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1932年参加100米和200米比赛，成绩如何？

1932年7月8日清晨，上海外滩的雾气还没散尽，成千上万的人已堵在码头。汽笛声里，瘦高的刘长春握着船票，轻轻说了句：“走吧。”谁也没想到，这趟横越太平洋的旅程会写进中国体育史。

刘长春出身贫寒，1909年生于大连郊外。少年时，他跟着祖父放羊、砍柴，脚下一双草鞋，一天能在山坡上来回跑数十趟。乡亲们常说，他的脚底像安了弹簧。14岁那年，他第一次站上正规跑道，一口气夺了100米和400米两块小学生冠军奖牌。记分牌上“11秒8”的红字，引来全场惊呼。

17岁辍学务农，他仍坚持晨练。1926年的大连田径赛上，他把百米成绩压进11秒。赛后，他被东北大学相中，直接录为预科生。张学良任校长，对他寄予厚望，特批晨昏两练，伙食另加鸡蛋和牛奶。短短三年，刘长春把个人最好成绩提升到10秒8，震动华北体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日本人扶植伪满洲国，急着找“代表人物”粉饰太平，第一只橄榄枝就抛向刘长春。未经当事人同意，报纸居然刊出“刘长春将代表满洲国征战奥运”的大标题。面对记者，他只说了一句：“我是中国人。”随后在《大公报》登声明，七个字掷地有声——“绝不为伪满出赛”。

既然日本人抢先张扬，中国社会舆论迅速反弹：自己人不上，难道让傀儡唱独角戏？南京政府表态缓慢，经费更是分文未拨。张学良干脆掏出8000银元，嘱托他：“到了洛杉矶，哪怕只跑一步，也得举着青天白日旗。”

“威尔逊总统号”在海上颠簸了21天。船小，没跑道，他只能在甲板绕圈，或用毛巾绑脚做高抬腿。呕船、吃不下饭，体重掉了两公斤。同行的教练宋君复苦笑：“咱们这算是硬着陆。”

7月29日下午，邮轮抵达洛杉矶。码头上，华侨自发敲锣打鼓，四辆警用摩托开道。可喜气没维持多久，第二天开幕式，第三天下午就是100米预赛——连倒时差的时间都没有。

预赛分组公布，他在第二小组第二道。枪声一响，刘长春率先蹿出，50米处仍然领先。进入后半程，海上劳顿的后遗症爆发，步子重了，呼吸也乱了。终点计时牌亮起“11.1”，小组第五，无缘晋级。观众席里传来叹息，他低头看鞋，像是想起当年白山黑水的故土。

隔了一天，200米预赛。起跑不错，弯道后稳居第二。可冲刺段依旧后劲不足，21秒9，小组第四，再度止步。那晚，他辗转到凌晨一点多才睡去。据队友回忆，他反反复复念叨：“要是早来十天就好了。”

400米的报名只得作罢，宋君复拍电报回国，理由是“两腿酸痛，无法坚持”。8月21日，刘长春登上返程的“柯立芝总统号”。甲板上，他对海浪说：“成败由人评说吧，我问心无愧。”

回国后，他到东北大学当助教，又创办“东北体育协进会”，一边教学生，一边暗中输送青年奔赴抗日前线。1933年南京全国运动会上，他跑出10秒7的新全国纪录，这一成绩整整保持到1959年。

抗战八年，他靠给饭馆跑堂、给剧院搬景布置维生，甚至被宪兵队关押过。烟酒与贫病一度纠缠他，但他始终拒绝投效伪组织。“饿肚子认了，当汉奸不成。”这是他对朋友的原话。

新中国成立后，刘长春转入教职，先后在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大连工学院任教。1979年，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他被推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那时，他已两鬓斑白，却仍站在操场上给学生示范起跑动作。

1983年3月25日凌晨，刘长春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3岁。医护人员回忆，弥留之际，他的手仍比划着起跑的姿势，嘴里低声数着“预备——砰”。

远赴洛杉矶时，他交出的答案是100米11秒1、200米21秒9。成绩并不耀眼，却在中国体育空白处刻下了第一道起跑线。后来人一次次改写纪录，起跑线的位置却一直留着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