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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不好听的,现在有些作家,作品还没捂热乎,就开始琢磨着怎么给自己盖纪念馆了。
你翻翻新闻,隔三差五就能看到哪个地方又竖起来一座文学馆,剪彩的时候锣鼓喧天,领导讲话,文化人捧场,排场大得跟皇上登基似的。可你仔细一打听,这位“文学大师”还活得活蹦乱跳的,甚至还在朋友圈晒今天吃了什么海鲜大餐。这就有点意思了——古人讲究盖棺定论,人活着,你定什么论?你连自己明天写不写得出来下一部作品都不知道,就先把庙给盖好了,这不等于是提前给自己烧高香吗?
说实话,我对这事一直觉得别扭。咱们中国人骨子里是讲究“身后名”的,一个人这辈子到底什么成色,得等咽了气,等热闹散尽,等所有的人际关系、人情面子都退潮了,露出真面目来,才由后人去评说。这是一种谦卑,也是一种敬畏。可你看看现在,这股子耐心哪儿去了?有些人的吃相,实在算不上好看。
我认识一个地方上的朋友,前阵子跟我倒苦水说,他们那儿出了个有点名气的作家,其实也就是在省里拿过两次奖,出过几本散文集,在当地算一号人物。但这老兄可不觉得自己只是“一号人物”,他觉得自己是“千古人物”。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要在他的老家给他建个文学馆。朋友是当地文化部门的,夹在中间很难做。不建吧,这位作家在本地有些门路,到处说“这是弘扬地方文化,是千秋大业”;建吧,朋友心里清楚,这位老兄那点东西,放在全国的案板上,真不够切的。最后勉强搞了个小型的,说白了就是两间平房,墙上挂点照片,柜子里摆几本他的书。剪彩那天,这位老兄拉着每个人的手,眼眶都红了,嘴里念叨着“知遇之恩”。朋友私下跟我说,那场面,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在开追悼会呢。
这话说得刻薄了点,但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
文学馆也好,纪念馆也好,它真正的分量不在于建筑有多气派、牌子挂得多高,而在于里面装的东西能不能经得住时间的折腾。朱自清的故居在扬州,那是几间破旧的瓦房,但每年多少人去?因为《荷塘月色》在那里,因为《背影》在那里。你去那儿,你感受到的不是对朱自清这个人的朝拜,而是对一种文字、一种风骨的敬意。你再看看现在这些“活人文学馆”,里面有什么?除了巨幅照片、名人题词、各种合影之外,还剩什么?说难听点,就是一本放大了的个人履历,一部自己给自己写的表扬稿。
这种东西,能叫文学吗?我觉得叫“个人形象工程”更合适。
你要是认真想想这事背后的心理,其实挺可悲的。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着急?说白了,是心里没底。他们太清楚自己的东西几斤几两了,知道靠作品本身,可能在文学史上站不住脚,甚至十年后都没人记得。那怎么办?赶紧趁自己还在位子上、还有话语权、还能调动资源的时候,把“纪念”这件事提前做了。你先搞个馆,再把“著名作家”“文学大家”这些帽子往上一扣,将来哪怕你的书没人看了,这栋楼还在,这块牌子还在,市里搞活动还得来这儿参观,中小学生春游还得来这儿接受教育。这就叫“生祠”——人还活着,就把自己当神供起来了。
这种事搁在过去,是要被文人圈子当笑话讲的。晚清有位大儒叫俞樾,学问大得吓人,弟子满天下,但他一辈子活得极为清醒。有人劝他修个生祠,他哈哈大笑,说:“吾方愁死不得所,乃预为死地耶?”意思是我正愁死了没地方埋呢,你还提前给我找墓地?人家那是真自信,自信自己的东西即便没有这些外在的玩意儿,也会传下去。反观现在这些人,正好反过来——正是因为不相信自己的东西能传下去,所以才拼命用这些外在的玩意儿来证明自己能传下去。这不是自信,这是一场自己骗自己的心理治疗。
再说说那些奖项。
现在国内的文学奖多不多?多,多得你根本记不住。随便一个市、一个县,甚至一个行业系统,都能搞出个“国际文学奖”来。名字一个比一个唬人,“华语”“全球”“终身成就”,听着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的一样。可你翻开获奖名单瞅瞅,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张老脸,要么是主办方的领导,要么是评委的哥们儿,要么是给钱赞助的“文学爱好者”。奖项的含金量,大概跟菜市场发的“最佳消费者”差不多。
