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着升副处，被亲戚嘲笑没本事，县委书记推门敬酒，全桌人都僵住

腊月二十九那天，我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从省城一路晃回清河县，手机里塞满了母亲的催婚语音和亲戚们的“关心”，而我谁也没告诉，上个月，我已经被任命为省发改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了。

火车一进北方地界，天色就越来越灰，窗玻璃上结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我用手背蹭开一点，看见外头的田地、树、村庄，一截一截往后退，像谁把旧年头一张张翻了过去。

硬座还是那个硬座，靠久了腰都麻。旁边一个大姐嗑瓜子，嗑得挺投入，瓜子皮直接往脚边一扔，像这地儿本来就是给她吐的。对面大叔把鞋脱了，脚丫子往前一伸，那味儿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反正人闻了就知道，年关将近，大家都不容易。

我把羽绒服往上拽了拽，靠着椅背闭目养神。说是养神，其实脑子没停过。

手机震了三回，都是母亲。

第一条：“儿子，到哪儿啦？”

第二条：“你大姨又问你对象的事了，说县医院有个护士，模样周正，人也老实。”

第三条更直接：“你表弟小斌今年提了正科，你大姨在群里夸了半天。妈不是逼你，就是想着，你在省城工作这么多年，也该往上走一步了，不然别人总拿你说嘴，爸妈心里不是滋味。”

我把语音听完，没回，摁灭了屏幕。

不是不想回，是一回就得解释，解释来解释去，又绕到老几样上：工作怎么样，领导重不重视你，升没升，买没买房，找没找对象。人一到三十多岁，好像活着就剩下这几个指标了，差一项，别人就替你着急；差两项，别人就开始替你定义人生了。

玻璃上映出我自己的脸。三十四岁，眼角真有点纹了，鬓角也没以前利索。深蓝羽绒服穿了第五个冬天，袖口磨得发亮，拉链边上还有点起毛。说实话，就我这副样子，坐在这节车厢里，跟谁比都不像什么混得很好的人。

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

我在省发改委工作，上个月刚被任命为发展规划处副处长。文件下来那天，处里几个老同事还拉着我吃了顿便饭，处长拍着我肩膀说，小刘，以后担子更重了，别飘，踏踏实实干。我点头点得很认真，因为我心里清楚，这一步不是白来的，是熬出来的。

八年，从普通科员到副处长，听上去不算多传奇，可走过来的人才知道，里头每一步都不轻松。熬材料，跑调研，改方案，挨批，返工，再挨批，再返工。别人过节回家，我有两年春节前都在单位改报告，窗外全城放烟花，办公室就我和打印机对着响。可这些东西，跟家里说不清，说了他们也没概念。

在老家人眼里，升官就得像电视里那样，锣鼓喧天，亲戚传遍，最好连村口卖豆腐的都知道你当多大官了。你要是不说，那就等于没有。

其实我不是故意瞒着父母。就是这件事到了嘴边，总觉得差口气。电话里说，显摆得慌；回家说，又怕他们激动得睡不着。再一个，我心里也确实藏了点别的念头——我想看看，如果我什么都不说，像往年一样平平常常回去，这个年到底会怎么过。

火车到清河县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下了车，一股冷风迎面拍过来，吹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县城还是那个县城，火车站外头那片广场还是有点破，出租车司机围上来拉客，吆喝声一阵一阵的。街两边挂着红灯笼，卖春联的、卖糖炒栗子的、卖烟花爆竹的，全挤在一块儿，热闹得很。

我没打车，坐了两趟公交，又拖着箱子走了二十来分钟。快到村口的时候，远远就看见老槐树底下站着个人，军大衣裹得严严实实，两只手插在袖筒里，时不时原地跺一下脚。

是父亲。

我心里一热，快步走过去：“爸，你咋出来等了？这么冷。”

父亲接过我手里的箱子，嘴上倒挺硬：“不冷。你妈不放心，怕你走岔路。村东头新修了一截路，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还能找不着家？”

