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东京审判，中国团队绝境取证，向全球证明，侵略者别想翻案

在阅读此文前，为了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可以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本文章内容均有可靠的信息来源，相关信源加在文章结尾

大家好，这里是北境翁吗，今天来给大家聊一下当年的东京审判的一些情况。2026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80年前，在东京的法庭上，一群中国法律人远赴重洋，在重重阻碍之中，为中华民族遭受的十四年苦难伸张正义，将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席。

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先生的一段口述，为我们还原了这场正义审判背后，不为人知的艰难与险阻。

我们不禁要问，80年前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团队为了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究竟面临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绝境？

在日本系统性销毁战争罪证的情况下，中国团队是如何完成这场正义举证的？这场跨越80年的审判，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永恒的历史启示？

中国团队的紧迫使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落下帷幕。为了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捍卫二战后的国际和平秩序，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成立。

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共同组成审判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场审判，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东京审判。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这场持续两年多的审判，最终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对于中国而言，东京审判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作为日本侵华战争最大的受害国，中国是这场战争中遭受苦难最深、时间最长的国家，能否在东京审判中用铁证将日本战犯定罪，不仅关乎着能否为千千万万遇难同胞讨回公道，更关乎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尊严。

也正因如此，中国对东京审判的筹备工作高度重视。根据向隆万先生的口述还原，1945年12月左右，国内正式确定了东京审判的中国团队人选。

梅汝璈先生担任中国法官，向哲濬先生担任中国检察官，全权负责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举证与控诉工作。

但留给中国团队的时间，却紧张到了极致，向哲濬先生拿到正式任命的时间本就偏晚，而团队却需要在1946年2月7日就赶赴东京履职，从拿到任命到出发，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东京审判的核心，是用证据说话。要将日本战犯的侵略罪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必须拿出完整、确凿、无可辩驳的战争罪证。

而中国检察团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在这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日本侵华十余年战争罪行的证据搜集工作。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向哲濬先生和他的团队，没有丝毫退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肩上扛着的，是整个民族的期待。

日本系统性销毁罪证

向哲濬团队面临的，从来都不只是时间紧张的难题，更有日本方面为了掩盖战争罪行，布下的层层阻碍。

而最致命的困境，就是日本对战争罪证的系统性销毁与封锁，这让中国团队的取证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绝境。

早在战争期间，日本军方就已经开始了对战争罪行信息的严密封锁。当时的日本军方，深知自己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一旦曝光，必将面临全人类的谴责，因此严令管控所有与日军军纪、战争暴行相关的信息。

前线日军官兵的私人日记、写给国内的信件，都要经过军方的严格检查，但凡涉及到战争暴行、屠杀平民、违反战争法的内容，全部会被扣押销毁，严禁任何相关信息在日本国内流传，更不允许流出海外。

而到了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这种对罪证的销毁，更是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日本军方三令五申，要求各级部队、政府部门，全面销毁所有涉及战争罪行的文件、档案、记录，从高层的作战指令，到基层的暴行记录，几乎全部被付之一炬。

这种自上而下、有组织、系统性的大规模销毁行动，让日本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绝大多数核心罪证，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彻底灭失。

向隆万先生坦言，直到今天，当年日本战争罪行的很多数核心证据，我们依然没能找到，其根源就在于战败前的这场大规模销毁行动。

日本军国主义者以为，只要销毁了证据，就能抹去自己的战争罪行，就能逃脱历史的审判，就能让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石沉大海。而这，也成为了摆在中国检察团队面前，最难以逾越的一道鸿沟。

中国检察团队的罪证搜集

面对时间紧迫、证据灭失的双重绝境，向哲濬和他的团队，没有丝毫的犹豫，开启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绝境取证。在出发前往东京之前，向哲濬就带着自己的第一任秘书裘劭恒，争分夺秒地在国内展开了证据搜集工作。

从南京大屠杀的惨案记录，到日军侵华的作战文件，从平民遇难的口述证词，到日军暴行的影像资料，两个人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跑遍了国内的相关机构，走访了大量战争亲历者，硬是在千头万绪之中，搜集到了第一批核心罪证。

1946年2月，向哲濬带着团队赶赴东京，而取证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

东京审判的举证要求极为严苛，要证明日本的侵略罪行，不仅需要暴行的具体证据，更需要证明日本高层的战争决策与侵略意图，这就需要更多、更完整的证据链条。

也正因如此，抵达东京后，向哲濬依然多次往返国内，持续补充搜集相关证据，不断完善控诉日本战犯的证据体系。

从1945年12月拿到任命，到1946年中东京审判正式进入举证阶段，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向哲濬和中国检察团队，硬是在日本系统性销毁罪证的绝境之中，搜集到了大量完整、确凿的战争罪证。

这些证据，既有日本官方发布的作战文件、政府公告，也有日军暴行的现场记录、亲历者的证词，还有国际媒体当时的新闻报道，形成了一条完整、闭环的证据链条，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向隆万先生在回忆父亲的这段经历时曾说，父亲和中国团队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手里的每一份证据，都是遇难同胞的血泪，都是民族苦难的见证。

他们多找到一份证据，就能让日本战犯多一分罪责，就能让正义多一分胜算。

铁证如山

日本军国主义者以为，销毁了证据，就能逃脱历史的审判。但他们终究错了，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即便绝大多数罪证已经被销毁，即便中国团队面临着重重阻碍，他们搜集到的这些有限的证据，依然足以无可辩驳地证明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

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向哲濬作为中国检察官，用这些铁一般的证据，一一控诉了日本战犯的侵略罪行。

直到今天，日本国内依然有部分势力，试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试图推翻东京审判的正义结果，试图抹去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

但80年前，向哲濬和中国团队在绝境中搜集到的那些铁证，早已把日本的侵略罪行，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任凭时代变迁，都无法撼动分毫。

信源：征战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特别报道

信源：多位亲历者后代在南京讲述东京审判历史证言

信源：专访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之子：打捞审视尘封的正义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