我有个做出版的朋友讲过一个真事儿。前两年,某个自称“著名诗人”的老兄,自己搞了个诗歌奖,设了三个奖项,奖金还不低。结果你猜怎么着?那年的一等奖,颁给了他自己;二等奖,颁给他老婆;三等奖,颁给他学生。完事儿还正儿八经开颁奖典礼,找媒体发通稿,配的照片里他穿着西装、打着领结,站在台上热泪盈眶,说自己“感激这个时代的厚爱”。我朋友说,他看到那条新闻的时候,正蹲在厕所里刷手机,差点没把手机掉马桶里。
你说这事荒唐不荒唐?但荒唐的事看多了,你也就麻木了。
问题是,这种荒唐不是没有代价的。文学奖项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往大了说,是为时代甄选出真正有价值、有锋芒的作品,是为文学史做个预选;往小了说,是给那些埋头苦写的年轻人一点盼头、一点光亮。一个真正的好奖,哪怕是提名,对一个年轻作家来说都可能是改变命运的事。它意味着你的东西被看见了,被认可了,你熬的那些夜、掉的那些头发,没有白费。
可现在呢?奖项成了圈内人自娱自乐的道具,成了交换人情、输送利益的渠道。那些真正有棱角、有锐气的作品,那些不混圈子、不走人情的作家,反而被晾在一边。你想啊,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人,辛辛苦苦写了三年的小说,投了一圈,连个入围都进不去;转头一看,获奖的是某个评委的侄子,写的东西还不如学校文学社的水平。你让他怎么想?他还会觉得文学是有尊严、有标准的事吗?他要么心灰意冷不写了,要么学乖了,也开始请客吃饭、拉关系、搞名堂。长此以往,这个圈子里剩下的,可不就全是这种人了吗?
我有时忍不住想,我们现在这个文坛,到底还剩下多少对文字的敬畏?
你别误会,我不是那种动不动就慨叹“人心不古”的老古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毛病,现在的文坛也不是没有好东西,好东西当然有,而且不少。我只是觉得,那种“盖棺定论”的耐心,那种等待时间检验的从容,在很多人身上已经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焦虑自己不够有名、不够有钱、不够被记住。于是大家拼命地造声势、造场馆、造奖项、造话题,好像只要这些外在的东西造得足够多、足够大,自己就能在文学史上永远占一个位置。
这让我想起曹雪芹。
这人一辈子写完《红楼梦》的前八十回,穷得叮当响,最后连儿子都养活不起,病死在除夕夜,连口棺材都买不起。他生前别说文学馆了,连本像样的书都出不起,全靠朋友借给他点钱,勉强度日。你要是让他活到现在,看到某些人还没死就给自己盖纪念馆、设奖项,他大概会笑出声来。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那些当年红极一时的“文坛大佬”?谁还记得那些金光闪闪的“终身成就奖”?人们记住的,只有这个穷困潦倒、连名字都差点没留下的“无用之人”,和他的那场“荒唐梦”。
鲁迅也是。他在世的时候,名气够大了吧?但他从来不搞这套。他不立传,不肯被当成“导师”,更不会给自己弄什么纪念馆。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死后,我也许会被人当作一个偶像,但我希望不要那样。”你听听这话,再看看现在这些人,差距就在这儿了——真正的大家,心里装的是文字、是时代、是人心,唯独没有自己的位置。而那些拼命给自己找位置的人,恰恰是因为知道自己没有位置,才要硬挤出一个位置来。
说到底,文学这东西,它笨,它慢,它不讨好。你花十年磨出来的东西,可能发出来连个水花都没有;你老老实实写一辈子的乡土,可能不如人家一篇热点爆文的阅读量高。但文学的魅力也在这儿——它骗不了时间。技巧可以学,人脉可以攒,奖项可以买,馆子可以盖,但你作品里的那点真诚、那点温度、那点对人性的洞察,是装不出来的。时间这东西,它是个筛子,筛到最后,留下什么,就是什么。沙子再多,也堆不成石头。
所以我说,别急着给自己立祠了,也别急着给自己颁奖了。你有那个精力,不如回去改改稿子,或者把自己书架子上那些买来却一直没看的经典翻出来读读。真正的文学殿堂,从来不在哪个县城的仿古建筑里,它在每一个愿意为文字静下来的心里。你要是真在乎“后世之名”,那就拿出点真东西来,让作品替你说话。除此之外,别的招儿,都没用,甚至可能起反作用——你现在觉得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再过二十年回头看,可能就是贴在脸上的笑话。
盖棺那天还没到呢,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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