“那可说不准。”父亲拖着箱子往前走，“这两年村里变化大，东边盖了几栋楼。你大姨家的小斌，去年就在县城买了三室两厅，装修得可气派了。”

我一听就知道，铺垫开始了。

果然，没走几步，父亲又说：“你表姐小玲，嫁得也好。男方家在烟草系统，听说路子挺宽。上个月刚生了二胎，是个儿子，她婆婆高兴得不行。”

我嗯了一声。

父亲犹豫了一下，又添一句：“你舅舅家浩子，在南方做生意，今年开回来一辆奔驰。村里人围着看了半天。”

“挺好。”我说。

这一路，他像报菜名似的，把亲戚里有点新动静的都给我念了一遍。谁买房了，谁提拔了，谁换车了，谁家孩子考上编制了。父亲未必是故意拿他们压我，可这种话落到我耳朵里，还是听得出那点意思——你看，别人都在往前走，你呢？

我没解释，只低头看路。

进了院子，母亲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她围着旧棉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一看见我就笑开了：“回来啦？快进屋快进屋，手冻僵了吧？”

屋里炉子烧得旺，刚一进门，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桌上满满当当一桌菜，红烧肉、炖鸡、炸带鱼、蒜苗炒肉、拌黄瓜，还有一盘刚出锅的炸藕盒，都是我爱吃的。

母亲忙着盛饭，嘴里也没闲着：“先吃饭，吃完我跟你说个事。明天你大姨叫大家去县城聚聚，在鸿宾楼订了三桌，说一家子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趁你们都回来了，热闹热闹。”

我筷子顿了一下。

鸿宾楼我知道，县里算最像样的饭店，婚宴、满月酒、升学宴，稍微要点面子的人家都愿意往那儿摆。

父亲把酒拿出来，是县里酒厂灌的白酒，瓶子都不讲究，十来块钱一斤的那种。他给我倒了一小杯，问：“工作还顺当吧？”

“还行。”

“领导对你咋样？”

“也还行。”

母亲接得更直白：“那有没有提一提的动静？”

我低头夹菜：“没啥好说的，先吃饭。”

母亲看我这样，脸上的笑淡了点，还是尽量平和地说：“你别嫌妈啰嗦。妈不是非得拿你跟谁比，可你也三十四了，没成家，工作上要是再没个动静，亲戚一问，爸妈真不知道怎么回。你大姨那张嘴，你也知道，见谁都要捎带两句。”

父亲在旁边闷闷喝酒，没替我解围，也没再追问，像是默认了母亲的话。

我鼻子有点发酸，却还是把到嘴边的话压了回去。

如果这时候说，我提了副处长，局面会立刻翻过来。父母会高兴，明天饭局上他们也不会那样被动。可我偏偏没说。

说不上来为什么，可能就是想看个明白。

第二天一早，母亲把我叫起来，拿出一件浅蓝色衬衫，笑着说：“快试试，给你买的新衣裳。家庭聚会嘛，穿精神点。”

衬衫料子不算好，领口有点硬，款式也偏老气，一看就是中年商场打折区里挑出来的。但她捧着那件衣服的样子，像捧着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体面。

我刚想说穿自己的就行，母亲又从柜子里翻出一件藏青色西装：“这个你爸年轻时候穿过，料子可好，就是样式旧了点。你套上看看。”

我接过来一看，果然是老款，宽肩大领，袖口还有点磨亮了。可母亲眼睛里全是期待，我没忍心扫她兴，就换上了。

一照镜子，说实在的，有点滑稽。旧西装套在我身上，肩膀绷得紧，胳膊一抬都觉得线头要崩。母亲却看得直点头：“好看，我儿子穿什么都板正。”

我笑了笑，没吭声。

到了出门的时候，表弟小斌的车已经停在门口了。白色大众，车龄不小了，前保险杠蹭掉一块漆。小斌穿得那叫一个利索，灰西装、尖头皮鞋、头发抹得发亮，副驾驶还坐着个姑娘，妆画得挺精致，一看就不是村里姑娘。

