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庾信史事考辨

从文学史角度上来讲，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文学家，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特殊时代和复杂人生经历，促成了他既达到“穷南北之胜”的文学高度，又对接下来的隋唐时期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针对庾信在侯景之乱这一重大事件的参与程度，前人并没有进行深入发掘。本文通过对侯景之乱以及江陵时期庾信的政治身份进行考察。重新研究庾信在侯景之乱前后的表现，以还原人物在历史中的本来面貌。

庾信本人早期仕宦经历再考

按照庾信的生平记载，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周书》卷41《庾信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733页）因家传渊源，大通元年（527年）时，年纪轻轻便任昭明太子东宫讲读。“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点校：《庾子山集注·滕王逌原序》，第57页）此时东宫太子为昭明太子萧统。中大通三年（531年），昭明太子故去之后，被立为太子的并不是萧统之子，而是晋安王萧纲。梁武帝此番作为，也成为梁末宗室内斗的原因之一。此后庾信与其父共仕东宫。“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周书》卷41《庾信传》：第733页）此段时间，庾氏父子作为太子萧纲的东宫近臣，深受萧纲重视，成为萧纲的心腹，并与徐氏父子并称，其作品成为当时南梁的文学风尚。根据《法宝联璧序》记载与前人研究，庾肩吾长时间追随萧纲，且自萧纲成为皇太子之后，至大同五年（539年）一直担任此职，作为萧纲的心腹，庾信亦是如此。

除却在太子萧纲处任官之外，侯景之乱前，庾信还与湘东王萧绎有过亲密来往。“于时江路有贼，梁先主使信与湘东王论中流水战事，丑徒闻其名德，遂即散奔，深为梁主所赏”。（《庾子山集注·滕王逌原序》，第57页）

此处出现了三位梁朝皇帝的代指。其中“梁先主”应是梁武帝，与后文的“梁主”和湘东王对应。“梁主”很有可能就是萧纲。至于梁元帝萧绎，此处被称作“湘东王”。因立储一事，梁武帝诸子之中关系复杂，前太子萧统与邵陵王萧纶关系亲近，与萧纲则关系恶劣。“简文虽居储贰，亦不自安，而与司空邵陵王纶特相疑阻。纶时为丹阳尹，威震都下。简文乃选精兵以卫宫内。兄弟相贰，声闻四方”。（《南史》卷52《萧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296页）而此时太子萧纲与湘东王萧绎的关系尚处在“元帝与简文相得”的阶段，双方书信往来频繁，有《与湘东王书》传世。同时，中大通六年（534年），萧纲僚佐完成《法宝联璧》的编撰，尚有萧绎为之作序，他们仍然有意识地维系珍贵的感情。不似后来的侯景之乱时期，萧绎承制，总督天下兵马，却四处征讨梁朝宗室，却不承认萧纲的帝号，亦不承认其为帝的事实。

庾信与萧绎讨论战事的时间，倪璠《庾子山年谱》据《梁书·武帝纪》定为大同八年（542年）“安成郡民刘敬躬挟左道以反……江州刺史，湘东王遣中兵曹子郢讨之。”（《梁书》卷3《武帝纪》，第87页。）又《哀江南赋》中庾信云“论兵与江汉之君”。按湘东王萧绎在大同六年（540年）十二月始任江州刺史，至太清元年（547年）改任荆州刺史。称他为“江汉之君”自然是十分恰当。另据《资治通鉴》记载，刘敬躬叛乱之时，“南方久不习兵，人情扰骇”，（《资治通鉴》卷第158《梁纪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4910-4911页）《哀江南赋》亦云“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庾信的军事才能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平叛之中被萧纲得知，从而在侯景之乱中将其放在战略上的重要位置。但最终庾信表现不佳，纵是萧纲识人不明，亦是多方因素合力导致的结果。

