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全国生猪出场均价滑落至每斤4.3元上下,刷新自2010年以来的十六年最低纪录;广西、贵州、海南等地报价甚至跌破3.8元/斤,较同期批发市场西红柿均价(约3.5元/斤)更低,仅为红椒零售价(7.2元/斤左右)的一半多。
小李上周在本地菜场选购食材时,面对摊位上堆叠如山的五花肉与前腿肉怔了片刻——价格之低令人迟疑,一边是市民家庭频频加购排骨、灌制香肠,一边却是养殖场主默默清空栏舍、暂停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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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象割裂的市场图景,究竟由哪些深层力量驱动?当猪价持续探底,行业拐点又将在何时真正浮现?答案深植于生猪产业固有的周期律动,更交织着近十年来结构性重塑的复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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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跌穿16年新低
回望2026年的生猪市场,“冷热失衡”已成为最贴切的注脚。
对城市居民而言,当前猪肉已进入“随心取用”阶段:4.3元/斤的精瘦肉价格,让三口之家每周添置两公斤鲜肉不再需要反复比价;社交平台上,“辣椒比肉贵”“买一斤五花送半斤小白菜”的段子刷屏,折射出消费端久违的轻松感。
数据显示,当前全国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西红柿平均成交价为3.4元/斤,红椒达7.2元/斤,部分区域春茬小白菜报价亦升至2.9元/斤——“猪肉贱过青菜”不再是修辞手法,而是覆盖全国超八成产区的真实交易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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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抹亮色之下,是养殖端日益加剧的生存压力。
行业普遍测算显示,规模猪场综合养殖成本已升至6.6元/斤,而散养户因防疫投入增加、人工效率偏低,单斤成本突破7.1元;当前主流收购价仅维持在4.3—4.6元区间,意味着每售出一斤活猪,经营者即净亏2.0—2.8元;按一头标准育肥猪125公斤计,单头亏损额达500—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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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严峻的是,此次下行并非季节性回调。自2024年三季度起,全国生猪均价已连续十八个月低于成本线运行,全行业亏损面扩大至57.3%,2026年一季度,十家上市猪企合计净亏损达62.4亿元,其中牧原股份单季亏损18.7亿元,温氏股份录得13.2亿元净亏损,头部企业无一幸免。
更棘手的是,刚性支出仍在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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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支出占总成本比重逾55%,其中玉米采购成本占比达饲料总成本的68%;自2025年10月起,国内主产区玉米收购价累计上涨11.3%,叠加豆粕现货价同步上行9.6%,双重挤压使吨均饲料成本增加230元以上,进一步收窄本就微薄的利润空间。
大量中小养殖户现金流承压,部分区域出现“卖猪不补栏、母猪不配种”的被动收缩;规模化企业则依靠前期融资储备艰难维系产能,整个产业正以极低的体温,在凛冽寒流中缓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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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周期的秘密
“猪周期”一词广为人知,但其内在传导机制却常被简化误读。
本质上,这是由供给弹性主导的36—48个月价格波动范式:猪肉作为基础民生食品,年度消费需求总量波动幅度通常小于±2.5%,因此价格中枢主要由生猪阶段性供应量决定。
其运行逻辑清晰而残酷:当终端售价持续高于6.5元/斤时,养殖主体普遍启动扩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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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二元母猪受孕到三元育肥猪达标出栏,完整生产链条需历经14—18个月,待这批新增产能集中入市,市场即面临显著供过于求,价格应声回落;
持续亏损迫使从业者主动缩减能繁母猪存栏,经过同样时长的产能去化,供给缺口逐步显现,价格再度回升——周而复始,形成天然的价格钟摆。
要解构这一循环,必须聚焦我国主流商品猪来源:“外三元”杂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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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品种系引自境外的定向育种成果,非本土自然演化产物:
父系采用英国约克夏猪(大白猪),母系选用丹麦长白猪,二者杂交所得二元母猪具备年产24—26头断奶仔猪的高繁殖性能;
再以美国杜洛克公猪为终端父本,与二元母猪配种,产出的三元育肥猪日增重达950克以上,料肉比稳定在2.45:1,胴体瘦肉率常年保持在62.3%—64.8%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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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二元母猪专司繁育、三元猪只专注育肥”的分工模式,是人类通过遗传选育与流程优化构建的工业化生产范式,也构成了猪周期得以规律运行的生物学基础。
历史表明,该周期从未失效,仅在重大外部扰动下发生振幅放大:2006年蓝耳病疫情导致产能骤降23%,2010年口蹄疫引发区域性禁运,2015年环保整治加速中小散户退出,2018年及2022年两轮非洲猪瘟更造成能繁母猪存栏分别下滑41%与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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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2022年末起,传统周期模型明显钝化:虽有2023年三季度、2025年春节前两次短期反弹,其余时段价格持续单边下行,按历史节奏推演本应开启的上行通道,却不断刷新底部深度。
