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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10年,阿拉伯半岛麦加城的古莱士氏哈希姆家族,穆罕默德宣布自己是真主安拉的使者,开始在阿拉伯半岛传播伊斯兰教。短短二十余年,这一新兴宗教便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传遍了西亚、中亚的广袤土地。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东方的大唐王朝在李渊父子的手中建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包容的时代。
伊斯兰教与大唐王朝的正式相遇,被史学界普遍定格在永徽二年,也就是公元651年。这一年的8月,阿拉伯帝国(唐代称其为“大食”)的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派遣使者不远万里抵达大唐首都长安,晋见了刚刚登基不久的唐高宗李治。
这次朝见被完整地记录在《旧唐书》与《册府元龟》之中,成为中国官方史书对伊斯兰教最早的正式记载,史学界也因此将这一年,定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
在此后的147年里,从倭马亚王朝到阿拔斯王朝,大食国向大唐派遣的官方使节多达37次,频繁的官方往来,为伊斯兰教的持续传播打开了畅通的渠道。
而真正让这一宗教在大唐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并非朝堂之上的使节往来,而是沿着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蜂拥而至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群体。
大量来华的阿拉伯、波斯人因大唐的富庶不愿归国,最终留居华地不再返回,他们在大唐的土地上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形成了最早的穆斯林社群。
会昌年间,唐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人的蛊惑下,大规模推行灭佛政策,同时也对除道教之外的所有外来宗教展开了禁绝。
“大秦”“穆护”“祅”分别指代三种不同的宗教——大秦是聂斯托里派基督教(景教),祅是琐罗亚斯德教(火祆教),而穆护,便是唐代人对伊斯兰教的称呼。
“穆护”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唐代的简缩译写形式。唐代翻译外来人名、地名时,素来有简缩音译的习惯,比如将“佛陀”简称为“佛”,“僧伽”简称为“僧”,“浮图窣堵波”简称为“浮图”,“阿罗汉”简称为“罗汉”。
会昌五年的这场灭教行动,让伊斯兰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整个行动从当年七月正式启动,到八月便基本完成,可谓雷厉风行。唐武宗先是批准了中书省的奏请,下令穆护、大秦等教的信众全部勒还俗,递归本贯充作两税户,若是外国人,则送还本处收管。
随后的敕令中再次明确,除了保留的佛教寺院与僧尼之外,“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相关寺院的财货田产全部没收入官,寺院的建筑材料被用来修缮公廨驿舍,铜像、钟磬则被熔毁铸钱。
唐武宗之所以在灭佛的同时,禁绝穆护、大秦、祅教,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武宗本人极度崇信道教,一心追求长生不老,听信道士的谗言,认为所有外来宗教都是“邪法”,应当一并革除;
其二,安史之乱后,回纥势力在中原引发了多次动乱,唐王朝担心与大食等国关联紧密的外来宗教,会成为外国势力渗透的渠道,影响帝国的统治稳定;
其三,穆斯林商人长期把持着大唐的海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与唐政府、地方权贵争夺商品市场与商业利益,引发了朝廷的不满,最终促成了这场针对外来宗教的禁绝行动。
这场灭教行动,对伊斯兰教在大唐的传播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大量穆斯林被勒令还俗,礼拜堂被拆毁,田产被没收,外来的穆斯林被遣送回国,本土的信众则被编入户籍,成为朝廷的税户。
公元878年,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广州城,在城中展开了大规模的杀戮,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不计罹难的本地百姓,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有十二万人死于这场兵乱。黄巢之乱后,大唐王朝一步步走向崩溃,最终在公元907年灭亡,进入了五代十国的乱世。而伊斯兰教,在经历了大唐两百余年的跌宕起伏后,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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