母亲压低声音跟我说：“这是他女朋友，在县电视台。”

那口气里，有羡慕。

车上坐得挤挤巴巴，小斌一边开车一边从后视镜看我：“表哥，好久不见啊。在省城混得咋样？”

“就那样。”

“发改委挺好啊，单位大，牌子响。”他说着笑了笑，“不过牌子响归牌子响，关键还得看级别。像你这年纪，在体制内正是卡节骨眼的时候。过了三十五再不提，可就悬了。”

父亲咳了一声：“开你的车。”

小斌嘿嘿一笑：“二舅，我这不是替表哥操心嘛。现在这社会，说白了就看实在的。职位、房子、车子、对象，缺哪个都不行。”

副驾驶那姑娘也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礼貌是礼貌，就是透着点轻飘飘的审视。我懒得接话，干脆看窗外。

县城比前几年热闹了些，路边新开了不少店，可真要细看，还是那股熟悉的小地方气息：门头一个比一个大，楼一个比一个不高，人都走得挺快，谁家有个风吹草动，很快就能传遍半座城。

鸿宾楼门口停满了车，小斌绕了半天才找到位置。进了三楼包厢，里头已经坐得七七八八了。三个大圆桌，孩子跑，老人喊，大人高声说话，屋里一股热烘烘的菜味、酒味、烟味混在一起，特别有那种北方大家族过年的劲头。

我们一进去，大姨第一眼就看见了，声音拔得老高：“哎呀，老二一家可算来了！”

这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跟着扫过来。

我很熟悉这种目光。不是单纯看你，是看你这一年到底值不值得拿出来说。

大姨穿着大红毛衣，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整个人从头到脚都透着一种“我家过得不错”的自信。她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身上的西装，笑容顿了一瞬，很快又接上：“小成还是老样子，斯斯文文的。”

这句“老样子”听着轻，其实已经够说明问题了。

我被安排在主桌，正对着小斌。旁边坐的是父母，再往边上是几个姑姨舅舅。刚坐下，大姨夫就端着杯子开腔了：“来来来，先喝一个，难得一家人聚这么齐。”

酒过第一轮，话也就慢慢开了。

大姨先夸小斌：“你们都不知道，这孩子去年忙得脚不沾地，局里重点项目全压他身上。虽说年轻，但领导就是信任他。前阵子刚提了正科，年后听说还有机会往前走一步。”

桌上一片“哎哟不错”“真有出息”。

小斌还装得挺谦虚：“哪里哪里，都是领导照顾。”

我看着他，心里没什么波澜。真要论级别，他一个县里的正科，跟我这个省里的副处，不是一个概念。可在这个包厢里，他是发光的那个，我是被顺手拿来对比的那个。

果然，大姨很快把话头转到我身上：“小成呢？在省城这么多年，也该有点好消息了吧？升没升？对象有没着落？”

我放下筷子：“还是老样子。”

母亲脸上的神色一下就僵了。

大姑忙着打圆场：“省里单位嘛，肯定稳当。”

“稳当是稳当，可光稳当有什么用。”大姨夹了块鱼，慢悠悠地说，“男人到这个岁数，最怕不上不下。工资没多少，房子买不起，媳妇也不好找。省城看着光鲜，其实压力大得很。要我说，不如回来，在县里扎根，家里还能帮衬点。”

舅妈也接上了：“就是。省城消费多高啊，听说一碗面都十几块。你那点工资够干啥？”

表姐小玲更直接：“表哥，你一个月现在拿多少啊？”

“几千。”我说。

这是实话，可落在他们耳朵里，就成了另一个意思。

小玲“啊”了一声：“几千？那怎么在省城活啊？我家保姆一个月都快这个数了。”