《庾子山集注》

朱雀航之败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乱爆发。庾信时年三十六岁，任建康令，被赋予了重要的守卫任务。“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周书卷31《庾信传》，第733-734页）朱雀航时在建康城南朱雀门旁，作为一座浮桥，战时可具有防御作用，阻碍敌船的航行，在东晋南朝数百年内历次有关建康的战争中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史书中多有描述，亦称“朱雀桁”。可以说，庾信能在朱雀航驻守，足以证明萧纲对其信任有加。

目前有关侯景之乱中庾信的表现的记载分布在《梁书》、《周书》和《资治通鉴》中，以《资治通鉴》记载较完整：“太子见事急，戎服入见上，禀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问为！内外军事，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书省，指授军事，物情惶骇，莫有应募者。朝廷犹不知临贺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门，宁国公大临屯新亭，大府卿韦黯屯六门，缮脩宫城，为受敌之备。大临，大器之弟也。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临贺王正德守宣阳门，东宫学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门，帅宫中文武三千余人营桁北。太子命信开大桁以挫其锋，正德曰：‘百姓见开桁，必大惊骇，可且安物情。’太子从之。俄而景至，信帅众开桁，始除一舶，见景军皆着铁面，退隐于门。信方食甘蔗，有飞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走。”（《资治通鉴》卷161《梁纪十七》，第4986页）

由《通鉴》记载得知，在侯景之乱时，金陵的军事防御大权经过梁武帝的首肯，已经过渡到太子萧纲的手中。胡三省在本文注中引《资治通鉴考异》一说：“《太清纪》云：太宗见事急，乃入，面启高祖曰：‘请以军事并以垂付，愿不劳圣心。’《南史》云：帝曰‘此自汝事，何更问为！今从《典略》。’”（《资治通鉴》卷161《梁纪十七》，第4986页）《典略》即唐人丘悦作《三国典略》。可见虽然《太清纪》所述细节与《南史》略有不同，但倾向一致，即太子萧纲此时是掌管金陵军事防御大权的最高长官，而从其任命的防御官员也能侧面证明。除却庾信之外，萧纲所任用的临贺王萧正德、宁国公萧大临是宗室，其中萧大临更是萧纲亲子。韦黯是军中宿将。“时宿将已尽，后进少年并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韦黯”。（《南史》卷63《羊侃传》，第1545页）虽然史书记载其“懦而无谋”，然此时军中已近乎无人可用。另一人柳津亦曾担任太子东宫长史。除此之外，城中防御皆倚仗老将羊侃，萧纲对其的态度则是“简文深仗之”。（《南史》卷63《羊侃传》，第1545-1546页）故我们暂可认为，侯景作乱之时，萧纲所任用者大抵有两类人士，一者是建康城内的梁朝宗室，一者是萧纲当太子时的东宫近臣。庾信便属于第二种。萧纲之所以如此安排，除却防御侯景之外，面对武帝后期宗室诸子争斗复杂的形势，也未尝没有防御邵陵王萧纶等与其敌对宗室之心。

同时我们不难看出，《资治通鉴》对于庾信的记载存在着大量的小说家言式的人物细节描写，而这种描写恰恰能反映出庾信在防御朱雀航时的无能。虽然战争的具体过程现在我们不得而知，但金陵防御战的失败确是一目了然。根据前文《考异》所言，司马光在撰写这一时期史书时引用了梁朝宗室萧韶所著之《太清纪》，今已不存。按萧韶此人亲身经历侯景之乱，又受梁武帝所托出城投奔萧绎，宣读密诏，使得萧绎具有乱世中扩大其军事实力的合法性。《太清纪》的记载应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萧韶此人和庾信的关系却十分恶劣。

“韶昔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南史》卷51《萧韶传》，第1270页）

史书中记载韶“接信甚薄”、“有自矜色”而庾信“西上江陵”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侯景之乱中庾信的不光彩表现。至于“韶甚惭耻”，可能是史家珍惜庾信的特别书写。若司马光引用《太清纪》，则我们所见有关庾信食甘蔗的记载恐不足为信。除却庾信自身军事才能有限外，我们回顾这场战役时就会发现，太子萧纲的选人亦具有重大问题。

