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古巴蜀时期（一）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今日起，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四川古巴蜀时期（一）

历史文献中的古巴蜀历史社会

古巴君长

1. 板楯蛮

巴是一个古老的族群。据《华阳国志 · 巴志》记载， 巴地居住着濮、賨、苴、共、奴、獽、夷、蜑、廪君蛮以及被称作“丹山之巴”“太昊之巴”等的族群，他们都被称作“ 巴人 ”。巴人主要由姬姓的华夏后裔、濮人系统、越人系统和土著的“丹山之巴”四大族群组成。

属于华夏后裔的主要是“宗姬之巴”、奴人和“太昊之巴”。在殷商甲骨文中， 曾有高宗武丁之妻妇好进军沔水，降服巴人的记载。这是关于巴人华夏族群来源的最早历史证据。巴人曾参与周武王的伐纣战争，史称“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敌，前徒倒戈”，所以世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可见武王伐纣， 巴人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武王伐纣取得胜利后，封其宗姓于巴，建立巴子国， 以拱卫西周王朝南方疆土，这是“宗姬之巴”的主要来源。奴人即卢人，来源于今山西省境内， 曾参与武王伐纣， 据称是华夏族首领舜的后裔。“太昊之巴”据说是源于太昊后裔的一支族群，长期在巴地活动。

賨人又称“板楯蛮 ”，本属于濮人系统。之所以把賨人称作“板楯蛮 ”，是因为他们以木板作为盾牌，作战极其勇敢，所以“板楯”成为他们的族称。汉初， 因帮助汉高祖刘邦平定三秦有功，汉高祖给予板楯蛮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大姓不输赋税的优待，其余姓氏也仅仅“岁出賨钱口四十”而已， 因为板楯蛮仅需要向西汉朝廷缴纳象征性的钱， 因此他们又称作“賨民”。西汉以后，板楯蛮长期居住于嘉陵江、渠江流域和重庆东部的长江流域，今宣汉县罗家坝遗址所在的渠江流域，正是先秦板楯蛮的中心集聚区之一。《华阳国志 · 巴志》记载：“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他们在此建立“賨国”，筑有“賨城”，但其实际活动范围远不止此，如今重庆市云阳县境内，就曾出土“汉归义邑侯”金印，说明云阳曾是其势力活动范围。板楯蛮精于酿酒、铸造青铜器、编织和制陶，如秦昭王曾与他们订立友好条约， 云： “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将“清酒”作为输送的礼品，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酿制的“清酒”的确很美味。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的名酒“巴乡清”，实际上就是板楯蛮所酿“清酒”之一。板楯蛮尚武，他们善于铸造钺、剑、矛、镞等青铜兵器，其中，尤以呈柳叶形的巴式剑最为著名。板楯蛮主要以渔猎为生，因此大多精于射猎，史称他们“专以射虎为事”。如秦昭王时，有白虎在秦、蜀、巴、汉等地为害百姓，就有巴地朐忍（今重庆市云阳县）的板楯蛮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应秦昭王之募，专门制作白竹弩射杀白虎，为民除害，得到了昭王奖赏。此后，“专事射虎”就成为板楯蛮的一大重要生活习俗 ，板楯蛮遂因此世号“白虎复夷”。

渠县賨人谷賨王桥（蓬州闲士 摄）

2. 廪君蛮

廪君蛮属于百濮中的蜑人支系。《后汉书》引《世本》说，其先世居巫地，故又被称作“巫蜑之裔”。《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廪君蛮本有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个大姓， 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今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西）。钟离山有赤、黑两穴， 巴氏居住在赤穴，其余四姓皆居住在黑穴。巴氏子务相在与其他四姓“掷剑于石穴”“乘土船以浮江”等比赛中获胜，成为五姓共有的首领。务相在统一其他四族之后，乘土船从夷水进入鄂西夷水（今清江流域）的盐阳，在射杀盐阳女首领“盐水女神”后占领了盐阳之地。在拥有渔盐之利后，务相遂在清江岸边建“夷城”为都城， 自称为“五大姓的君主廪君 ”。据说廪君死后，其魂魄世世代代化为白虎，其族人认为白虎饮用人血，遂有廪君蛮“以人祠焉”的文化传统。