桌上有人笑，笑得不大声，可我听得见。

父亲闷头喝酒，母亲拿筷子的手明显不稳了。我心里有火，可又觉得没意思。跟他们解释工资结构、绩效补贴、公积金、岗位意义？他们不会听，也听不进去。他们只认最表面的那层：你有没有官衔，有没有排场，有没有一个能立刻说服别人的标签。

大姨见我不接话，反倒来劲了：“小成，不是大姨说你，人得认清现实。你在省里，如果一直只是个普通职员，那还不如回来。小斌不是就在体制内嘛，多少能帮你递递话。先弄个实职，手里有权，比什么都强。”

小斌很配合，立刻摆出一副热心样：“表哥，要不这样，回头我跟我们局长说说。你学历、履历都不差，回来给个副科总是有希望的。虽然级别比省里低点，但县里实惠啊，抬头低头都是熟人，办事也方便。”

他说得一本正经，像真在替我谋前程。

我笑了笑：“谢谢，不考虑。”

这下，副驾驶那个电视台姑娘也插了句嘴：“其实男生嘛，还是得有点实际能力。像小斌这样就挺好，工作稳定，又有奔头。”

这话说得不脏，可就是有点扎人。

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母亲终于忍不住，硬着头皮替我补一句：“小成在省里工作也挺好的，单位大。”

“单位大有什么用，”大姨立刻接上，“关键还是自己得上去。你看人家谁谁谁，孩子在省城干程序员，一个月两三万，家里都跟着有面子。咱们做人，不就图个争口气嘛。”

争口气。

这三个字一落地，父亲把酒杯放重了点。

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

这些年，父母在亲戚面前一直处在有点尴尬的位置。儿子考得好，单位也不错，可偏偏就是没一个拿出来能压住场面的“显眼成绩”。没结婚，没公开买大房子，也没把“某某处长”“某某局长”这种词挂在嘴上。于是，在家族的排序里，我们家永远像悬着——不差，可也不够风光。

我起身说：“我出去透口气。”

走廊里安静多了。窗边有个烟灰缸，我摸出一根烟点上，抽了第一口就呛得咳嗽。其实我平时几乎不抽，就是兜里习惯揣一盒，碰上人情场合好递。

正咳着，手机响了，是处里小刘。

“处长，新年打扰您了。清能光伏那个项目，企业又补了一版材料，周一想请您先过一眼，主任那边问能不能尽快出意见。”

我揉了揉太阳穴：“发我邮箱，我晚上看看。”

“好。还有，县里有人打电话到办公室，问您春节在不在老家，说想节后邀请您调研。”

“知道了，先放着吧。”

“好的处长，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电话挂了，我站在原地没动。走廊灯有点亮，照得我影子细长。我忽然想笑，里头亲戚还在把我当成一个混得一般的普通职员，外头电话已经一口一个“处长”叫得顺顺溜溜了。世界有时候真挺荒唐。

“表哥，躲这儿呢？”

小斌也跟出来了。

他点了烟，站到我旁边，先假模假样叹口气：“我妈说话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

“不过说真的，表哥，你在省里混，未必有我看得明白。”他弹了弹烟灰，口气里带着点说教，“体制内，虚名不值钱，实权才值钱。你在省里一个处，哪怕单位大，可要是卡在底下，也就是干活的命。像我这样，虽然在县里，但手上有项目、有审批，别人见了就得客客气气。”

我侧头看他：“所以呢？”

“所以你真该考虑回来。”他压低声音，“咱们是亲戚，我不会坑你。你回来，有我和局长给你托着，不比你在省里熬强？”

他一脸真诚，真诚得差点让我信了。

就在这时，包厢门开了，大姨在里面喊：“你俩干啥呢，快回来，敬酒了！”

重新坐下后，气氛比刚才更热。几轮酒下去，大家话更多，也更不遮了。

有人问我房子买没买，我说买了个小的。

大姨立刻问：“贷款吧？”

我说：“嗯。”

她那句“我就知道”差点都写脸上了。

有人问我对象呢，我说还没有定下来。

舅妈叹气：“男人啊，没房没车还好说，三十多岁没对象就麻烦了。”

