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后赠送的“大礼”就在辽宁锦州，但至今未发现

大广济寺塔，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的 古塔公园内 ， 距今近 1000 年，被很多人称为“锦州古塔”“锦州大塔” 。塔的 不远处，小凌河蜿蜒而过，塔河相依，成为 锦州城标志性景观 。

一直以来，大广济寺塔 的建造缘由、始建时间以及塔上佛像的身份， 藏着 诸多谜团。 今天，辽远书局将 依据史料记载 、 考古发现 、 学者研究， 用通俗的语言逐一揭开这些尘封已久的秘密，带大家走进 锦州古塔 背后的故事。

首先，辽远书局要回答的问题是：辽代，为什么要在锦州城内建造这样一座古塔呢？

提及原因，锦州民间流传着许多充满奇幻色彩的传说。

相传远古时期，锦州曾是一片汪洋。有条恶龙在此兴风作浪，祸害百姓。玉皇大帝见状，投下一口锅盖化为陆地，想要困住恶龙。可恶龙的嘴没被盖住，依旧往外喷水，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当地官员用尽办法，也没能堵住龙嘴。

一位老道来到此地，嘴里反复念叨： “ 镇龙修塔、修塔镇龙 。”官员觉得老道来历不凡，便按照他的话，召集人力建造大塔。塔建成后，恶龙果然被镇住，锦州也逐渐安宁繁荣起来。

这个 “镇海眼、锁蛟龙”的传说，在锦州流传甚广。它寄托了古人祈望河清海晏、物阜民丰、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但这并非建塔的真正缘由。想要探寻真相，还得从辽代的社会背景与宗教信仰说起。

辽初，锦州属于 “ 头下军州 ” 。 所谓 “头下军州”， 是 辽代 一种特殊的行政 建制 。 锦州这处 “头下军州” 归皇帝与皇后私人所有，由宫廷卫队统领，专门为宫廷服务。

北宋太宗年间，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载，锦州等地 “ 地生桑麻贝、锦，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丝蚕户 ”。 这就明确了锦州与辽代皇室的特殊关联。

这里的太后， 就是 “杨家将”里频繁提及的萧太后，也是 辽景宗皇后、辽圣宗生母承天太后萧燕燕，汉名萧绰 （ 她 死后葬在锦州北镇 ） 。 那时候的 锦州百姓不用缴纳田租，专门从事蚕织工作，为皇室提供丝织品，身份特殊且与皇室联系紧密。

不过，大广济寺塔的建造时间要晚于 “萧太后”一百多年。建造它的时候，“萧太后”已经去世五十多年。当时在位的皇帝是辽道宗，即“萧太后”的重孙子。

明嘉靖十一年（ 1532 年）的《广济寺重建前殿记》中，明确记载了建塔的初衷：“ 为藏皇太后所降之舍利子也。 ”

这里的 “皇太后”，是辽 道宗耶律洪基的 母亲 ——仁懿皇太后萧挞里（ 死后葬在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 的 庆陵，哀册盖目前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而非 “萧太后”萧绰。

当时，锦州虽然已由 “头下军州”变为“ 锦州临海军（节度州） ”，但因为这里曾是皇帝皇后私人领地，所以依然延续“皇家风采”。这也是为什么皇后所获舍利子埋在锦州、大广济寺塔建在锦州的原因。

皇后所获的舍利子是怎么来的呢？

辽远书局告诉你， 宋辽 “澶渊之盟”后，两国长期保持和平交往与文化交流。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 1053 年），北宋仁宗皇后曹氏（慈圣光献皇后）向辽兴宗皇后萧挞里（后来的仁懿皇太后）赠送了绿、白、赤三色佛舍利，成为宋辽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萧挞里收到舍利后，将其暂时安放在锦州临海军普济寺，也就是今天大广济寺的前身，并决定专门建塔，以永久供奉这一珍贵圣物。但这三色佛舍利至今未发现，

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后，遵照母亲仁懿皇太后的旨意，在锦州敕建佛塔，初名 “无垢净光舍利塔”，也就是今天的大广济寺塔，专门用于安放这批来自北宋的佛舍利， 由此， 塔寺一体的格局正式形成。

