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少女险些轻生：马尼拉自杀数翻3倍，AI竟成了帮凶！

马尼拉青年自杀人数上升，背后涉及情绪困扰和数字时代诱因，也促使外界呼吁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心理健康支持资源。

菲律宾社会宗教氛围浓厚，如今正开始以更公开的方式面对心理健康问题。马尼拉青年自杀人数持续上升，引发社会对弱势群体支持体系不足的担忧。

2018年，时年16岁的马尼拉高中生梅西·卡斯塔涅达·李，在长期承受过往创伤后，一度动过轻生念头。这些创伤包括童年时期遭受猥亵。

如今，李已成为一名记者，并创办了心理健康倡议组织“纯净天赋”。在同为临床心理学家的母亲理解和支持下，她把那段经历转化为推动倡议工作的动力。

李说：“那段状态持续时间不算太长……幸运的是，我很快意识到自己陷入了那样的想法，然后我会告诉母亲。她处理得非常好。”

她说：“真正让我震动的是，我有很多朋友也经历过类似的事……这种情况比我们想象中更常见。”

她还表示：“开始做这些项目后，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也看到很多人处在和我相似的处境里，我不希望他们一直被困在那里。”

大约有1250万菲律宾人患有心理健康障碍，主要是抑郁和焦虑，这些问题有时会发展为自杀念头。

李的经历折射出马尼拉大都会一个令人警醒的趋势。菲律宾国家首都地区警察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3月23日，当地共记录111起自杀案件，而去年同期仅为33起。

对于为贫困菲律宾人提供危机心理辅导的非营利机构“根基基金会”来说，这一数字显示，一个宗教色彩深厚、但正在变得更开放的社会，正承受现代压力带来的心理健康挑战。

该机构负责人妮基·克鲁斯－伊瓦涅斯说：“在我看来，部分原因很简单，就是现在人们比前些年更愿意公开表达，所以统计数字更高了。”“但我也不能排除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压力源更多了，这可能确实推动了数字上升。”“根基基金会”心理学家本杰明·瑞安·拉内塞斯说，过去，死于自杀的人得不到天主教会的祝福，医院有时也会把这类死亡登记为意外事故。

他说：“但我认为现在，医疗服务提供者更愿意承认，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都属于可以干预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心理健康问题来处理，就能提供更多干预，不只是针对自杀未遂者本人，也包括他们身边的人。”

情绪困扰、关系问题、经济困难和个人丧失，是菲律宾心理健康危机背后的部分因素，而这些问题在青年群体中尤为突出。

菲律宾国家首都地区警察局表示：“这些挣扎往往不易被察觉，但会留下细微的预警信号。只要家庭、同伴和社区保持警觉，就有可能发现。”“根基基金会”运营的在线求助热线“此刻”也发现，因压力、经济负担、人际关系或家庭问题而寻求帮助的信息正在增加。

该机构辅导服务经理阿琳娜·纳蒂维达说：“通常，真正把一个人推到求助这一步的临界点，是这些困扰已经开始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希望有专业人士帮助自己走过去。”

拉内塞斯说，对不少来访者而言，当他们觉得内在调节和自我解决办法已经耗尽时，自杀就会变成一个现实选项。心理健康倡议者李对此表示认同。

李说：“我以前很多抑郁情绪，来自一种感觉——我以为一切就这样了，我以为自己的想法就是真实世界，也以为眼前的环境会永远持续下去。我觉得自己根本逃不出去。”她补充说，这类自杀意念持续了几个月。

专家表示，除了焦虑和个人困境，网络上传播的名人死亡消息，以及普遍存在的网络霸凌，也可能在加剧自杀念头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她说：“有时，这也会让人产生一种‘原来还可以这样’的可能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会特别留意来访者是否说过自己其实害怕真的去做；这种恐惧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因素。”

拉内塞斯说，这类念头会通过近距离经验传播，带有某种“传染性”。他说，自己曾与一名精神科医生交流，对方在一名学生死亡后，评估了一所学校里接连出现自杀意念的学生。

他说：“后来发现，自杀方式被发到了社交媒体上，甚至还被直播，然后又被转发。学校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还补充说，孩子们也会接触到一些详细介绍如何结束生命的网站。

拉内塞斯表示，一些年轻人之所以会把自杀看作解决痛苦的办法，是因为他们的前额叶皮层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尚未完全发育成熟。

一些菲律宾人也开始把人工智能平台当作排解孤独、寻求情绪慰藉的渠道，比如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但拉内塞斯警告说，这种依赖存在风险。

他说：“即便是人工智能工具也并非没有漏洞。只要提问方式设计得当，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也可能被绕过，最终给出如何自杀的信息。”

不过，纳蒂维达说，来访者之所以会依赖这类工具，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尤其是在深夜等特殊时段，他们只是想获得一点“缓解”。她说：“当没有人回复他们时，人工智能就是他们唯一能够接触到的东西。”

拉内塞斯还表示，心理健康与安全感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对脆弱群体而言。由于缺乏法律和社会资源，他们往往无法搬离危险环境，处境因此进一步恶化。

他说，十年前政府发动的致命反毒行动限制了受影响群体的流动空间，因此应扩大预防措施的覆盖面，并提供更可负担的心理健康服务。他说：“心理健康服务应该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等到高风险阶段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