我差点笑出来。房也不是没有，车也不是没有，只是我没往外说。可在他们设定好的叙事里，我就该是那个在省城勉强糊口、年纪渐长、前途未卜的人。

父亲这时候忽然开口了：“我儿子怎么样，我们心里有数，不劳大家操心。”

他说得不重，可桌上静了一瞬。

大姨偏不肯收：“老二，我这也是为你们好。孩子都三十四了，还不该着急？你不替他操心，将来后悔都来不及。”

父亲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再说下去。

我看着他那张发红的脸，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最难受的不是别人说我，而是他们说我的时候，父母只能硬扛着，连反驳都找不到底气。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也因为他们这一辈子太习惯在亲戚面前忍着了。

就在这当口，包厢门忽然被人敲了三下。

不轻不重，却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拽了过去。

离门最近的小玲起身去开门，门一拉开，她整个人就愣住了。

门外站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灰夹克、白衬衫，身后跟着两个人。男人面相端正，带着一点官场上常见的温和笑意，但人一站那儿，气场就出来了。

包厢里有人已经认出来了，低低倒吸了口气。

是清河县县委书记，周为民。

我看见他的那一秒，也有点意外。昨天在车上，小刘提过县里想联系我，我没当回事，没想到人直接找到饭店来了。

周书记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笑着走过来：“请问，刘志成同志在吗？”

包厢里静得掉根筷子都能听见。

我站起身：“周书记，我是。”

他一下握住我的手，笑得十分自然：“刘处长，可算见着您了。听说您回老家过年，我本来想去家里拜访，又怕打扰老人家休息。后来问了问，知道您在这儿参加家庭聚会，就冒昧过来了，给您敬杯酒。”

这一句“刘处长”出来，屋里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有人没反应过来，有人已经懵了，有人直接把手里的酒杯都碰翻了。

我身边的母亲先是瞪大眼，接着扭头看我，那表情像是一下子没认出自己儿子。父亲本来半低着头，这会儿也猛地抬起脸，眼神发直。

周书记身后的秘书立刻给他倒酒。他端起杯子，朝满桌人点头：“各位都是刘处长的亲人吧？那我也不见外了。今天过来，一是给刘处长拜个早年，二是感谢叔叔阿姨，为我们清河县培养出这么优秀的人才。”

说到这儿，他转头看着我，口气里带着几分真诚：“刘处长年轻有为，在省发改委担任重要职务，前段时间刚刚被任命为发展规划处副处长，这可是我们清河县出去的人里，少有的大喜事啊。您低调，不声张，可县里不能不知道。来，这杯酒，我代表清河县委县政府敬您，也祝各位家人新年平安、万事顺遂。”

他一口干了。

我也端起杯子，陪着喝下去。

酒下肚的一瞬间，包厢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那种安静不是普通的安静，是所有人都被震住了，一时半会儿接不上思路的安静。

周书记又从秘书手里接过一个信封，递给我：“一点心意，给叔叔阿姨买点营养品。您回来得低调，县里招待不周，还请多包涵。节后如果您有空，也希望能跟您请教请教家乡发展的事。”

我接过信封：“周书记，您太客气了。”

“应该的。”他笑了笑，又同父母点头，“叔叔阿姨，您二位养了个好儿子啊。”

说完，他也不多坐，客套几句就走了。

门一关上，屋里像被抽空了似的。

没人说话。

大姨筷子还悬在半空中，嘴巴微张着，眼睛直勾勾看我。小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像刚被谁当众甩了个耳光。那个在电视台的姑娘更别提了，刚才还挺能说，这会儿头都不太敢抬。

足足过了半分钟，大姨夫才最先回过神，站起来端着酒杯，声音都发紧了：“小成，不，刘处长……这……你这孩子，咋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呢？”

我把酒杯放下，语气尽量平常：“刚任命没多久，就没想着到处讲。”

“副处长？”舅舅喃喃重复了一遍，像怕自己听错，“省发改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

“嗯。”

