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首都机场壁画现三女性裸体引发争议，李瑞环如何灵活处理？

你敢信吗？1979年刚落成的北京首都机场新航站楼里，爆出了当年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一幅描绘傣族泼水节的壁画上，明明白白画了三个沐浴的裸体女性。放在四十多年前的环境下，这事直接引爆了轩然大波，有人拍桌子要办画家流氓罪，有人说这是艺术春天到来的信号，两边吵得不可开交，就等负责人拍板。

1978年9月，文化部和民航总局一起找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来负责首都机场的室内陈设和美术创作。项目由张仃牵头当总设计，凑了全国十七个省市的五十二位美术好手，从景德镇陶瓷匠人到磁州窑师傅，各路能人聚到一块儿，打算干成一件开风气的大事。

当时管机场工程的李瑞环，身份是北京建委副主任、机场工程副总指挥。他是木匠出身，从基层工人一步步干上来，早年还参与过人民大会堂这些大工程。他的性子就是实打实干事，不玩虚的，也不爱摆官架子。

关于壁画创作，李瑞环一上来就给艺术家吃了颗定心丸。他说题材你们自己讨论自己选，文责自负就行，不用看领导脸色。画稿送过去审批，他连字都不签，直说这是艺术家的专业事，我没资格批准。那时候能给创作者这么大自由空间的领导，真的太少有了。

宽松的创作氛围下，艺术家们一共敲定了七幅大型壁画，总面积快五百平方米。张仃的《哪吒闹海》、袁运甫的《巴山蜀水》、祝大年的《森林之歌》，每一幅都透着憋了很久的蓬勃朝气。命运最曲折的，就是画家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袁运生1978年刚从云南采风回来，画了一大堆傣族妇女的白描速写。泼水节本身有古老传说，姑娘们除掉恶魔后需要族人用水冲洗身体，题材天生就和沐浴洁净绑在一起，这也成了袁运生的创作灵感。他明知当时社会环境敏感，还是想在艺术上做一次大胆突破，为此还耍了点小心机。

他画素描稿的时候特意多添了一道线，远远看着就像人物穿了衣服，蒙过了当时不少人的疑问。等正式画到墙面上，趁整个工作室的人都去开会，就剩他自己的时候，悄悄把那道线擦掉了。新中国公共建筑上的第一个裸体艺术形象，就这么诞生了。

消息传开后，内部直接炸了锅。支持者说这就是思想解放的标志，反对者怒斥有伤风化，最极端的直接喊出袁运生应该被判流氓罪。有关部门迫于压力，要求袁运生修改，起码要给画里的女性穿上短裤，可袁运生硬扛着就是不改。

他还拿米开朗琪罗在梵蒂冈画的全裸《末日审判》举例，连当年的教廷都容得下的艺术，咱们首都机场为什么容不下。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李瑞环没法再旁观，必须拿出个态度来。他没急着站队拍板，他想得很清楚，自己直接站台支持，反对派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是下令修改或者撤掉画，违背了当初给艺术家自主权的承诺，还会寒了整个创作团队的心。

最后李瑞环想了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招，他让人把壁画房间的门窗都用纸糊起来，不让外人看，等邓小平看完之后再做决定。这招真的太聪明了，他不抢着当裁判员，只是搭个台，让最有分量的人来一锤定音。既保护了画作不会被仓促处理，也给自己和创作团队争取到了缓冲的时间。

结果和李瑞环预料的一模一样，邓小平看完这幅壁画，一点异议都没有，还说应该拍些照片，多印几份卖给外国人。1979年10月，好多领导都先后到机场参观这幅壁画，全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反对的声浪一下子就弱了下去，壁画也得以正式对外亮相。

壁画面世后的火爆，谁都没预料到。整整一个月时间，全国各地美术院校的师生源源不断赶到北京，就为了看一眼这幅画，首都机场广场停满了各地开来的大巴。香港知名商人霍英东后来回忆，他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画在他就放心，说明政策稳定。

谁也没想到，这幅小小的壁画，居然成了海外判断中国开放政策稳不稳定的风向标，这个结果别说当事人，连李瑞环自己都想不到。可风波并没有真的结束，还是有人死抓住这幅画不放，到处游说，还硬生生把问题扯成了民族问题。他们拉着中央民族学院的傣族学员到壁画前开批判会，把袁运生整得百口莫辩。

1981年，画中三个裸体女性的部分，被一堵三合板假墙彻底封了起来。1982年袁运生处境糟糕，觉得在国内没法安心创作，就去了美国，一走就是十四年，直到1996年才回国到中央美院执教。1990年袁运生的哥哥袁运甫带人给壁画涂保护液，到了假墙跟前，机场工作人员说拆了吧，就这么把墙拆了，封了近十年的画面重见天日，因为被护住了，颜色居然比旁边的画面还鲜亮。

袁运生后来自己感叹，整件事折腾下来，就像一出荒诞的喜剧。李瑞环处理这件事的思路，放到今天看都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处理。创作的时候充分放权，不干预不审批不设框，让艺术家说了算。出事之后不慌不乱，不急于站队也不一刀切，先把画挡起来给各方降温，最后借高层视察的机会，让权威声音定调，用最小的代价化解了矛盾。

这种不揽功不推锅不冒进，用巧劲不用蛮力解决问题的智慧，放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一点都不过时。李瑞环后来评价这批壁画，说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一定会超过费了很大劲的机场建筑工程，事实也确实印证了他的话。现在这批壁画被叫做“20世纪的敦煌”，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空间壁画创作项目。

如今距离当年那场风波已经四十七年，壁画还挂在首都机场一号航站楼的墙上，不过保存状况不太好，墙面开裂，局部也有老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些年一直在做抢救性研究和文献整理，也拿出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现在首都机场因为大兴机场分流，已经连续六年亏损，正在推进T3航站楼的改造工程，在这场硬件升级里，怎么保护好这批快半个世纪的文化遗产，还是一道绕不开的考题。

参考资料：人民网 《首都机场壁画：一段改革开放的文化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