首先则是梁朝宗室萧正德。其人梁书有传。初梁武帝无子，养萧宏三子萧正德为子。后萧统出生，萧正德还本。萧正德未被册封为太子，一直怀恨在心，曾一度逃亡之北魏。但梁武帝并未重罪于他，反而对其多有优待。然而此人“累试无能，从是黜废，转增愤恨，乃阴养死士，常思国衅”。（《南史》卷51《萧韶传》，第1270页）在侯景之乱中早与侯景勾结。“侯景知其有奸心，乃密令诱说，厚相要结。……遂许之。及景至江，正德潜运空舫，诈称迎荻，以济景。朝廷未知其谋，犹遣正德守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引军与景俱进”。（《南史》卷51《萧韶传》，第1270页）

又《梁书·侯景传》载：“既而景至朱雀航，萧正德先屯丹阳郡，至是，率所部与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余人屯航北，见景至航，命彻航，始除一舶，遂弃军走南塘，游军复闭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马授王质，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质至领军府，与贼遇，未阵便奔走，景乘胜至阙下。”（《梁书》卷56《侯景传》，第842页）

侯景能够顺利进入金陵，除却庾信守城不利，萧正德早与侯景暗通款曲之外，王质援军也未及时到达。王质之败不仅在于建康的防御战，而早在侯景渡江之时这场战役的失败便初露端倪。《梁书·陈昕传》所载其与王质针对侯景渡江的换防一事：“‘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虑不济。’乃板昕为云骑将军，代质，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领游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为景所擒。”陈昕是名将陈庆之的儿子，少为朱异所奇，又曾经担任过邵陵王常侍。而邵陵王则与萧纲不和，陈昕自然很难受到萧纲的信任，最后被侯景所擒杀害。

虽说萧纲的选人存在着重大问题，使得金陵防御战最终失败。但庾信作为朱雀航的主要守将，其种种行为都展示庾信兵败逃走的事实。等侯景攻入都城之后，城中守军失控，士大夫们的胆怯也超出想象。“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促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颜之推撰，张霭堂译注：《颜氏家训译注·涉务第十一》，齐鲁书社，2009年，第142页）纵观梁朝所任建康令，却无一人名王复。若除去史书缺载的考虑，“王复”之名更多则是希望梁朝皇帝复兴的代指。侯景之乱时期的建康令正是庾信。颜之推无论是否曲笔回护，“王复”是否便是庾信，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此记载都能表明当时士大夫的一种畏战心态。

《金陵古今图考》，明陈沂撰，明正德十一年刊本

江陵时期的庾信

侯景攻入金陵城之后，庾信经历了一段困守台城的时光，之后庾信出奔江陵，投靠萧绎。《梁书·庾肩吾传》载：“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喻当阳公大心，大心寻举州降贼，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几卒。”（《梁书》卷49《庾肩吾传》，第692页）庾信应与其父庾肩吾一同奔逃至江陵。而庾氏父子在投奔江陵之后，其政治待遇不仅不低于在萧纲处，反而有所上升。庾肩吾虽然在到达江陵之后不久便去世，但萧绎给予了他极高的政治地位，并亲笔为庾肩吾书写墓志，不乏有颇多赞美：“瑚琏之器，无惭垂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庙。故赠散骑常侍、中书令，盖旌贤也。”（王连龙编撰：《南北朝墓志集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49页）

萧绎本人是著名的文学皇帝：“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梁书》卷5《元帝纪》，第135页）其对庾肩吾的评价颇高：“瑚琏之器”、“杞梓之材”。中书监、令之官虽然在南梁时期成为清闲无事的荣誉头衔，但检索南梁历代中书令，也多是宗室和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世家大族，足以见得对于庾肩吾的重视。体察其原因大概有二：一者是作为文学家本身的认同，二者因为庾氏父子闻名于当世，萧绎为拉拢南梁臣子，给予其极高的政治地位也在情理之中。