这一声嗯，像石头砸进水里，桌上一下炸开了。

“哎呀，我就说嘛，小成从小就有出息！”

“老二，你们两口子可真沉得住气！”

“省里的副处长，那可不一般啊！”

“怪不得县委书记亲自来敬酒！”

刚才那些明里暗里的比较、怜悯、敲打，一瞬间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惊叹，还有飞快调整出来的恭维。

大姨第一个变脸，夹起一块鱼就往我碗里放：“小成，快吃快吃，别光顾着说话。你这孩子也是，升这么大的官还瞒着大姨，大姨刚才那都是关心你，嘴快，你可别跟我计较啊。”

我看着她，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只说：“不会。”

小斌这时候已经站起来了，双手端着酒杯：“表哥，刚才是我嘴欠，我先干一个，你别往心里去。”

他说完一口闷下去，喝得太急，呛得直咳嗽。可就算咳得脸通红，他也不敢放下酒杯，像非得把姿态做足了才安心。

我抿了一口，算是给他面子。

母亲的眼圈这时候红得厉害，低着头不说话，手却一直在抖。父亲也不吭声，只是端着杯子，一口接一口喝，喝到最后，眼眶也有点发亮。

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我这个官高兴成这样。

他们是终于在这一屋子亲戚面前，把腰直起来了。

后面的饭局彻底变味了。

没人再提让我回县里谋个实职，也没人再问我一个月几千块够不够花。大家开始换着法子打听省里的事，打听我平时接触什么项目、认识哪些领导、以后还有多大上升空间。大姨夫甚至压低声音问我，副处长是不是离处长就一步之遥。

我听着这些话，只觉得疲惫。

人情冷暖这东西，不是没见过，可亲眼看着它在一顿饭里翻个个儿，还是挺刺人的。刚才你还是他们嘴里那个不上不下的失败样本，转眼你就成了家族荣光、青年才俊、前途无量。你什么都没变，变的只是他们知道了什么。

散席时，没人再敢让我自己回去。

小斌一路把我们送到饭店门口，又主动去把车开过来。大姨、大姑、舅舅一圈人围着父母说话，那股热乎劲儿，比冬天炉子烧红了还旺。

回家的路上，车里难得安静。

走到半路，小斌才憋出一句：“表哥，对不起，我真不知道你……”

“知道不知道，都一样。”我看着前方说。

他一下没敢接。

回到村口，车停下后，父母跟着我往家走。夜里风冷，路上没什么人，脚踩在冻硬的地面上，咯吱咯吱响。

走了一段，母亲忽然抹了把眼睛：“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我愣了一下：“什么？”

“你提了副处长，为什么不告诉我跟你爸？”她声音发颤，“你知不知道今天他们那些话，说得我心都揪起来了。我想替你说两句，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说？”

父亲也停下了，站在旁边，嘴唇抿得很紧。

我轻声说：“我不是故意瞒你们。”

“那是为什么？”

我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我想看看，如果我什么都不说，就这么回来，他们会怎么看我。”

母亲一下愣住了。

父亲叹了口气，声音低低的：“现在看明白了？”

“看明白了。”我苦笑，“看得挺清楚。”

母亲眼泪又下来了：“你这孩子，非要这么试人心干啥？”

“不是试。”我说，“就是想死个心。”

她没听懂，我也没再解释。

进屋之后，母亲烧水泡茶，父亲坐在炉边卷烟。我把那件旧西装脱下来，肩膀那块果然崩线了。母亲接过去，摸了摸，心疼得不行：“明天我给你缝上。”

“别缝了，妈，不穿了。”

“咋能不穿，好好的衣裳。”

她还是那样，舍不得东西，舍不得钱，也舍不得把一点体面就这么扔了。

茶泡好以后，我们三个人围着炉子坐下。父亲吸了口烟，慢慢问：“你这个副处长，是凭本事提的吧？”

我差点笑出来：“爸，你想哪儿去了。”

