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何「阴阳」他？

得罪谁都不要得罪写传记的

司马迁肯定有什么没说出来的意见

这几日在淮南寿县参加喜宴，这也是我时隔20年后，第二次到访沿淮城市。

上一次，是因为血祸造成的HIV感染。

如果淮河不泛滥，这里良田美景，绝对是富庶之地。我住的酒店在当地算好的，窗外便 是良田万顷。

走了一圈，才发现小瞧了淮河流域。

而这么 「没眼光」的不止我一人，至少还有司马迁。

2600年前， 楚国令尹 孙叔敖 负责修建被后世称为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安丰塘（芍陂，音确悲）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比都江堰早约300年，比西门豹渠早约200年，至今仍在灌溉万亩良田。

但奇怪的是，《史记》却对此不着一字，只提了孙叔敖劝阻楚庄王的王莽式币制改革、 不要强令改高车而是通过提高门槛来因势利导两件小事。

因此，司马迁给了他一个 「天下第一循吏」的名头。

感觉更像是骂人。

楚人败于「安逸」？

我们熟悉的 《‌孟子·告子下‌》云， 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到了寿县，知安丰塘边有孙叔敖纪念馆，瞬间涌出这段话，对这地方生出敬意。

五一期间的安丰塘，笼罩在雨幕之中，我开车巡了半圈，不 见秦地那种因干旱贫瘠而催生的紧绷与焦灼，反而处处可见泽被万物的水网， 只觉这是秦人所不能想像的楚地富足生活。

可这样的地方，怎么就败于秦国呢？

寿县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的出生地，也是楚国最后一个都城，在治水能力上，远超同时期的任何一个诸侯。

天下本来是楚人的，他们本来也以为是。

无论东西世界，都有一个洪水神话。在华夏大地上， 谁能驯服洪水，谁就能坐拥天下。 治水的禹和启，最终成为人主。这片大陆之所以追求大一统，与这种长流域治水的需求很有关系。

而楚国，世世代代与水为邻，甚至可以说，是在与洪水搏斗中学会了如何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帝国」。

这种治水不仅仅是疏通河道，更是一种系统性的国家治理能力。

楚国绝非弱国。

但楚国可能太贪图安逸了。

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秦国要升爵，就得杀人，上上下下变成了一架精密的战争机器。

秦兵为什么能打？在西北苦寒之地，不抢就没有饭吃，不拼命就会被冻死。杜甫诗云，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那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而楚人，街市繁华，行人从容。

这种安逸，在冷兵器时代是致命的。

楚人惜命，秦人便屡次使诡诈的外交手段，以大利诱之，楚国的精英阶层沉溺于眼前的享乐，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倾覆。

楚人一炬，可怜楚土

中国历史足够长，看多了后世流氓宫廷，我经 常震撼于秦统一之前的「贵族精神」。

史书上对商纣王有如此不堪的描述，商亡后，根据「灭国不绝祀」的原则，周人并不赶尽杀绝，而是封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于宋，让他继续奉祀商祀。

从纯粹的权力斗争来讲，这可能是个错误。商人的一支羸氏被放逐到甘肃牧马，即后来的秦国，又灭了周。

哪怕是暴秦，也不绝周祀。《史记》记载，秦人将阳人之地赐予周君以奉祭祀。

在这点上，我站孔子，「以仁安天下者，不绝其嗣」。但不是礼崩乐坏，而是贵族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绝嗣了。

像流氓刘邦，逃难的路上将老婆孩子都踢下车去。

当然，这种事情他的后世刘备也干过。

用一位老干部的话说，没有人性，何来仁性！

后世讲究成王败寇，只论成败，不辨是非，民族精神沦落到禽畜无异。这才有司马迁的「太史公」仗义执言。

亡国的楚人有一万个理由感到憋屈，这才有项燕那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

而且，后来真的实现了。

只是，此楚非彼楚。

刘邦的楚人之国，首开诛杀开国功臣的先例，影响到后世两千年。

西汉三员开国名将韩信、英布、彭越，全部被杀。其中英布的封地，便在寿县。

再往后，便是大名鼎鼎的淮南王刘安。他在这里召集门客撰写《淮南子》，炼丹求仙，颇有楚人的浪漫与逍遥。他最终因谋反罪自杀，但在中国思想史上，他代表的楚地道家思想，却成为了后世文人精神的避难所。

沙滩上的「宏图」

在看安丰塘之前，我先去正阳关看淮河大堤。

这里有座迎水庙遗址，是一处高台，其实也是一处水利工程。

淮水自西而来，在此拐一个 「S」 弯，先后纳入淠河、颖河。水面宽阔，但迎面冲撞河岸，自有力道。这座石砌的迎水庙，便如同杭州钱塘大堤，受着正面冲击，迫使淮水改道北上。

不远处便是正阳关渡口，与我在开封见到的黄河渡口并无二致。

但淮河终究未能被迎水庙遏止，北方黄河泛滥南下夺淮入海，中国的南北地理分界线，从此成为灾难线。

以致灾民流布，淮水流域在富庶与毁家之间不断切换。

我生于苦寒的西部高原，幼时竟然还见过安徽来讨饭的乞丐。他们会唱一种讨饭歌，大意是老家遭了水灾，是个可怜的人，求善良的老大娘行行好事，最后一定用「听懂听不懂啊」收尾。

我不懂事，经常跟着学唱「听懂听不懂啊」，被母亲用非常严厉的语气斥责，吓得再也不敢当着大人的面唱。

那时只觉得好玩，现时只觉得悲凉。

看去沃野千里，实则高低不平，明显是水退之后形成的高差。

除了每隔几十年一次的洪水肆虐，1990年代的血祸，则直接让这里成为HIV感染的重灾区。

美好的家园，像是建在沙滩上，无人做长远打算。

而那些流散的灾民，则制造了外界对本地居民的「成见」，给本地居民带来了无尽的屈辱。

「帝力」于我何有哉

也许我不太正确，但我觉得，有句古诗讲得很好：「帝力于我何有哉！」

历史总是充满了这种讽刺。秦国赢了战争，却输了天下；楚国输了战争，却在生活方式上完成了复仇。

秦国赢在组织效率，楚国赢在社会生态。

一个帝国，如果把人当成工具，去追逐那虚无缥缈的帝王霸业，终究不过是坑灰易冷。

而远离帝力的民间，关心是水利是否通畅，收成是否丰沛，邻里是否和睦。

可叹的是，这个看似普通的、甚至「卑贱」的愿望，却总是在历史上化为泡影。

工程还在，生活却总是毁灭。

甚至连孙叔敖，也被司马迁「阴」了一把。

一个能奠定国家霸业根基、创造惠及两千六百年的水利工程、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人，被归入「循吏」——这就像把袁隆平称为「优秀的农业技术员」一样。

如果从楚人而非秦人的角度书写历史，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不知长什么样子。

家传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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