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豫湘桂战役，日军大胜，为何还要向中国求和？

中日战争史上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作战范围最广的一场战役是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

1943年9月，轴心国败相已露。

意大利再次第一个举白旗投降，退出了战争。

德国兵败库尔斯克，在欧洲东线彻底丧失战略主动权。

虽然日军此时仍能在太平洋战场与美军打得有来有回，但美国已经开启战争机器，生产力强得可怕。东京大本营尽管不情愿，却不得不接受战局转攻为守的现实。

为了应对步步逼近本土的美军，苟延残喘，大本营将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国战场视为下一步的打击目标，企图依托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丰富的石油、橡胶、锡、铝等战略资源，构建所谓的大陆防御圈。确保本土不依赖海运，也可以与东南亚进行人员、物资方面的交流。

而要达成目标，日军需要先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具体目标为：占领并修复从河南新乡至湖北汉口的平汉铁路南段，武昌至湖南衡阳的粤汉铁路北段，衡阳至广西柳州的湘桂铁路，并新建柳州至越南谅山的跨境铁路。将朝鲜、伪满、中国、越南通过铁路连成一体。

其实早在1943年8月，东条英机就开始策划豫湘桂战役，代号“一号作战”。只是由于涉及面过广，需要调集大量机动兵力和物资，迟迟未能下定决心。

同年11月25日，陈纳德指挥的中美空军混合团从江西遂川机场起飞，奇袭台湾新竹飞行基地，炸毁63架96式轰炸机、零式战斗机。

东条英机对此深感不安，害怕本土挨炸，危及天皇裕仁的安危，遂决心打掉美军在中国东南、西南的空军基地。这些基地恰好与打通大陆交通线计划的作战区域重合，豫湘桂战役因此被提上最高战略优先级。

1944年1月，裕仁批准《一号作战》计划，参谋本部随即向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

为了本次攻势，日军投入了60多万人力（包括后勤人员）、800辆战车、1500多门各式火炮，1.3万辆汽车、1万艘补给船艇、6.7万匹马。日本政府则拿出全年军费的37%，作为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开支。

由于投资大，输不起，参谋本部对“一号作战”相当重视，上至作战部署，下至士兵军靴的修理，都有周密计划。并从本土抽调道路、桥梁工程相关人员与建材器械，投入到占领区保障交通系统恢复。

相比之下，国军就明显准备不足了。

汤恩伯和薛岳都存在“等胜利”的心理，认为日军不会发动大规模会战，疏于战备。

蒋介石和史迪威矛盾重重，两人因为指挥权多次发生争吵，情报共享受阻，以致国府对日军作战动向与战略意图出现严重误判。

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

如1944年5月中旬，日军打通平汉线后，蒋介石致电薛岳，说：“（日军）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在不远”。

然而时隔不久，老蒋便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判断，草率认定：“此种情报似为敌寇一种反宣传之眩惑作用，是否打通平汉、粤汉两路，须另待确实情报证明之”。

到了5月底，长衡会战爆发，他再次做出判断：“豫战未完而湘战又起，敌寇既打通平汉路，其势必企图打通粤汉路以确立其东亚大陆决战之基础”。

但6月初，他又出现摇摆，认为：“是其企图并无打通粤汉路之野心也”。

直到7月，衡阳保卫战开打半个多月后，蒋介石才认清现实，称：“敌寇打通粤汉路之心犹未死也”。

史迪威也是个坑货，他掌握美国援华物资分配权，却专注于缅北战场，将绝大多数美械装备、油料弹药优先供给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拒绝将滇西Y部队调回，支援湘桂战场，理由是“不能中断打通中印公路的进程”，对中国正面战场漠不关心。

中国驻印军

蒋介石作为最高决策者，对战局摇摆不定、判断反复。史迪威作为掌握美援分配权的关键人物，全程划水，冷眼旁观，甚至拖后腿，前线国军自然是无所适从，防备松弛、调度混乱，惨败早已注定。

不过，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一号作战”并不成功。

首先是平汉、粤汉铁路沿线，始终有国军、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活动。日军原想靠这条大动脉双向运兵，将东南亚的石油、橡胶等资源运回本土，但由于中国军队不断袭扰，铁路运输时通时断。