庾氏父子到达江陵之时，正是萧绎实力最强盛的时期。此时的江陵是梁朝的政治中心，同时萧绎本人亦有夺位之野心，更获得了梁朝的官方许可。“三年三月，侯景寇没京师。四月，太子舍人萧韶至江陵宣密诏，以世祖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余如故”。（《梁书》卷5《元帝纪》，第113页）随着萧绎承制及正式即位，庾信本人前后的任官经历了两个阶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转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加散骑常侍。”（《周书》卷41《庾信传》，第734页）

南朝时期的御史中丞多出自高门，并且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且从职权、官品、尊崇程度同魏晋相比多有所提高。至于右卫将军之职，《隋书·百官志》载：“三等上州刺史，左右卫将军，秘书监，银青光禄大夫，散县侯，开国县伯，为第三品。”（《隋书》卷27《百官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765页）此时庾信作为梁朝的高级官员，相较于其后半生在北朝的仕官，此时政治地位之高应是毫无疑问的。

西魏灭梁后，庾信出仕西魏：“江陵平，拜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寻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孝闵帝践阼，封临清县子，邑五百户，除司水下大夫。出为弘农郡守，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进爵义城县侯。俄拜洛州刺史。”（《周书》卷41《庾信传》，第734页）滕王宇文逌评价为：“降在季世，秩居上品，爵为五等，荣贵两朝。”但所谓“抚军将军”、“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都是戎号，“右金紫光禄大夫”是散官，“大都督”、“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勋官，都是虚职，政治实权有限。至于“司水下大夫”、“弘农郡守”、“司宪中大夫”也都是一些中级官职。虽然他与北周的四帝、宗室、重臣均有过文学上的来往，但这并不能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帮助。直到周明帝之时，庾信担任麟趾学士，依旧是作为北朝的文学侍从之臣。除却政治生命基本止步不前之外，庾信在北朝的经济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拮据的状态。故而在梁元帝登基之后的承圣年间，庾信不仅是重新恢复了往日的荣宠，更是其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

梁元帝即位之后，庾信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校书：“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校，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左民尚书周弘正、黄门郞彭僧朗、直省学士王珪、戴陵校经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郞颜之推、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纪、中书郞邓荩、金部郞中徐报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郞王固、晋安王文学宗善业、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也。”（《北齐书》卷45《颜之推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622页）

这是梁末文人的一次重要聚会。对于萧绎来说，这是在平定侯景之乱后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同时，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将文化权力转变为政治权力。而对于参与校书的人群来说，这是一项莫大的殊荣，得以参与国家性的文化事业当中。故而庾信能够参加江陵校书这一重要的文化活动，恰恰是其文学才能与身份地位尊崇的表现。

结语

赵翼有云：“六朝忠臣无殉节者。”史书中对于庾信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阶段。初唐时期的史书对庾信及其文学基本没有正面评价，令狐德棻评价其文为“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周书》卷41《庾信传》，第744页）而即便是在一个朝代，评价者身处不同立场对庾信的评价也截然不同，如全祖望，他直接评价庾信为“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毁冕之馀，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说者也。”（陈志平编著：《庾信诗全集》，崇文书局，2017年，第428页）全祖望本人是明朝遗老，他的看法自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合，在彼时那个格外强调士大夫忠君爱国的环境之下，评价庾信这样一个仕宦三朝的臣子亦无可厚非。而同样是清朝的魏源却如此评价：“或谓子山终餐周粟，未效秦庭。虽符麦秀之思，究惭采薇之操。然六季云扰，多士乌栖，康乐、休文，遗讥心迹。求其廉颇将楚，思用赵人，乐毅奔郸，不忘燕国者，又几人哉？首丘之思，亦可尚已。”（魏源撰：《诗比兴笺》，岳麓书社，2004年，第502页）这种看法已经远离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心态，极可能给庾信本人一种客观的评价。

综上所述，侯景之乱作为南北朝时期的关键历史事件，对南梁的政治格局与文化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庾信则因其特殊的仕宦经历成为记载侯景之乱和王朝变迁的重要人物。通过对侯景之乱前后庾信史事的再度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这位南北朝重要人物的政治身份与历史形象，也为理解梁末的政治变迁、文学发展提供了更深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