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四美之一，嫁毛主席秘书，她如何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1941年2月1日，周恩来在重庆给延安的记者范元甄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至今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范元甄年轻时在延安很有名，和江青、叶群等人一起被称为“四大美女”。

她不只是长得漂亮，能力也很突出。

17岁那年，她代表中国青年登台发言，王明在台下听完，觉得这个女孩子讲得精彩，有朝气，当场就提出应该马上发展她入党。

李克农也注意到了她，有意培养她做情报和统战工作。

周恩来和邓颖超更是把她当女儿看待，对她照顾有加。

她的丈夫李锐，曾给毛主席当过秘书。

李锐说过一句话，很能说明范元甄的分量。

他说，范元甄的能力在自己之上。

这不是客套话，是实打实的评价。

延安时期办过一次关于宪政的辩论赛，范元甄抽到的角色是国民党代表。

抗大学员那边派出的共产党代表，被她一条一条驳得说不出话来。

现场的人都看呆了，这事在延安议论了好一阵子，最后传到了毛主席耳朵里，他由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后来有一回，范元甄在清凉山的小路上走，迎面碰上毛主席，身后跟着警卫员正下山。

警卫员告诉毛主席这是范元甄，毛主席笑了笑，往旁边让了一步，说：“小范同志你先走。”

打那以后，范元甄再碰到毛主席，毛主席都会让她先走一步。

这个举动让范元甄在延安更受关注了，她的名字也更响了。

范元甄年轻时确实意气风发，走到哪儿都是焦点。

但陈伯达对她的评价不高，话说得很直：

“范元甄是个只开花不结果的人，嘴上说得漂亮，经手的事往往半途而废。”

这话放在她后来的一些经历上看，不算冤枉。

她1921年出生在汉口一个殷实家庭，抗战初期就担任了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演剧九队负责人，起步很早。

她和丈夫李锐在延安是公认的金童玉女，两个人出身相近，都是家境不错、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这在当时挺特别的，因为很多投奔延安的知识女性嫁的是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们俩却是真正的自由恋爱，有共同的理想和话题，也是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

1939年，李锐利用去重庆开会的机会，跟范元甄匆匆结了婚。

那年他22岁，她18岁。

婚礼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办，叶剑英当摄影师，周恩来夫妇把卧室让出来给他们当洞房。

这种待遇放在当时，真不是一般人能碰上的。

但范元甄事业心很强，婚前就跟李锐约法三章，说自己绝不干会怀孕的事。

当时医疗条件差，终止妊娠对女性身体伤害极大，她害怕。

李锐向她保证：“我会下最大决心忍住。”

问题是，两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天天在一起，这种约定本来就违背常情，根本撑不了多久。

防线很快破了，而且一破再破，不断反复。

没多久范元甄就怀了孕，为了不耽误工作，她去做了手术。

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两个人照旧沉溺在男女之事里。

范元甄就此陷入了怀孕、手术、再怀孕、再手术的循环。

次数一多，她整个人变得非常敏感，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情绪越来越脆弱。

抗战胜利后，范元甄和李锐以为和平来了，决定要个孩子。

但内战很快爆发，1946年8月，中央下令战略转移，放弃承德。

命令下来的时候，正撞上范元甄的预产期。

军令不等人，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她就这么在撤退的卡车上生了第一个孩子。

那种老卡车，钢板悬挂，路又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车轮碾过每一个坑，车厢就跳一下。

分娩本身已经疼到骨头里，再加上这一路颠簸，范元甄整个人像被反复撕开。

她疼得受不了，哭着冲李锐喊：“为什么自然对女性这么不公平？”

这次经历给她的身体和心理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之后她对夫妻生活从恐惧变成了厌恶，碰都不想让李锐碰。

范元甄性格本来就强势，吃过大亏之后，把这一切都算在了李锐头上。

两个人开始频繁吵架，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

说是吵架，其实基本是范元甄一个人在高声叫嚷，情绪上来时上蹿下跳。

李锐呢，就坐在椅子上，背靠着墙，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眼睛闭着，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一副随你闹的样子。

最严重的一次，李锐第二天脸上贴着膏药去上班，看见人就低头，不敢跟人对视。

两个人的感情就在这种没完没了的吵闹里磨光了，这事在当时不算秘密，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夫妻关系不好。

所以后来李锐落难，范元甄第一时间演了一出“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她不只是飞了，是直接飞到了别人床上，在延安闹得人尽皆知，李锐的脸面算是丢尽了。

那是1943年4月，延安搞特务排查，李锐被一个大学同学诬陷成特务。

那人纯粹是出于嫉妒，一句话就把李锐送进了保安处的监狱。

丈夫成了“特务”，范元甄作为家属自然逃不掉，也要被好好“抢救”一番。

负责审查她的，是邓力群。

范元甄面对组织谈话，对邓力群的态度明显亲近，甚至带着好感。

说起李锐，她绝情得干脆：“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李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麻痹我，为了他的政治目的进行表演。我现在对他已经毫无留恋了。”