与此同时，远征军在滇缅战场节节胜利。随着滇缅公路被打通，中国军队可以获得充足的战争物资。

并且豫湘桂战役期间，美军攻占塞班岛，这意味着即便日军打掉中国的所有机场，也挡不住美军B-29轰炸机从太平洋起飞，轰炸日本东京等地。

打仗最重要的不是杀伤了多少敌军，占领多少地方，关键是有没有达到战前设定的战争目标。日军没有达到目标，表现的再好也是鸡孵鸭蛋，白忙活一场。

其次，日军的损失巨大，阵亡加病死的人数超过十万。特别是湖南衡阳一战，罕见出现了日军损失比国军还要惨重的情况。

衡阳保卫战态势图

日军的物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以石油为例，日军“一号作战”期间消耗油料约9800万升。而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规模化石油产出，鬼子在战场上抢掠、缴获的油料仅为180万升，还不及消耗量的零头。

攻读过小学数学的都知道：当消耗远超缴获时，这就是只出不进的赔本买卖。战役规模越大、作战时间越久，赔得就越惨。

日本的战略库存也不富裕，到了1945年2月，其本土与中国派遣军的补给断绝。

没补给还打鸡毛，日军只能战略收缩，我军展开反攻，陆续收复失地。

国军收复桂林

前面也说了，日军此役虽是进攻姿态，但以全局视角来看，日本才是防守的一方，时间上完全处于被动。如果再不能有所作为，与美国实行停战谈判，争取到一个好点的条件，必然是输得倾家荡产。

而要同美国谋求体面停战，日本就必须先跟中国单独媾和，收缩兵力，然后以手头上的几百万大军与美国讨价还价。

因此，东条英机内阁于1944年7月倒台后，新任首相小矶国昭立即采纳石原莞尔的建议，授权汪伪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与蒋介石秘密谈判。

条件是：全国和平后，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废除日、汪（伪政权）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如果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日本也撤出中国派遣军；伪满不改变现状；把香港让给中国等。

大汉奸缪斌

蒋介石知道日本撑不住了，起初对谈判不感兴趣。

但在此期间，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召开雅尔塔会议，罗斯福认为中国正面战场刚经历豫湘桂惨败，国军无力歼灭盘踞东北的百万关东军，便在会上背着蒋介石，以“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大连港为国际商港，苏联在该港具有优先权；苏联租借旅顺作为其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为条件，换取斯大林对日本出兵。

雅尔塔“三巨头”

1945年3月15日，蒋介石得知了《雅尔塔协议》的具体内容，非常愤慨。

老蒋当时没料到二战会那么快结束，以为日军还能坚持一年左右，担心苏联出兵后，来了就不走了。到时候想换取苏军撤兵，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于是便萌发了与日本单独停战讲和的念头。

至于美国的态度，他认为既然罗斯福可以出卖中国，那自己也不算背信弃义。

1945年3月，缪斌声称奉蒋介石的密命访问日本，提出要与裕仁直接会谈。

但缪斌手上没有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也没有其他信物可以证明他是蒋介石的密使，最后是裕仁的弟弟东久弥宫接见了他。

据说两人谈的还不错，东久弥宫同意日军分批撤出中国，解散汪伪政府，承认重庆政府的合法地位，将日占区（不包括东北）移交重庆政府。

几天后，小矶国昭召开了各大臣参加的“最高会议”，商讨缪斌带来的和平方案。

小矶国昭同意讲和，外务大臣重光葵、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皆反对，会议不了了之。

1945年4月，小矶国昭求见裕仁，希望得到裕仁的“圣断”。但裕仁对此不感兴趣。缪斌只得惺惺而归。而此次斡旋失败也直接导致小矶国昭内阁倒台。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中国和日本是双输。

日军打了个寂寞，陷入“越赢越输”的怪圈。攻占的地盘，后来陆陆续续被放弃。如果早知道是这个结果，东京大本营很可能不会制定“一号作战”计划。

而咱们由于战场上的溃败，导致罗斯福产生不信任，继而偷偷与斯大林签订《雅尔塔协议》。这纸协议对战后中国乃至全球政治格局，都有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