板楯蛮居于川北渝水流域， 以射杀白虎为事；廪君蛮居于鄂西清江流域，以白虎为图腾，崇拜白虎是他们的重要习俗。同为巴人的板楯蛮和廪君蛮在对待白虎问题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正是二者不同文化信仰与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不同表现的结果。这在汉唐时期的史书中也有一定表现，如《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就为板楯、廪君分别立传；在《隋书 ·地理志》《舆地纪胜 ·涪州》等书中，板楯蛮和廪君蛮都是同为巴人又自成一族群的， 以凸显二者完全不同的信仰。

古蜀五祖

1. 蚕丛氏

蜀的本义，据《说文解字》记载，指的其实是蚕。古蜀人以栽桑养蚕为业，最早可追溯到“人皇”时期。《华阳国志 ·蜀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据《初学记》引《春秋纬》认为，古代先民历经天皇时代、地皇时代和人皇时代。《华阳国志》所谓“人皇”即“天、地、人”三皇之一。人皇时代有兄弟九人，他们分九州为九囿， 巴、蜀即属于九囿中的“一囿之国”。这是关于“蜀国”最早的传说。到了黄帝时代，黄帝之子迎娶蜀山氏之女 ，生子高阳（颛顼），高辛氏封其庶子于蜀，历夏、商、周三代，均为侯伯。蜀曾参与武王伐纣，并因功受封。中原黄帝部族与蜀山氏的联姻，带来了缫丝和养蚕的技术，栽桑养蚕也在蜀地兴起，蚕丛氏之名于是取代了蜀地固有的蜀山氏。《华阳国志》所谓“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正是说周朝已经失去对全国的有效管理，蜀侯成为最先称王者。这个最先称王的蜀侯就是蚕丛。《华阳国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 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蚕丛纵目，这是他最显著的面目特征，这在三星堆出土的凸目面具中已有所体现。蚕丛死后，用石制的棺椁埋葬，这是蚕丛一族不同于其他古蜀部族墓葬的显著特点。《华阳国志》记载，蚕丛与柏灌、鱼凫均数百岁。我们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世上生存数百岁，《华阳国志》所谓“古蜀王数百岁 ”之说充分表明，这些古蜀国的后世继任者均以开国者之名作为国号，换句话说，无论是蚕丛，还是柏灌、鱼凫，均不是对某一个蜀王的专称，而是关于某个王国或氏族的共名，是某一特定时期古蜀王国氏族的独特文化标记。蚕丛氏部族居住在岷江上游一带，在今茂县、汶川、理县境内，发现了不少战国前后的石棺墓，特别是在茂县叠溪的岩石上，至今保存有“蚕陵重镇”字样的一块石刻。从文化学的角度似乎可以说明，岷江上游的确是蚕丛部族曾经生活的地方。

供图：蒋伟

2. 柏灌、鱼凫与渔猎时代

有关柏灌的文献记载很少，目前仅能判断他是古蜀五祖之一。一般认为柏灌在蚕丛氏之后，有国“数百岁”，处于采集经济向渔猎经济的过渡时期。柏灌所处时代蜀民数量较少，今都江堰古称“灌口”“观坂 ”，可能此地正是柏灌的王都所在地。

鱼凫是柏灌之后又一代蜀王，处于从渔猎向农耕转化发展的时期。据《华阳国志 · 蜀志》关于“田于湔山，忽得仙道”的记载，可见早期的鱼凫时代还没有完全脱离渔猎这种生活方式。在鄂西、川东和成都平原，均有关于鱼凫、鱼腹的传说与古地名，这些地名主要在岷江 —— 长江沿岸出现，正是鱼凫之民沿岷江渔猎生活状态的文化反映。据唐人卢求在《成都记》中的记载，鱼凫时代的王都在今都江堰市聚源镇境内，考古工作者曾在今都江堰市的芒城遗址中，发现了距今 4500 年至 4300 年前的水稻硅酸体，说明在鱼凫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已开始出现稻作农业并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古蜀人关于其先世的历史传说，仅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有零星记载，且大多属于神异之说。如《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一作灌），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 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有关三代蜀王与其民“皆神化不死”的记载，说明古蜀部族与其他民族的古代先世传说一样，均存在历史与神化的糅杂。蚕丛、柏灌和鱼凫这样的蜀王顺序排列，并非指三代蜀王是先后第处的个人，而是代表三个部族的首领。历代蜀王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而是彼此间有一个相互交错又前后衔接的关系。蚕丛、柏灌和鱼凫所处时代，大约相当于中原夏、商、西周之世，这与上述考古发现的情况是比较一致的。