这一转折的起点,正是2018年8月沈阳首发的非洲猪瘟疫情,它成为改写中国生猪产业底层逻辑的关键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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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不止
2018年8月3日,农业农村部通报沈阳某养殖户确诊首例非洲猪瘟,这场致死率近100%的烈性传染病,迅速击穿以分散经营为主体的旧有防疫体系。
彼时,全国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场占比不足0.47%,散户既缺乏生物安全设施,又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疫情高峰期单月扑杀生猪超千万头;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由峰值5286万头锐减至2364万头,整体产能压缩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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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活下来的大型养殖集团,凭借封闭式猪舍、智能环控系统及全产业链风控能力,在随后三年猪价高位期实现超额回报,并将盈利持续转化为新增产能。行业由此加速向集约化跃迁:截至2024年底,全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率达71.6%,其中牧原股份年出栏量达7320万头,占全国总产量的10.3%;温氏、新希望等六家头部企业合计市占率升至34.7%。
产业组织形态的根本性转变,直接瓦解了传统猪周期的自我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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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三季度,行业迎来史上最大规模集中出栏,猪价单月跌幅达36.5%。但与过往不同,此次并未触发大规模产能削减——头部企业凭借6.2—6.8元/斤的边际成本优势与百亿元级现金储备,选择“以时间换空间”,维持满负荷生产。
其战略意图极为明确:通过极致成本管控延长亏损周期,倒逼资金链脆弱的中小竞争者离场,最终实现市场份额的结构性提升。
即便2024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产能调控,将能繁母猪保有量红线设定为3900万头,并推动实际存栏由4298万头降至3986万头,价格仅反弹11天即重回下行轨道。核心症结在于:规模化养殖使生产效率跃升,单头能繁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由2018年的16.8头增至2025年的24.9头,存栏微降反而支撑了更大出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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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17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生猪产能调控专题会议,生猪期货主力合约当日涨幅达4.2%,但次日即回落至调控前水平。
从产能推演看,2026年一季度末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结合2025年二季度至2026年一季度的母猪存栏数据,已锁定全年理论出栏量同比增长5.3%;更关键的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新生仔猪数量连续六个月高于近五年均值12.7%,预示下半年供应压力将进一步加剧。
需求端则呈现持续弱化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达峰值31.2公斤后开始回落,2025年降至28.6公斤,同期禽肉、牛羊肉及植物蛋白替代品消费量分别增长8.4%、6.1%和19.7%,对猪价形成实质性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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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行业资产负债率中位数已达69.8%,其中12家上市企业负债率超75%,部分区域已出现主动淘汰低效母猪、延迟后备母猪入群等实质性减产动作。综合判断,市场供给总量预计在2026年11月后出现拐点,猪周期重启窗口或将于2027年一季度正式打开。
结语
今日生猪产业所处的严冬,实为一场不可逆的现代化转型阵痛——它既是生产方式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的必经阶段,也是产业集中度从碎片化迈向寡头格局的历史性跨越。
当猪肉价格跌破蔬菜均价,表面惠及千家万户餐桌,背后却映射着数百万从业者的战略抉择:或升级为智能猪场运营者,或转型为专业服务提供商,或彻底退出产业链。这场静默却剧烈的洗牌,终将重塑行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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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猪周期并未消亡,只是被规模化主体的理性博弈拉长了筑底周期。在高杠杆运营、高产能释放、低需求弹性的三重约束下,2026年猪价大概率延续“低位宽幅震荡”格局,难现V型反转。
经历此轮深度出清,行业将形成更稳健的产能调节机制:头部企业依托AI饲喂系统、基因测序选育及期货套保工具,可将单周期波动幅度压缩至±15%以内;中小养殖户则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嵌入稳定订单体系。届时,消费者获得价格更平稳的优质蛋白,生产者获取可持续的合理回报,整个产业方能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而此刻的坚守与蜕变,正是通向这一未来的坚实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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