒体接连报道称，他曾与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存在不当关系，而这名女性后来自杀。面对社交媒体上不断升高的压力和持续下滑的民调，冈萨雷斯在3月公开承认，自己与这名女性存在关系，并宣布放弃竞选连任。他在4月辞职。

在离职前，独立的国会行为办公室在一份保密报告中认定，有“充分理由相信”冈萨雷斯违反了众议院规则，众议院伦理委员会随后启动调查。但随着冈萨雷斯辞职，调查也随之终止，未作出任何处罚。

一些议员希望，为受害者提供一条类似的路径，让她们通过公开曝光，迫使被指控的施害者离开公职。

例如，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众议员劳伦·博伯特就呼吁，任何在国会工作、遭遇虐待或不当行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直接向她的办公室举报。博伯特承诺，在利用自己的媒体平台公开任何可信指控时，会保护举报者匿名。

博伯特在采访中说，她并没有完全否定正式渠道，但其他选择也必须存在。她说：“只要真能让人承担责任就行。归根结底，关键就是让这些色狼付出代价。”

目前，国会山工作人员在正式制度内有多种举报行为不端的渠道，包括通过国会工作场所权利办公室提起民事申诉。众议院雇员可以使用众议院伦理委员会网站上的“提交投诉”入口，也可以向众议院雇员倡导办公室寻求支持。参议院雇员同样可以向参议院伦理委员会提出申诉，不过相关指引较为复杂，而该委员会也长期因行动迟缓而饱受诟病。

正式伦理程序强调正当程序，而博伯特则主张直接揭开性不端指控的帷幕。这两种思路之间的张力并不新鲜。2018年围绕“我也是”运动的争论中，这正是核心议题之一。那场争论最终推动国会对原本高度不透明的职场骚扰举报机制进行了全面改革。

按照改革后的规定，受害者不再被要求先行调解，调查期间也可以远程工作。2018年改革还设立了雇员倡导办公室，为投诉人提供法律支持。

但随着行为不端再次成为新闻焦点，且更多不当行为的传言在国会山四处流传，一些议员——包括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纳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开始认为，博伯特这种“点名羞辱”策略或许有新的现实意义。

围绕国会应如何约束自身的不同理念冲突，给希望推动改革的议员带来了难题。一些人主张，重点只是更好执行现有法律。两党内部也都担心，在保留基本正当程序的同时，不能让它沦为职场施害者长期自保的挡箭牌。

费尔南德斯说：“我们不能让指控、传言和社交平台上的帖子，直接导致议员被驱逐。”

2018年“我也是”国会法案的其他改革，还包括终止长期以来用纳税人资金支付议员骚扰和解金的做法，改为要求议员自行承担赔偿。

即便有了这些变化，受害者仍然担心，一旦举报自己的上司，就会遭到报复，甚至在政治或公共服务领域被边缘化。受害者权益倡导者也表示，正式程序依然漫长而繁重。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2018年立法改革的一位关键推动者。

曾任加州民主党众议员的杰基·斯皮尔在采访中说：“为什么在我们已经为受害者提供了更多保护之后，这些女性还是觉得自己无法站出来？”斯皮尔本人在担任工作人员期间，也曾遭遇侵犯。

自国会山行为不端相关法律上一次修订至今的8年里，因行为不端而真正进入完整伦理调查程序的议员寥寥无几。不过，多名遭遇公开指控的议员，都会在委员会发布报告前选择离开国会，其中包括2019年的凯蒂·希尔和2021年的汤姆·里德。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表示，他已授权费尔南德斯——民主党女性议员团主席——牵头推动民主党内部工作，“确保我们建立起一套真正能够追责、并以应有尊严和尊重对待受害者及工作人员的制度”。

费尔南德斯计划在本届国会推动两党立法，进一步细化2018年的改革。她还点名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布赖恩·斯泰尔，认为他可能成为合作伙伴。斯泰尔目前担任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

不过，斯泰尔对如何应对国会行为不端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委员会“始终在寻找办法，改进对现有法律的执行”。他提到1995年的《国会问责法》。这部法律将部分联邦劳动法适用于国会，也是2018年改革所修订的基础法律。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也表示，他希望把重点放在执行层面，但同时愿意听取更多鼓励举报的建议。他提到，自己的两个女儿都在国会山担任委员会助理，因此格外关注这一问题。

他上个月对记者说：“我不仅是众议院议长，我也是一名父亲。如果有办法把规则收紧，如果大家有建议，我们都在向全体议员征求。我们对此持开放态度。”

他还暗示，各党派在招募参选人时也应更加谨慎：“我们不需要那种把竞选国会议员当成个人图谋机会的人。我就说到这里。”

斯皮尔则半开玩笑地提出了一个应对掠夺性男性的建议。她说：“也许他们刚进国会时，我们就该把他们裤链锁起来。我也不知道，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我们必须采取大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