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五四青年节对青年的启蒙｜漫读

导语

恰逢五四青年节，重回徽州故里，山水间依旧萦绕着文脉余韵。这里也是胡适先生的故乡，绩溪上庄的山水书香，滋养了他年少时的启蒙根基，也为他日后思想生长埋下深深土壤。从徽州古村走出的胡适，挣脱地域与时代的局限，一路求学求索，视野渐次拓宽，心怀家国，放眼天下，最终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举足轻重的思想先驱。

五四本就是属于青年的节日，是致敬热血、回望初心、思索使命的时刻。

站在同为一方故里的土地上，回望百年风云，我们更有理由重提胡适。他扎根徽州文脉，又拥抱时代新潮，以自由与民主为旗帜，以理性与独立为信条，给近代青年带来深刻的精神启蒙。他对个体人格的尊重、对家国担当的思考、对学生运动的理性审视，穿越百年光阴，依旧叩击着当代青年的心灵。

值此五四良辰，置身文脉故土，重温胡适的青年启蒙思想，既是对先贤风骨的追怀，更是为当代青年寻一份精神坐标，在回望中明理，在沉思中前行。

漫游家，心随自然

思想也好，方法也好，都是为了造就“人”。

——胡适的五四启蒙与青年精神

每年的五四青年节，我们纪念的不仅是1919年那场由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对青年所寄托的思想启蒙。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群星谱中，胡适无疑是最耀眼的名字之一。他不是振臂高呼的革命领袖，也不是冲锋陷阵的火线战士，但他以一支笔、一种方法和一套人生观，为那个时代的青年开辟了一片精神的新天地。

从白话文开始：把思想还给每个人

如果说陈独秀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鼓手，那么胡适就是那个把旗帜从天上拉回人间、让它变得可触可感的人。

新文化运动真正成为蔓延全国的文化运动，实以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起点。这篇文章语气并不激烈，但主张十分明确：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在当时，文言文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垄断话语权的工具，普通民众几乎被排除在文化表达之外。胡适提倡白话文，绝不是单纯的文体改良，而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让文化走下庙堂，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紧接着，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核心口号。“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这番话说得朴素却振聋发聩。当语言不再是思想的桎梏，当普通人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启蒙才真正获得了它的物质基础。

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易卜生主义》，这篇被称为“个性解放的宣言”的文章，以及随后发表的《不朽——我的宗教》《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等，进一步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号召青年把自己铸造成器。他的名言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共和的新国家，绝不是一群奴才们建造得起来的。”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给青年一套可以用的方法

如果说白话文运动是胡适给青年思想启蒙的“工具”，那么他引入的实验主义哲学，则是给青年一套可以握在手里的“方法”。

1919年3月上旬，胡适以“实验主义”为题，在教育部进行了四次讲演，全面介绍杜威的哲学思想，并把实用主义的方法概括为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告诉青年，科学的方法就是科学实验室里用的方法：先细心搜集事实，再大胆提出假设，最后通过验证来确认假设的可靠性。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常识，但在一个长期以“子曰诗云”为真理依据的社会里，这种观点无异于一场思想地震。

同年3月，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上发表了题为《少年中国之精神》的著名演讲。他指出，当时的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正当的方法”。为此，他提出科学方法的三大要点：“第一注重事实”——不要问孔子怎么说、康德怎么说，要从研究事实入手；“第二注重假设”——在观察事实后提出若干个假设，看哪个能解释事实、解决问题；“第三注重证实”——假设必须经过验证才算数。胡适反复强调：“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工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

正是这种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彻底动摇了当时青年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权威崇拜和迷信观念，为他们提供了一套科学、理性的精神工具。正是这套方法，让青年们意识到思想不是对权威的盲从，而是对事实的追问和求证的勇气。

少年中国之精神：一套积极的人生观

如果说科学方法解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那么胡适同样关心青年“往哪里走”的问题。在《少年中国之精神》演讲中，他鲜明地指出当时中国社会中三类需要反对的人生观——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退缩消极的静坐主义、以及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机主义。与之相对，他提出了少年中国应有的三种积极精神：

第一，批评的精神。

“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点批评的眼光。”胡适警告青年，如果不加思考地随波逐流，就会成为“无意识的两脚机器”。

第二，冒险进取的精神。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这个世界充满危险和挑战，不能退缩旁观。

第三，社会协进的观念。

个体不是孤立的，一举一动都与社会息息相关，我们应当把每个人都看作“通力合作的伴侣”。

在胡适看来，一个人的成长不仅是能力的积累，更是人格的锻造。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虽然冷静地认为学生运动要以启蒙运动为先导，但他在一周年时与蒋梦麟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中，仍然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对青年的五大积极影响：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这不是简单的褒扬或贬斥，而是一个启蒙者对青年成长的审慎思考与真诚期待。

铸造成器：五四精神的当代回响

回望胡适对五四青年的启蒙，我们会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个人与民族的关系。他曾说：“想有益于社会，更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这句话今天读来依然充满力量——胡适不是在为功利主义的教育观背书，而是在强调：一个真正的、有独立人格、有理性思维、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本身就是对民族最大的贡献。

时光流转，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我们今天仍然纪念五四青年节，庆祝的可能不再是游行和呐喊，而是那一代青年身上所展现的精神气质——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而胡适所倡导的科学方法、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早已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五四青年精神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之一。

五四青年节的价值，不在于它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日期，而在于它不断提醒每一代青年：思想也好，方法也好，最终都是为了造就一个真正的人。有了这样一代又一代“铸造成器”的青年，中国的未来才真正可期。

二零二六年春暮。

文 /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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