长期以来， 很 多资料都认 为大广济寺塔建于辽代道宗清宁三年（公元 1057 年）。这一结论的来源，是对《续通志·大广济寺塔记》的引用。但随着史料考证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早期的引用存在严重错误，这也导致对建塔时间的判断出现了偏差。

最初，《锦州名寺考》等文献将《钦定续通志》中对《大广济寺塔记》的记载，误引为 “ 清宁三年立，旧锦州 ”。并据此直接认定， 1057 年就是广济寺塔的建造时间。

《 续通志 》的 全名是 《钦定续通志》 ， 是清代乾隆时期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为《通志》的续编 。 南宋 的 《通志》是一部通史性质的史书，但其内容仅止于唐代。为续补《通志》之后的历史，乾隆三十二年（ 1767 年）， 乾隆 敕命编纂《钦定续通志》，以延续《通志》的体例和内容。

然而，当学者们查对原文后才发现，《续通志 ·大广济寺塔记》的真实记载是“正书，清宁三年。锦州”。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这通碑石的字体是正书（也就是楷书），立碑的时间是清宁三年，立碑的地点在锦州。

这里的关键在于，为一座建筑物立碑，通常是在它落成之后。因此，清宁三年（1057年）应该是广济寺塔竣工并立碑的时间，而绝非始建时间。

这一发现意味着，广济寺塔的建造时间，其实要早于 1057 年。 想要确定具体的始建时间，还需要结合辽代塔式建筑的施工工期规律来推算。

在辽代众多佛塔中，有明确记载的辽庆州白塔，在动用军队参与建造的情况下， “ 仅二年半时间得以完工 ”。这是目前已知的辽塔建造最短工期。

如果广济寺塔在清宁三年（ 1057 年）竣工并立碑，按照庆州白塔的最短工期推算，广济寺塔的最晚始建时间，应该是清宁元年（ 1055 年）。

这一推算结果，与《广济寺重建前殿记》中引述金代高链《塔记》里“ 肇造于辽道宗清宁间 ”的记载，恰好相互吻合，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的合理性。

如果 进一步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合理推断，广济寺塔的建造时间可能还要更早。

《锦城大广济寺重建前殿碑记》中有 “ 肇造於契丹之初 ”的记载。按照辽代“先有寺后有塔”的一般规律，如果广济寺始建于辽兴宗重熙年间（ 1032 — 1054 年），那么作为寺院重要组成部分的佛塔，其始建下限就可能落在这一时期。

这一大胆推断并非无凭无据，在广济寺塔维修时发现的铜钱币，为时间考证提供了关键的实物线索。

在维修过程中，工作人员在塔体上发现了多枚不同年号的铜钱币。其中，最早的是 “周元通宝”，始铸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 955 年）；最晚的是北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 1017 年 — 1021 年）铸造的“天禧通宝”。

这枚最晚的 “天禧通宝”，与辽道宗清宁年间（ 1055 年 — 1064 年）相差了 30 余年。按照考古学的基本规律，前代不可能出现后代的物品。因此，广济寺塔的建造时间，绝不可能早于“天禧通宝”铸造的 1017-1021 年间。

同时，这一发现也与宋辽时期的历史背景相符。宋辽 “澶渊之盟”（ 1005 年）后，宋朝每年向辽国进贡大量的金银和铜币。这使得辽国流通的宋钱数量远多于辽钱，辽朝甚至没有了大量铸币的必要。

这些宋钱流入辽国后，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市面上流转，之后才可能被瘗埋入塔中。“天禧通宝”铸造 30 年后出现在广济寺塔中，恰好印证了建塔时间晚于 1021 年，与前文推算的“清宁间始建”形成了完整的时间闭环。

值得澄清的是，有部分文章称广济寺塔建于1057—1063年，耗时六年才完工，甚至还杜撰了“八方镇餮浮图”的别称。

结合庆州白塔仅用两年四个月便建成的案例来看，同为皇家佛塔的广济寺塔，耗时六年建造的说法也不符合常理。因此，综合史料纠偏与实物佐证，广济寺塔的始建时间应在辽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前后，竣工于清宁三年（ 1057 年）并立碑记事，这一结论更为严谨可信。 （ 综合多位学者研究成果，一并致谢。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辽远书局，专注辽宁地域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