有了这个表态，她的审查很快就有了结论。

邓力群对她的定性是：“小范同志在小事上比谁都聪明，在大事上比谁都糊涂，很容易被感情蒙蔽了眼睛。”

就这么一句话，范元甄有惊无险地过了关。

但审查期间，邓力群和范元甄已经搞到了一起。

两个人干柴烈火，大白天也不避人，结果被邓力群的妻子和孩子当场撞见，事情一下子传开了，闹得满城风雨。

1944年6月，李锐洗清冤屈被放了出来。

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范元甄就把话摊开了。

她没犹豫，也没遮掩，把自己跟邓力群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李锐，话说得直接：

“我在邓力群身上重新找到了久违的爱情，我俩已经两情相悦，他答应娶我。我们好聚好散。”

李锐听完，心彻底碎了。

他没吵，也没闹，读书人那点傲气让他一刻都待不下去，转身就出了门。

手续办得很快，离了。

先是好友诬陷，再是妻子背叛，两件事叠在一起，把李锐击垮了。

他大病一场，感染了伤寒，差点没命。

范元甄婚内出轨这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完全没有被接受的可能。

影响太坏，她被下放到桥儿沟乡当乡文书。

结果邓力群居然追了过去，冒充她丈夫，在乡下一块住了一个星期。

组织上知道后非常恼火，挖别人墙脚已经够可耻了，你们还顶风继续搞。连开了五次批判大会。

这种阵势一摆出来，邓力群哪里还敢提离婚的事，当场表态一刀两断、回归家庭、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一套话说完，人就缩回去了。

这事成了延安一桩公开的丑闻。

范元甄名声扫地，从之前走到哪都有人认识，变成走到哪都被人戳脊梁骨。

职降了，薪也降了，生活待遇一落千丈。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范元甄硬着头皮去找李锐认错。

她说：“我错了，当初是我鬼迷心窍。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现在我才真正知道你好，你才是我的真爱。”

李锐压根不想复婚。太没面子了。但事情已经闹这么大，范元甄处境又这样，复婚在当时是消除影响最直接的办法。

各方面的人都来做工作，劝他以大局为重。李锐没办法，只能答应。

1949年，范元甄跟随部队从东北入关，到北平后在协和医院做了检查，诊断结果是中毒性甲状腺功能亢进。

因为之前一直在行军打仗，得不到正确诊断，耽误了治疗，等发现的时候药物已经控制不住了，只好把甲状腺全部切除。

手术后身体机能大幅下降，只能靠吃人造甲状腺素维持新陈代谢。

人彻底垮了，病痛再没离开过她。

这一年，范元甄才二十八岁。

五十年代，国家搞建设，知识分子稀缺，范元甄被重新起用。

她嘴皮子厉害，话说出来一套一套的，放在机关里正合适。

那几年她升得很快，陆续在几个工业单位当上了领导。

她在家里客厅正中间挂了一幅毛主席和江青的合影。

只要有人上门做客，她就把人引到画跟前，指着说：“注意看这里，这是江青同志的亲笔签名，是江青同志赠送给我的。”

1959年，范元甄出任北京航空总局处长兼总工，这是她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候。

当时国内正搞肃反，范元甄整个人都亢奋起来。她把厂里海外归来的技术专家一个个定性为海外特务，说这些人来航空总局的目的就是搞破坏，不让国产歼击机上天。

那阵子她好像又回到了延安时期。每天指挥一帮人搞批斗、抓人，对航空局施行军事化管理，走到哪儿都风风火火，气势压人一头。谁也不敢惹她。

可这阵风只刮了不到半年就散了。

风向一变，所有被打成特务的人全部平反，生产恢复正轨。

范元甄的处境一下子变得极其尴尬。

更麻烦的是，这时候她丈夫李锐出事了，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范元甄也跟着受牵连。

她在航空局树敌太多，这回没人替她说话，直接被撸掉所有职务，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

那是车间里最苦最累的活儿，站在炉子前面，高温烤着，汗一身一身地出。

当初被她整过的那些人，现在全成了她得抬头看的人。

范元甄反应极快，立刻称病住进了医院，申请调离。

人躲进医院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李锐划清界限。

这时候李锐已经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那边吃不饱穿不暖，托人带话过来，求她寄点吃的穿的用的。

范元甄什么都没寄。

她不仅不寄，还专门去了一封信挖苦李锐，话怎么难听怎么写。

还没完。她为了自保，把夫妻俩在枕头上说的话、李锐从北大荒寄回来的信，一封一封整理出来。

那些信里李锐讲了“大跃进”的真实情况。

范元甄全部写成揭发材料，交了上去，表示自己要“大义灭亲”。

材料装订了两大本。

邓小平看完了这两大本揭发材料，厌恶地说了一句：“太恶劣了，全部烧掉。”