“我就是问问。”父亲看着我，“咱们穷点没事，不能干亏心事。”

“都是按程序来的，领导推荐，组织考察，公示任命，一步不少。”

母亲这才轻轻松了口气，又忍不住问：“那县委书记怎么对你那么客气？”

“他是对我的位置客气，不是对我这个人。”我说，“清河县有项目想往省里推，知道我在发改委，就提前打招呼。这很正常。”

父亲听完，半天没说话。过了会儿，他才慢慢点头：“那你心里得有数，不能让人拿住。”

“我知道。”

那一晚，我们聊到很晚。母亲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心疼，翻来覆去就一句：早知道你这样，今天谁还敢那样说你。父亲倒是平静些，只是最后说了一句：“儿子，往后不管你当多大官，别学他们那个样。”

我说：“不会。”

第二天开始，家里门槛差点被踏平。

往年初一去拜年，都是我们往外走。今年不一样了，亲戚一个接一个来，手里都提着东西，笑得比谁都热情。

大姨带着大姨夫来了，拎了两箱奶一箱水果，进门就拍腿：“哎呀，昨天回去我一宿没睡着，越想越高兴，咱家真出了个人才。”

舅舅也来了，坐下没三分钟就把话绕到浩子的生意上，问我省里有没有什么扶持政策。大姑更直接，开始重新盘算我的婚事，说以我现在的条件，县里那些姑娘怕是配不上，要不她托人打听打听市里教师、医院医生。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说不上是好笑还是无奈。

昨天我还像是市场上卖不出去的旧货，今天一下就成了紧俏商品。仿佛人还是那个人，只因为名字后面多了个“副处长”，整张脸都顺眼了，整个人都值钱了。

父母忙着招呼，脸上有光，可我知道，他们心里也别扭。

中午刚吃完饭，县委办李主任又来了，说周书记今天要去市里开会，特意让他来拜年，还带了一堆年货。我本来不想收，可他话说得太圆，东西放下就走，推都推不掉。

母亲看着满地礼盒，悄悄问我：“这能行吗？”

我说：“回头想办法还礼。”

她哦了一声，仍旧有点不安。

初二那天，周书记约我吃了顿饭，在县委招待所。饭桌上没别人，就他和李主任。话说得很明白，县里有几个项目卡在省里，希望我回去后帮着了解了解情况，能快一点就快一点。

我也说得很明白，合规的我会推动，不合规的谁说都没用。

周书记听完，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笑了：“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这顿饭吃下来，我反倒对他有点改观。起码这人不是纯粹来套近乎的，他是真的急，急县里的发展，急企业落地，急政绩，也急老百姓嘴里的那口饭。地方干部不容易，我知道，可再不容易，规矩也不能破。

回家路上，我一个人在县城转了很久。

我去了小学门口，铁门换新的了，旁边卖辣条的小摊没了。我又走到老电影院，那地方早改成超市了。每走一处，就像跟过去的自己碰一下头。小时候总觉得县城小，恨不得长了翅膀往外飞；真飞出去了，又总在某些时候想回来看看。

可回来看什么呢？

看父母老了多少，看村子变了多少，看那些从前熟悉的人，如今还剩多少熟悉。

也看清一些以前不愿承认的东西。

比如亲情并不总是温暖的，它有时候夹着比较、算计、脸面，甚至还有点势利。只是平常大家都不拆穿，逢年过节端着热汤热菜，你来我往，仿佛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可一旦碰上地位高低、成败输赢，那层纸就薄得很，一戳就透。

初四晚上，小斌又来了，手里提着两瓶酒，进门先赔笑，坐下后磨蹭了半天，终于把话说出来：他们局里空了个副科长位置，他想争，让我帮着打个招呼。

我听完没立刻说话。

他看我不吭声，更急了：“表哥，也不用你多费事，就一句话。你跟谁说一声，比我跑断腿都管用。”

“这个忙我帮不了。”我说。

他脸上的笑一下就僵住了：“为什么？”

