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学广州，香飘四季

□梁凤莲

近百多年间，从近代到当代，广州成为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风向标。与之同步，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的广州形象，仿佛时间长廊中的一张张照片，由时代打光、城市布景、作家个人经历学识修图而成，折射出光阴的沧海桑田、人间的千变万化和城市魅力的持久永恒。

近代：百年未见之“怪现状”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70余年间，广州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很多百年未见之“怪现状”发生在广州，因此，大量章回体小说以广州为故事背景或者描写广州发生的事件。

笑翁的《羊石园演义》排印于1899年，虚构人物“苏氏”一家在广州城破前后的遭遇，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两广总督叶名琛失城、广州军民反抗的全过程。同一年由香港书局排印的“不题撰人”的《林文忠公中西战记》同为章回体小说，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讲述林则徐虎门销烟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故事。类似以真人真事为蓝本虚构成章回体小说的，还有1905年在香港出版的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小说的第一回讲到洪秀全在广州受洗。

除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宏大政治事件，中国发生的细微社会变化也在广州上演，最为典型的便是“卖猪崽”。吴趼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小说》连载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4年《绣像小说》连载旅生的《痴人说梦记》、1905年上海刊印无名氏的《苦社会》、1907年署名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1909年小说改良社印刷治逸的《新七侠五义》等等都写了广州和香港“卖猪崽”的现象。

不可否认，近代广州内忧外患，小说中的广州也千疮百孔，成为作家批判现实的靶子。但自古以来，广州也有繁华热闹多彩多姿的一面，不少小说写到广州的节庆、民俗文化，比如，刊刻于嘉庆九年（1804）但常被学者归入近代小说中讨论的庾岭劳人的《蜃楼志》，就描写了广州人过端午、中秋、重阳、春节等等节日的习俗。

1927：“红中夹白”的小高潮

对于广州来说，现代文学是沉寂的冬天。一方面，广州缺乏属于自己的、强大的创作队伍；另一方面，广州并非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省作家对于表现广州的热情并不高。但凡事总有例外，1927年前后，鲁迅、郭沫若、茅盾、成仿吾、郁达夫、郑伯奇、王独清等一批左翼作家和创造社成员集中南下广州，推动广州的文学表达形成了一个小高潮。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掀起高潮。郭沫若从上海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组织“创造社广州分部”，发表《革命与文学》，北伐开始后随军北上。1927年，鲁迅从厦门移居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后蛰居白云楼撰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完成《朝花夕拾》部分篇目。对于广州，鲁迅的评价是：“像红布标语中写的白字那样，‘红中夹白’”。1926年，郁达夫应郭沫若邀请南下广州，1927年回到上海后发表《广州事情》，引发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伴批评。郁达夫还有一些文字描绘政治以外的广州，其笔下的广州延续了清末沈复《浮生六记》的余味，浓缩了旧社会广州的风流享乐，泛舟荔枝湾，远望白云山，然后去陈塘逍遥，他眼中的广州与大革命的风暴无关，只是醉卧美人的温床、逃避现实的梦乡。

抗战胜利后，黄谷柳在香港《华商报》连载长篇小说《虾球传》，讲述珠三角城市市民生活，被茅盾称赞为“华南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

十七年文学：迎来一个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当代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高峰，革命题材、农村题材成为热点。广东作家此时兵强马壮，广东作协拥有陈残云、欧阳山、吴有恒、杜埃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吴有恒1962年创作了《山乡风云录》，陈残云1963年创作了《香飘四季》，都是反映岭南农村新面貌的佳作。广州以独树一帜的文学形象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座南方城市代表着温暖、美丽、丰富、积极、乐观和可亲可爱。

相对而言，城市题材、市民生活变得门庭冷落。因此，同一时期欧阳山的《三家巷》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当年这部小说因为描写革命者的爱情与生活而受到广泛的批判，今天看来，恰是《三家巷》树立了广州地方特色小说的标杆：一是时代洪流与个人命运的碰撞，《三家巷》中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张太雷，出现了真实的历史事件沙基惨案、广州起义等；二是以浓郁的地方特色作为人物活动背景，如乞巧节，“依照广州的风俗，乞巧这天晚上姑娘们摆出巧物来，就得任人观赏，任人品评”；三是作品的全国影响力和长期影响力。这个时期广州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还有秦牧的散文名篇《花城》。

1961年前后，国内很多著名作家都来到广州，写下不少热情歌唱广州美好的散文名篇，例如老舍的《春来忆广州》、冰心的《记广州花市》和杨朔的《荔枝蜜》，不过，这些文章的影响力都无法与秦牧的《花城》相提并论。

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南风窗”

“文革”过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依次出现，岭南小说创作进入新阶段，这一阶段以改革开放为主题，城市重新回到了文学的聚光灯下。代表作品有林经嘉的《急流》、钱石昌的《商界》、陈国凯的《大风起兮》、吕雷的《大江沉重》等，在改革文学中，广州成为新旧观念交锋的战场，是改革力量稳固的大后方。《大风起兮》创作于1994年，生动描绘早期开发区的躁动氛围，如“三来一补”企业、走私暗流等。《大江沉重》出版于2008年，因此，更为全景化地描绘了城市变化，小说以广州等城市为原型虚构了“南都市”，核心情节是“杀出一条血路”的体制改革。

随着城市地位的提升，广州历史和广州文化日渐成为本土作家重点关注的题材，大家开始用小说探索城市文化的起源。杨万翔2004年出版《镇海楼传奇》，通过镇海楼的建造、毁灭、重生，串联明清易代之际广州城的命运，探讨岭南文化的韧性。对于故乡广州，本土作家感到“更有责任让她成为一个深沉稳重、高贵优雅的城市”（伊妮），伊妮在1994年出版了以高第街许氏家族为原型的《千秋家国梦》。

新时代：“广州写作”有再起之势

进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提升为广州的文学表达开启了一个真正多元化的创作格局。从创作主体来看，大量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涌入广州，广州的作家群体也随之壮大，一类是广州本土作家，一类是新客家作家，两类作家都热情讴歌广州，从不同视角描写广州的变化。以张欣《如风似璧》、王十月《不舍昼夜》等为代表，关于广州的文学写作有再起之势。

回顾百余年文学历程，随着城市地位的变化，经过数代人的潜心经营，广州的文学形象从支离模糊、边缘负面变得中心正面、清晰明亮。变化，是广州文学形象不变的主题，目前广州已经日渐进入一个文学创作的繁荣阶段，可以预见，未来表现广州的文学作品一定会像迎春花市一样，香飘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