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最近杭州市中院发布的一起AI替岗典型案例引发关注：周先生被公司告知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AI就能完成，所以他被AI替岗了。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最终法院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
这起案件的判决给出了明确、正面的指引：企业不能将正常的技术更新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就算确实需要岗位调整，也应当优先考虑培训员工、提升技能、内部转岗，而不是大幅降薪的不合理调岗或直接让人离开。“AI来了”和“你该走了”之间，绝不能直接画等号。
不过，事后赔偿只是劳动关系破裂后的一种被动补救，就算得到了赔偿，劳动者还是失去了工作。来自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的研究，全球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有可能受到生成式AI影响。如果说“AI会不会替代人类”之前还只是公众的担忧，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全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情况。
由此引出的深刻问题或许是，发展人工智能到底是为了什么？
借助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我们确实可以提升制造能力、产品创新能力以及投资吸引力，在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成本的同时，产出更多利润，开拓更多新市场。可是，人工智能考虑的只会是如何完成任务、达成目标，而不会去思考人类工作的根本意义和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必然会带来一种在社会层面更深远的危险：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替代，是否就说明他或她的效率和能力还有不足？进一步推导，他们被替代，不就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不够强大吗？这种思维会逐渐导向倡导“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慢慢侵蚀我们对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关怀。
要知道，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绝不只是为了单纯获得财富数字的增长。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工作既是为了让人们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也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幸福。如果背离了上述目标，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是迅速，越是有可能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这么说，并不是要把人工智能和人类对立起来，而是希望社会一起去思考，我们到底该怎么用好人工智能，怎样让人类和人工智能实现“强强联合”。2024年9月，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1.0版提出，国家应从技术上建立“高效精准的应急管控措施”，并通过“人工智能最终用途管理”，防止人工智能系统被滥用，保障人工智能的设计、研发和应用遵循“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价值观。
这里所说的“向善”，显然就是指如何让人工智能为人类造福。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发展更高效地完成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资料收集和整理，减轻人类的积累性工作负担，而不是让人工智能和人类去争抢工作岗位。就像我们会希望人工智能技术为有经验的飞行员提供更多辅助，但不可能把一整架飞机的生命安全托付给只懂完成任务的AI。
今年年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曾表示，要积极发挥人工智能在创造新岗位和赋能传统岗位方面的作用，推动实现技术进步与民生改善相协调的包容性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健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就业影响评估机制。
也就是说，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为社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为人类带来更多帮助，而不是相反。当前人工智能对就业还没有产生实质性、大规模冲击，这也意味着法律和政策仍处于可以主动调整的“窗口期”。在不限制技术发展的大前提下，是否应该适度限制人工智能对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技术替代，又是否应该限制一些企业无限度地使用人工智能并大幅度裁员，已经成为非常紧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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