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怎么看“文明与野蛮”？量自己的时候，尺子总是很长的

在国际新闻里，有些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比如，“文明世界”、“野蛮行径”、“文明国家”、“落后地区”……说这些话的人，通常把自己放在“文明”这一边，把对手放在“野蛮”的那一边。

这不是偶然的。

“文明”和“野蛮”这对概念，从它们在18世纪欧洲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中性的描述词。它们更像一把尺子，西方人拿着这把尺子，量自己，也量别人。

问题是：量自己的时候，尺子总是很长；量别人的时候，尺子总是很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就看清了这套把戏。他们没有扔掉“文明”和“野蛮”这两个词，而是把它们放进了唯物史观的框架里重新理解。

他们承认，资本主义确实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这是一种“文明”，但同时指出，这种文明的内核是“赤裸裸的野蛮”，更重要的是，他们揭示了文明与野蛮之间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交织、转化、共存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聊聊“文明-野蛮”这对词。

01.这两个词是怎么来的？

先搞清楚“文明”和“野蛮”的“出身”。

“文明”这个词，据考证是法国思想家米拉波侯爵在1756年首先使用的，他指的是一种“秩序井然的制度，鼓励社交和限制贪婪”，所以，从一开始，“文明”就带着价值判断，它是好的、进步的、有秩序的。

“野蛮”这个词更古老。古希腊人把说不清希腊语的外国人叫做“barbaros”，这是一个拟声词，模仿含糊不清的说话声，在古希腊人听来，外国人说的话就是“吧啦吧啦”，所以他们把这些外国人叫做“野蛮人”，因此，“野蛮”一开始就是一个区别“我们”和“他们”的标签。

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把理性捧上了天，西方人觉得自己是最理性的，自己的社会是最进步的。

于是，“文明”成了西方人的自我标榜，“野蛮”成了他们对非西方世界的定性。

黑格尔说，东方世界处于“历史的幼年时期”，是未开化的野蛮阶段；基佐说欧洲文明“已进入了永恒的天意的轨道”，这些话的潜台词很清楚：你们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你们是落后的；我们走过的路，你们必须跟着走。

这就是西方传统的“文明-野蛮”叙事，它是一种线性的、对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

02.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全盘否定“文明”和“野蛮”这对概念。

他们做的是两件事：第一，把这对概念从唯心主义的空中拉回唯物史观的地面；第二，揭示出文明与野蛮之间远比“对立”更复杂的关系。

先看第一件事。

唯心主义者怎么理解文明？他们从概念、精神、理性出发。

黑格尔说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东方没有达到精神的自觉，所以是野蛮的。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物质条件。

旧唯物主义者呢？他们从直观出发，比如，培根把交通和商业的发达程度当作文明的标志，这比黑格尔接地气，但仍然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不看制度和文化，更不看人的活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批评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将其应用到文明问题上，就是说你只看到了文明的结果，比如，工厂、铁路、商品，没有看到文明是怎么来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把文明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

文明不是理性自我实现的结果，而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成果。生产力提高了，分工复杂了，交往扩大了，制度完善了，文化丰富了……这些合在一起，才是文明。反过来，野蛮也不是一种天生的“落后性”，而是物质生产水平低下、社会关系简单、认知蒙昧的状态。

这样一来，文明和野蛮就不再是抽象的价值标签，而是可以被经验地考察的历史状态。

再看第二件事。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文明与野蛮的关系远比“对立”复杂，他们指出了三种关系：对立、融合、转化。

（1）对立关系是最直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文明的，因为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是野蛮的，因为它们束缚生产、压迫人身，这是时间维度上的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

（2）但融合关系更值得注意。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说，资本主义文明中包含着野蛮。

比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说，“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他讽刺说，“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

文明与野蛮不是两个彼此隔绝的阵营，它们可以在同一个事物中共存。

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一边传播了铁路、电报、现代教育这些“文明成果”，一边进行了掠夺、奴役、屠杀这些“野蛮行径”，你无法把这两件事干净地分开。

（3）转化关系也很重要。野蛮可以向文明转化，人类社会就是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但文明也可以向野蛮倒退。

