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至于隐私，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过去。你的位置历史掌握在许多科技公司手中。警方和其他政府机构，是否可以强制这些科技公司交出与你有关的信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近日受理了这一问题。法院的裁决，可能对公众隐私产生广泛影响。
如果你的位置历史显示，你曾出现在某起银行抢劫案现场周边1．6公里范围内，而当时还有数百人也在这一范围内，你就可能因此成为嫌疑对象，被纳入警方为寻找作案者而撒下的大网。
不少人觉得，日益扩张的监控令人不安。但执法部门正在利用这项被称为“地理围栏”的技术快速破案，其中也包括一些原本可能无法侦破的案件。
在本周一“查特里诉美国”一案的口头辩论中，大法官们讨论的正是这种取舍：一方面是隐私，另一方面是高效打击犯罪；同时也涉及，写于两个多世纪前的美国宪法，应如何在“老大哥”时代被解释，以保障公民权利。
2019年，弗吉尼亚州米德洛锡安的“呼叫联邦信用合作社”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警方一时没有线索，于是申请到一份“地理围栏搜查令”，要求谷歌提供案发现场周边17．5英亩圆形区域内、两小时时间范围内所有数字设备的位置历史记录。随后，警方又要求谷歌提供其中3名设备使用者的身份信息，其中包括最终被控犯案的奥凯洛·查特里。
查特里称，警方使用地理围栏并强制谷歌披露其位置历史，侵犯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赋予他的权利，即免受政府“不合理”搜查。
这一案件也让一些立场并不相近的机构站到了一起，包括通常被视为偏自由派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及较为保守的司法研究所和卡托研究所。它们认为，当法官签发搜查令，允许执法部门查阅数十万条位置记录，涉及数百甚至数千人，再从中逐步缩小嫌疑人范围时，这实际上就是“概括式搜查令”的现代版本。
它们援引的历史背景是，250年前，英国海关官员曾凭借这类搜查令闯入一个城镇的家家户户，搜查走私货物；而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正是为了禁止这种泛化搜查而设立。
不过，从本周一的庭审情况看，这一论点并未得到太多响应。塞缪尔·阿利托和布雷特·卡瓦诺两位大法官都提到，地理围栏对执法具有现实用途。多数大法官很可能会维持这名银行劫匪的定罪。
目前，执法部门使用地理围栏必须先取得搜查令。庭审中的大量讨论，集中在签发这类搜查令的标准是否应当更加严格。
大法官们也预想到，政府可能滥用地理围栏技术。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追问：“如果政府想借此查出某一座教堂、某个政治组织里所有人的身份，谁能阻止它？”法院将于6月公布裁决。这一裁决的影响，远不止于手机技术本身。
事实上，谷歌已经逐步停止存储位置数据，并宣布今后不再配合执行地理围栏搜查令。阿利托甚至当庭提出疑问：既然如此，法院为何还要审理这起案件？但现实是，仍有许多其他科技公司在收集位置数据。
车牌识别公司“群鸟安全”已在5000多个社区部署摄像头，并向49个州的4800家执法机构提供报告。据纽约史泰登岛地区检察官迈克尔·麦克马洪介绍，车牌识别系统可以更快锁定偷车嫌疑人，也能提高法庭起诉成功率。
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反对称，通过车牌识别系统大规模追踪每个人的行踪，已经构成对隐私的侵犯。该组织呼吁制定“明确的监管规则，防止政府以大规模方式追踪我们的行动”。
和政治中的许多议题一样，这场争论中也不乏双重标准。纽约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和得克萨斯州一些由民主党主导的城市，正终止与“群鸟安全”的合同，原因是该公司曾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合作。
从本周一的庭审中，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你去哪里，都应默认自己正在为个人行踪留下数字记录和影像记录。隐私已成过去式。眼下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利用这些技术打击犯罪的同时，不让政府借此压缩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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