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成为机器人眼中的他者

观众进入剧场时，由荷兰Nineties剧团带来的《天生机器人》已然在进行之中：两名由演员扮演的人形机器人拖着耙子，在一圈由细沙围成的轨道上缓慢绕行。随着演出展开，这两台“机器人”逐渐意识到观众席上坐着“人类”，并围绕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展开讨论——“人类为什么要起床”。机器人以近似吟唱的语调，对其所观察到的人类行为进行反复描述、猜测与推演，试图理解人类行动背后的驱动力。

如果仅从文本层面来看，这种持续的描述、讨论与推测极易陷入单调。然而，舞台调度与声音结构共同建构出一种层次丰富的观看经验。机器人始终拖着耙子在沙面上移动，耙齿划过细沙，在反复抹去又重新留下的痕迹中，轨迹不断变化，呈现出几何的秩序与美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日本枯山水中以耙痕构成的景观：沙纹需要通过不断的重复劳动来维持，却又随时可能被打破。其生成与消散既指向时间的流逝，也象征着无常本身。

“机器人”的发声带有明显的机械感：语句被切分成不均匀的节奏单元，夹杂着频繁的停顿与重复，听起来近似口吃。“呃”不断出现，让这种卡顿变得更加突出。正如演员兼作曲安内琳德·布鲁伊斯所言，这样的创作意在探索“思考听起来是什么样的”，并“通过重复和人工化的声音扭曲，表达一种‘异化感’。”

在一段关于“购物”的独白中，演出抵达一个小高潮。机器人语速逐渐加快，情绪不断累积：“你们还有这个吗？有蓝色的吗？有适合我的尺寸吗？能用多久？新款什么时候出？”连珠式的提问最终导致系统“过载”——身体开始冒烟，随即倒地。片刻之后，它以近乎平静的语气结束：“就给我这个吧。”这一段把日常消费的逻辑推向极端，随着节奏加快直至失控，那套人类熟悉的行为模式也开始显露出某种荒诞性。

表面上，观众处于观众席，凝视着舞台上的“机器人”；但随着演出推进，这一关系被逐渐反转——机器人开始观察、描述并追问观众的行为，观众自身成为被观察与被讨论的对象。剧中多次出现类似的对话：“看，他们坐着，也在看。”“这个人刚才没有在看……现在在看。”“有一个人在动——是谁在动？是什么让他动？”他们在舞台上讨论、审视观众，使观众意识到自己也处在被观看的位置。

观看不仅意味着感知，也意味着对对象的界定与占有。正是在“看”的过程中，观看者确立自身的主体位置，而被观看者则被置于对象的位置之上，恰如学者陈榕在为《西方文论关键词》所撰写的“凝视”词条：“体会到观者目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天生机器人》在“机器人”面向观众、凝视观众、讨论观众的过程中，揭示出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权力关系。

剧中的机器人不只是一个叙事角色，更像是一种“他者”的装置。机械化的动作、断裂的语音，使它始终与人类经验保持距离，也正是在这种距离中，“观看人类”才成为可能。对此导演安妮·迈克·梅尔滕斯说，机器人作为一种异质存在，使人能够在某种“异化的凝视”中尝试触及人类存在的本质。“剥离情感，同时激发我们对‘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的惊奇。那个跌跌撞撞的人类，在寻找自己是谁、被什么驱动——这正是我们想在这部作品中捕捉的。”

机器人对人类观众的观察与讨论，接近一种现象学式的描述：它不预设意义，而是细致地呈现行为本身。当它反复追问“人为什么要起床”时，给出一系列略显笨拙的回答——“为了进食”“为了清洁身体”“为了布置花园”“因为日程表上写着要做某事”。这些猜想看似缺乏常识，却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执拗，在轻微的荒诞之中显出某种奇特的可爱。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符号化的、被迅速赋予意义的行为，被重新还原为具体而陌生的经验。人不再只是作为符号的“人”，而成为一系列可以被逐一观察的动作与状态，从而进入一种可被重新观看与理解的状态。在这一意义上，《天生机器人》并非试图解释人类，而是通过机器人的视角，使“人是什么”这一问题重新变得可见。

进一步而言，这种“他者”的生成并不依赖于真实的技术主体。舞台上的机器人虽由演员扮演，却仍被观众视为“非人”的存在，这表明“他者”并不必然源于本体差异，而可以通过感知与审美上的距离被建构出来。这正体现了戏剧的假定性：演员可以在舞台上成为“他者”，而观众在明知其为人的前提下，依然接受这一设定。也正是在这一被建构的距离之中，观众得以从自身之中“抽离”，转而以一种外在的视角重新观看自己。正如剧末台词所言，“他们发现自己身处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们走出那个地方，但是不是为了不在那里，只是为了从一定距离外观望，在那里，他们找到了自己”。

需要指出的是，中文译名《天生机器人》与英文剧名“artificial by nature”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语义偏移。英文剧名并不指向“机器人”这一具体存在，而指向一种关于“人”的本体论命题。这一表述源自哲学家赫尔穆特·普列斯纳的思想：人并非纯粹自然的存在，其本质上具有“人工性”。

在对生命形态的区分中，普列斯纳提出“偏心定位性”这一概念：植物与环境直接融为一体，呈现为一种“开放”的存在；动物通过感觉与神经系统形成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经验；而人则处于一种“偏心”的位置——既在自身之中，又能够从自身之外反思自身。正是在这种双重位置中，人既属于世界，又能够将世界对象化；既身处自身之中，又仿佛站在自身之外观看自己。文化与技术并非附加于人的外在产物，而是对这种结构性不稳定的回应。人无法安居于“纯自然”的状态之中，总处于某种根本的不平衡与缺失之中，必须借助工具、语言、制度等人为之物来维系自身的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工性”并不是对自然的偏离，反而构成了人的存在论条件。

由此看来，《天生机器人》中的“机器人”不是未来技术的寓言，而更像是一种认知装置：它通过制造一个与人类保持距离的视角，使人得以从自身之外观看自身，“人是什么”的问题被重新打开。与此同时，这种“由人扮演机器”的状态并不意味着技术的缺席，反而指向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当下的舞台仍需借助人的身体来模拟机器，这并非因为技术无法进入表演，而应被视为一种历史性的暂时状态：表演所需的决策与运动能力，尚未在技术层面获得充分整合。

当技术条件成熟，机器人不再只是被模仿的对象，而将作为真正的表演主体进入剧场。届时，“他者的凝视”将不再是被表演出来的效果，而是以非人主体的在场直接展开。由此，《天生机器人》在其形式之中隐含着一种面向未来的剧场形态：在人与技术持续交织的过程中，“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或将以不可回避的方式被重新提出。

原标题：《当人类成为机器人眼中的他者》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范昕

本文作者：焦时雨（单位：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