马克思在描述1848年欧洲革命后的反动时期时说，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指出，文明时代每前进一步，被压迫阶级的生活状况就退一步，这不是说生产技术在倒退，而是说社会关系在恶化、道德在堕落。

文明越是向前，它就越是要给自己披上爱的外衣，实行流俗的伪善。

这三种关系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远比“文明战胜野蛮”更为复杂的图景。

03.时间、空间、价值

在时间、空间、价值三个维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做了他们的分析与批判。

时间：用文明与野蛮划分历史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使用“文明时代”时，主要指资本主义阶段。后来，他们吸收了傅里叶和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三阶段分期。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细阐述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其标志是生产力的提高、分工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形成、国家的诞生等。

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辩证思维：文明时代一旦开启，并不等于野蛮就彻底消失了。

相对于更早的阶段，资本主义是文明的；但相对于未来的社会，资本主义又包含着野蛮的因素，这不是相对主义，这是历史主义。每一代人都在前一代人留下的基础上往前走，往前走了一步，回头看旧的一步就显得“野蛮”，但那个“旧的一步”在当时也是文明的成果。

这种时间叙事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破除资本主义永恒化的幻象。如果文明是不断发展的，那么资本主义就不是终点，它也会被未来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所超越。

空间：用文明与野蛮呈现世界格局。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第一次被大规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种差距，把自己定义为“文明”，把非西方国家定义为“野蛮”，这不是客观描述，这是话语霸权。

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文明”和“野蛮”指称不同国家时，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标准：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方式的先进程度。

当恩格斯说“文明的”和“野蛮的”时，他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确实高于东方，但他绝不同意用这个事实来论证殖民扩张的合法性。

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揭露，那些自称“文明”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干的是最野蛮的事！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写道，英国人在印度破坏了古老的乡村公社，带来了苦难，这是“一场历史的不幸”，同时，英国人的统治客观上为印度引进了铁路、电报、现代教育，这些是“文明的果实”。但马克思绝不为殖民主义辩护。他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用文明与野蛮来固定世界的等级秩序，而是用它们来揭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交往的压迫性。 他们不反对使用“文明”和“野蛮”这两个词，但强烈反对把它们当作贬低他者、美化自我的话术包装。

价值：用文明与野蛮评判资本主义的双重面孔。

马克思、恩格斯既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又深刻批判它的野蛮本质。

一方面，他们毫不吝啬地肯定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生产力。那句著名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就是这种肯定的代表。马克思把生产力称为“文明的果实”。

但另一方面，他们看到，这种文明是建立在对大多数人的野蛮剥削之上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工人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自己却越来越贫穷，这就是“愈文明愈野蛮”的悖论。

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文明与野蛮交织的矛盾体。

它在技术上是文明的，在关系上是野蛮的，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自由买卖），在实质上是压迫的（资本支配劳动），它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包装自己，却每天都在生产着不平等、不自由、不博爱。

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叙事，最终指向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他们说，会有“更高级的新形态”，在那里，生产力高度发展，不是为了少数人的财富积累，而是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到那个时候，文明才真正摆脱了野蛮的内核。

西方世界至今仍然在使用“文明—野蛮”的线性叙事和对立叙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人类的终点；福山的老师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说不同文明必然对抗。

这些论调的本质，跟19世纪西方人用“文明”标榜自己、用“野蛮”贬低他人，是同一套逻辑。

04.回到马克思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里说：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因为它还不够“文明”，而是因为它的“文明”本身就是建立在野蛮之上的。

他不是要修修补补，而是要找到超越它的道路。

文明与野蛮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没有一劳永逸的“文明状态”。

一种社会形态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不代表它永远进步，它在某些方面是文明的，不代表它在所有方面都是文明的。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东西，后人可能会觉得野蛮。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年来的情况，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国家正在做的事情，在本质上是对西方“文明—野蛮”叙事的超越。

西方用“文明”与“野蛮”画出了一条线，线这边是优等生，线那边是差等生，我们没有站到线的另一边去争辩“我不是野蛮的”，而是在做了一件更根本的事：把线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