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生靠打工撑学业：联邦助学金不够花，房租就吃掉一大块

柏林·娜丁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但她很快发现，高校体系里处处是门槛，这套系统并不是为她这样的人设计的。

早上8点。山坡上的校园里有三栋楼，中间某处是一间阶梯教室。娜丁·汉佩尔站在门口，却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我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她说。娜丁不知道课表怎么排，不知道该选哪些课，甚至连该去问谁都不清楚。可其他人似乎都知道。

如今，娜丁·汉佩尔38岁，住在不伦瑞克。那时她19岁，刚刚高中毕业，是家里第一个读大学的人。她能走进大学，从来都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她的母亲是厨师，父亲是木匠。在她的家庭里，上大学从来不是一个选项。“这也不奇怪，毕竟家里没人接触过这些。”

读大学的念头，最初也是在不经意间冒出来的。她想去广播电台工作，想和语言、故事打交道。后来她渐渐意识到，要做这件事，自己需要接受大学教育。于是她报考入学。接下来等待她的，是不断摸索、不断调整。

大一时，最强烈的感受首先是不安。当别人看上去毫不费力地穿行于大学体系之中时，娜丁却一直在寻找方向。模块制到底怎么运作？哪些课该放进哪个学习计划？为什么其他人似乎早就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我总觉得，别人比我领先一步。”

很多家里第一代上大学的人，都有过这种感受。比勒费尔德大学学习顾问卡罗琳·皮尔茨把这称为“看不见的门槛”。有学生来找她，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学业，也不知道助学金和生活费该如何解决。也有人一开始就不敢提问。

“问题从一些基本术语开始，但远远不止于此，背后还有各种默认的期待。”皮尔茨说。她自己也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对另一些人来说理所当然的事，像娜丁这样家里第一次有人上大学的学生，往往都要进了大学之后才一点点学会。

有一次，房屋附加费用结算单寄来，她一下子要补交数百欧元。娜丁不知道该怎么付这笔钱。她回忆说：“我当时躺在床上哭。”如今的娜丁·汉佩尔已经是一名记者。但通往这条路的过程，尤其是本科阶段，远谈不上轻松。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德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大学生在读书期间都要兼职。对许多像娜丁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缺少经济缓冲，比如父母能在关键时刻补贴一笔钱。

不少学生对是否申请德国联邦助学金也心存顾虑。像“工人家庭子女”这样的倡议组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该组织发言人沃尔夫·德曼说：“联邦助学金里包含贷款部分，这会让很多人害怕。于是他们会说，我宁愿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也不想申请助学金。”

此外，大城市高昂的房租和生活成本也进一步加重了压力。许多城市里，一个合租房单间的租金，就比联邦助学金原本为住宿支出预留的金额高出数百欧元。

但钱只是娜丁经历中的一部分。至少同样让人畏缩的，是那种“不属于这里”的感觉。她把这种状态形容为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在家里，几乎没人真正明白她在大学里到底做什么。她突然开始说另一种周围人并不熟悉的“语言”。可到了大学，她又长期觉得自己像个外人。娜丁说：“你并不真正属于任何一个世界。”

进入大学的机会分配依然并不均衡。多年来的研究显示，在德国，教育成就至今仍与家庭出身高度相关。100个学术家庭子女中，大约有79人会进入大学；而100个非学术家庭子女中，只有27人会读大学。这个体系在形式上是开放的，但在现实中，门槛依旧存在。

尽管如此，娜丁·汉佩尔并没有放弃。她搬到锡根，后来又去了埃森。她换了辅修专业，慢慢在大学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本科毕业后，她直接继续攻读硕士，这时一切开始变得容易一些。娜丁逐渐读懂了这套体系。真正帮到她的，是其他学生的支持——交流、谈话，以及那些有相似经历的人。

皮尔茨也表示，人际网络至关重要。彼此建立联系、主动提问、寻找支持的人，往往也能更快在大学里找到方向。但恰恰是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困难。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如何这样做，或者总觉得必须靠自己一个人撑过去。但其实并非如此。

如今，娜丁·汉佩尔已经成为一名记者。很多东西，都是她靠自己一点点学会的。也许，正如她所说，差别就在这里：有些人一进入大学，就能立刻找到位置；而另一些人，最开始只是站在门口，连该往哪里走都不知道。但他们依然会穿过这座名为高校体系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