“因为不合适。”

“这有啥不合适的？都是自己家人……”

“正因为是自己家人，我更不能开这个口。”我看着他，一字一句说，“干部提拔有程序，我如果因为亲戚关系去打招呼，就是越线。今天替你说，明天替别人说，后天是不是就该收人情了？这口子不能开。”

小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半天没说出话。最后他闷闷站起来：“我明白了。”

其实他未必真明白，只是没办法。

他走后，母亲还有点担心，怕我把亲戚得罪狠了。我说，得罪就得罪吧，有些事不能做。父亲在旁边点头：“对，规矩就是规矩。你要守得住。”

初五一大早，我要回省城。

天还黑着，母亲就起来给我煮饺子。猪肉白菜馅，一盘接一盘往外端，生怕我到了省城吃不上热乎的。父亲默默帮我提行李，反复问身份证带没带，充电器拿没拿，像我还是十几年前那个第一次出远门的毛头小子。

走到村口，车已经来了。

母亲红着眼，嘴里却还硬撑着：“到了给家里打电话，别总顾着工作，胃不好少喝酒。”

父亲说得更短：“自己多保重。”

我上了车，回头看见他们站在昏黄路灯底下。母亲瘦了，父亲背也更驼了。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拼命往上走，可能说到底就一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念头——想让他们以后少受点这种委屈，少看点这种脸色。

车一开，村口转眼就远了。

到了高铁站，我坐在候车室里，给母亲发了条消息：到了，别担心。

她秒回一个语音：“到就好，路上小心。你爸说了，咱家不求你多大官，平平安安，堂堂正正就行。”

我听完，鼻子有点酸。

回到省城，天已经擦黑。我进家门，把行李放下，屋里冷冷清清的，却也一下把人从老家的热闹里拽回了现实。这个九十平的小房子，是我自己一点点攒首付买的，贷了二十多年，装修也不豪华，可至少每一样东西都安安稳稳属于我。

我站在窗前看外头的高楼灯火，忽然想起大姨说的那句“面子不能当饭吃”。她说得也不全错。可人活一辈子，也不能只剩饭。总得有点别的，比如体面，比如原则，比如你站在父母面前时，能让他们心里踏实，不觉得孩子走歪了路。

节后上班第一天，我回到单位，桌上文件堆着，邮箱也满了。小刘看见我，笑着打招呼：“刘处，新年好，老家那边还顺利吧？”

我点头：“挺顺利。”

说完我坐下，打开电脑，第一封看的就是清能光伏项目补充材料。

文件一页页翻过去，我心也慢慢静了。

亲戚怎么想，家乡怎么看，县委书记怎么期待，那都是年里的事。回到这个办公室，我首先是刘志成，是发展规划处副处长，我得对得起这个岗位，对得起组织给我的位置，也对得起父母那句“堂堂正正”。

我拿起笔，在材料上圈出几处问题，准备下午开会再核一下。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落在桌角上，亮堂堂的。

我忽然觉得，这个年虽然过得闹心，可也不算白过。至少有些事，我看透了；有些话，我听明白了；有些路，我也更知道该怎么走了。

人这辈子，谁都免不了被比较，被议论，被拿来当例子。你要是一直去堵别人的嘴，那嘴堵不完。可你要是把自己的路走稳了，把该守的东西守住了，到最后，别人怎么说，真就没那么要紧。

说到底，官有大小，钱有多少，房子车子也都有新旧。可人能不能站直，心里那杆秤偏不偏，这才是自己的事。

我低头继续看文件，顺手给企业联系人拨了个电话：“你好，我是省发改委刘志成。你们项目的材料我看了，环评这一块还得补得更细一点，不然流程还是走不下去。不是卡你们，是程序就这样。你们尽快补，补齐了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推进。”

电话那头连声答应。

我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轻轻呼出一口气。

日子还得往前过，路也还长。可不管外头怎么热闹、怎么势利、怎么翻脸，我至少知道，自己该往哪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