事情后来传到范元甄耳朵里。

她听了之后不觉得丢人，反而说：“这说明我的揭发材料重要到需要被销毁。”

李锐被伤透了心，提了离婚。

范元甄要的就是这个。

1961年，两人第二次离婚。

范元甄为了保住自己，已经做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范元甄这种对人的方式，其实早有苗头。

李锐的母亲成分是地主。

范元甄要求李锐跟母亲断绝来往，说不断绝就是丧失阶级立场。她不让婆婆进家门，李锐没办法，母亲来了只能安排在招待所住。

这两人的关系让外人看不太懂，李锐被她一伤再伤，可在这段婚姻里始终被动，好像总被她牵着走。

对她的亲哥哥也一样。

她哥哥的老丈人解放前去了台湾，范元甄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属，主动把这事告到了哥哥单位。

结果亲哥被连降两级，文革期间全家又被下放到农村。

弟弟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成绩很好，学校准备保送他去苏联留学。

范元甄是他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学校按程序来征求她意见。

她一句好话没替弟弟说，反而告诉学校：这个弟弟思想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比较浓，不适合出国学习。

一句话就把弟弟的留学路堵死了。

对亲生女儿，她也下得去手。

女儿李南央工作不顺利，在家时不时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

范元甄把这些全记下来，给女儿车间书记写了封信，揭发李南央思想反动。

那年李南央才十五岁。

还好车间书记是个好人，把小姑娘叫去谈了一次话，轻描淡写把事情处理了，私下告诫她说：

“你妈这是为你好，怕你到处乱说，你要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以后在家也注意点，这种话不要流露出来。”

范元甄疯狂地揭发丈夫，揭发亲人，连女儿都没放过。可文革一开始，她自己成了第一批被抄家、被下放到干校劳动的人。

北京航局那边也没忘了她，人家专门派人，把已经离开六年、人都下放了的范元甄揪回局里批斗。

罪名就是她当年小题大做、不分青红皂白迫害同事。

人到了这一步，处境不用多描述。

1979年，李锐再次平反。

职务恢复，待遇恢复，补发的薪水也下来了。

范元甄知道消息后，又找上了门，提出复婚。

李锐犹豫了。

就是这么一个屡次背叛他、伤害他的女人，他居然犹豫了。

可能是这辈子太缺爱了，范元甄一开口，他心里那根弦还是动了一下。

但他这回没直接答应，想了想，决定先问问女儿的意见。

他去找女儿李南央，话还没说完，李南央就急了，直接拦住：

“你要是想多活几年，想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坚决不能复婚。妈妈的自私和疯狂是永远不会变的，那种噩梦我们不能再有了。”

李锐回去，把范元甄拒了。

范元甄知道是女儿坏的事，大骂李南央无情无义。

李南央不放心，怕父亲哪天又心软，开始张罗着替他相亲，帮他物色合适的人。

没多久，李锐跟第二任妻子结了婚。

消息传到范元甄那里，她炸了。

她跑来找李锐，换了一套说法，说他这么多年对家里孩子不管不顾，没尽抚养义务，要他补齐生活费。

李锐同意补，但范元甄在数额上狮子大开口，两人又大闹一场，不欢而散。

范元甄把话挑明了：“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她说到做到，开始一封一封往中央写信告李锐，一会儿说他作风有问题，一会儿说他反党反革命。

李锐被搅得鸡犬不宁。刚好他年龄过了线，干脆主动请求离休，不干了。

晚年范元甄一个人住，心态越来越歪，脾气越来越刻薄。

家里有个老阿姨照顾她，她让人家睡厨房，床是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凑合的。

端上来的菜稍微凉一点，张嘴就骂。

因为女儿的缘故，范元甄和李锐偶尔还会碰面。

每次见面她都要闹一场。

有一回李锐实在压不住了，当面把她的缺点一个个指出来，一共列了九个：“任性、自高自私、气量狭窄、软弱缺坚强、不照顾别人、善于使人难堪、急躁缺毅力、无涵养与自制、计较地位。”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连个磕巴都没打。

范元甄这人，是有一定才华的，但过于浮，浮到在哪个岗位上待不长，职位始终有限。

跟同时代很多人比起来，她挨的直接冲击不算最猛，但她为了自保，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激烈程度比谁都狠。

最让人看不懂的，还是李锐对她的态度。

被她这样反复往坑里推，这么多年，李锐嘴里一句范元甄的坏话都没说过。

甚至还原谅她，答应复婚。这实在说不通。

范元甄这人，能力和品格都算不上好，但拿捏李锐这一套，她是真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