3. 杜宇教民务农

大约在商、周之际， 杜宇取代鱼凫称王蜀中。有关杜宇的传说颇多，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记载，杜宇从天而降，教民众务农与耕种技术，被称为“杜主 ”。有一名叫朱利的女子，从江原的井水中出来，杜宇很喜欢她， 于是娶她为妻。有关杜宇和朱利的来历尽管有很大的神话传说成分，但反映了掌握农耕技术的杜宇部族与居住在江原从事渔业部族大联姻。两大部族联姻后，杜宇建都于汶山脚下的郫邑（今成都市郫都区），经过百余年后，又移治于瞿上（今成都市双流区南）。秦、楚等“七国称王”时，杜宇却自号“望帝 ”。历代杜宇王既号“杜主 ”，又称“蜀王、望帝 ”，表现了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做本土之主，这是杜宇王相当自信与国力较为强大的一种表现。

杜宇王教巴蜀之民农耕与种植技术，发展农业生产，自以为比以武力称霸中原诸侯的功德更高，贡献更大。于是，自我划定王国的管辖范围，他以临近秦国的褒斜为王国的前门， 以岷江上游的熊耳（峡名，今青神县南岷江上的青神峡）、灵关道为后门， 以玉垒山、峨眉山作为王国的城郭， 以岷江、潜水、绵河（绵远河）、洛水（什邡石亭江）为护城河， 以汶山作为王国牧场， 以南中地区为苑囿，力图不断扩大王国的势力与影响范围。杜宇王国后期，成都平原遭遇大洪水，杜宇王的相——荆人鳖灵领命，带领民众凿开玉垒山 ，除却岷江水患，并引入荆楚的稻作种植技术，提高了成都平原的稻作产量，深受蜀民拥戴。杜宇王于是效仿尧、舜的禅让之法将王位让给了鳖灵，自己升西山归隐而去。据说杜宇王死后，其魂化为杜鹃，后世所谓“杜鹃啼血”“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故事，即源于此。

杜宇被视为巴蜀农业的始祖，他不仅教蜀人务农与耕作技术，还教给巴人耕作技术。杜宇重视农耕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了古蜀青铜文明的不断发展， 巴蜀地区的民众在春耕时还不忘祭祀蜀主杜宇。金沙遗址出土大量制作精美奇特的青铜器、金器和玉器，是与杜宇时代成都平原相对发达的农耕种植与生产技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正是杜宇教民务农，发展农业生产，为青铜器、金器和玉器等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璧、玉琮等礼器，其形制与周王朝礼器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说明在杜宇王国时期，古蜀国已经受到中原王朝礼制思想的影响，不过仍然保留了巴蜀独有的风格与特色。

4. 开明氏与蜀水文明

开明王国是古蜀的最后一个王国。开明原名“鳖灵 ”，本是荆人，他在公元前 7 世纪初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国。开明王国前后历经 12 世，前后延续 300多年，于公元前 316 年为秦国所灭。

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记载，鳖灵落水，其尸溯长江逆上， 到达岷江，遂死而复生。末代杜宇王以鳖灵为相，让他负责治理洪水。鳖灵借助荆楚之地较为成熟的防洪排涝等治水利水技术，采取大禹“东别为沱”的治水理念，通过凿玉垒山，开金堂峡，开工引渠，将岷江水引入沱江以分洪，最终制服了岷江洪涝灾害，使民众摆脱了洪水威胁得以“陆处”，进而安居乐业。据说末代杜宇王有感于自己的政绩与功德均比不上鳖灵，于是效仿尧禅让舜的方式 ，让位于鳖灵。

鳖灵建立开明王国，自称“丛帝 ”。丛帝推行父死子继的王位世袭制度，并规定太子是王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宗室子弟不得继承王位，通过赐予侯爵的方式，将他们分封到王国各地去镇守疆土，为一地之长。如十二世开明王就曾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为“苴侯 ”。有关开明王国的任官制度，据文献记载，仅知有太傅、丞相、郎中令等职位，其余不详。公元前 377 年，开明氏在建立了比较统一的王权制度后，开始向东征战，并夺取了楚国的兹方（今湖北省松滋市），势力达到鄂西的清江流域。开明二世名“卢帝 ”，借助治理岷江之利不断增强国力， 向北进攻，到达秦国的至雍（今陕西省凤翔区），将疆土扩张到汉中以北。开明三世名“保子帝”，向青衣羌进攻，并征服僚人、僰人，将开明王国的势力深入川西南、贵州北和云南昭通一带。至此，开明氏“据有巴、蜀之地”，成为古蜀五祖中疆域、势力最强大者，被秦将司马错称作“戎狄之长”。

公元前 400 年左右，经过历代开明王的开疆拓土，开明王国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九世开明尚主动借鉴中原礼乐政治文明，据《华阳国志 ·蜀志》记载，开明尚“始立宗庙， 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 首次创立了开明王国的祠庙制度。不过，开明王国在祠庙制度上仍保留了自己的特点，如蜀王死后，仅立大石（石笋）作为先王的墓志。因此， 开明氏的各位先王不像中原的君主那样有谥号，仅以青色、赤色、黑色、黄色和白色五种颜色代指各祠庙的主神， 开明氏历任先王也因此被分别称作“青帝”“赤帝”“黑帝”“黄帝”“白帝 ”。此外，开明尚还通过效仿中原王朝的礼乐制度以管理官民 ，如称酒为“醴”、称“乐”为“荆”，正是他向楚国学习礼乐制度的结果。开明尚将王都从郫邑（今成都市郫都区）先迁移到广都樊乡（今成都市双流区），再迁都到成都。“成都”之名， 即源于此。《左传》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立宗庙”一向是华夏民族的国家大事，宗庙也因此成为祭祀祖先、颁布政令、朝觐和征战最重要的地方。开明尚建立宗庙祭祀制度，正是他接受华夏国家文化的重要表现。而开明尚称王不再称帝，而是以五色代替先王庙号，一方面说明开明王国的势力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说明开明氏具有不同于中原王朝的文化信仰与文化习俗。成都市商业街船棺葬中曾出土了一批开明王国时的木胎漆器、大型编钟底座以及罍、尊、戈、矛、箭镞等礼器和兵器，在这些礼器和兵器上，分别绘制了龙纹、虎纹、变形鸟纹、卷云纹等 20 多种 200 多个象形符号。这些符号一般由几个简单符号组成一组相对复杂的符号群，与中原出土的同类型器物上绘制的图案与镶嵌的文字颇存差异，但无疑表达了某种思想或意义，被学者称作“巴蜀图语”。

由于十二世开明王骄奢淫逸，为秦国伐蜀提供了可乘之机。《华阳国志 ·蜀志》记载，周显王时，蜀曾拥有褒斜、汉中之地。一次在山谷中狩猎时，开明王曾与秦惠王在谷中相遇。惠王制作了五头“牛便金”（能“便金”的石牛）送给蜀王。蜀王贪财好贿，大喜过望，于是派遣五丁开建蜀道以迎石牛，五丁所开之道史称“石牛道”（又称“金牛道 ”），成为日后秦国征讨开明王国时的重要进军路线。蜀王为美色所惑， 曾纳一美艳的武都（今绵竹市武都山）女子为妃。后妃子因不习水土而死，蜀王曾命五丁前往武都担土回成都为其造大冢，为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巴与蜀向为世仇，末代开明王之弟苴侯却与巴国交好，蜀王为之大怒，于是发兵征讨苴侯，苴侯害怕逃亡至巴地并向秦求救。周慎靓王五年（前 316 年），秦惠王利用开明氏兄弟不和、巴蜀互斗的机会，派名将司马错、张仪伐蜀，大胜蜀王于葭萌。蜀王败逃至武阳（今眉山市彭山区东北）时，为秦军所害。开明相、太傅及太子，亦被秦军杀于白鹿山（今彭州市白鹿镇附近），开明王国就此灭亡。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