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在供销社喝多了，跟女主任打趣：嫁我吧，她却拧着我耳朵

供销社的酒后真言

我叫李建设，一九六二年生人，今年六十有二，已经退休在家带孙子了。

但今天要说的这事儿，发生在一九八六年。那一年我二十四岁，在县城南街的供销社当售货员。那时候的供销社可不像现在人说的那么冷清，那会儿可是个肥差，布匹、糖块、煤油、肥皂，样样都要票，老百姓想买东西，不找我们供销社的人，门儿都没有。

我们南街供销社不大，一共七八个人，主任姓方，叫方秀兰。

方主任那年三十二岁，比我大八岁。按理说这个年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老姑娘”了——她没结婚，也没对象，这在当时的县城可是一件稀罕事。

方秀兰长得不算顶漂亮，但她有股子说不出来的劲。一米六五的个头，腰板挺得笔直，说话干脆利落，走路带风。她是部队转业回来的，听说在部队当过话务兵，复员后被分到供销社，干了两年就当上了主任。

在我们几个小伙子眼里，方主任是个让人又敬又怕的存在。

敬的是她办事公道，从不欺负老实人。怕的是她那双眼睛，跟探照灯似的，你心里想什么她一眼就能看穿，想在她跟前耍滑头，门儿都没有。

那年冬天，腊月二十三，小年。

供销社忙了一整天，天擦黑的时候才关门。方主任说，今天小年，大家辛苦一年了，她请客，去国营饭店吃顿饺子。

几个人一听，高兴坏了，赶紧收拾东西，锁好门，一窝蜂往饭店跑。

那时候县城的国营饭店就在十字街口，门面不大，里头摆着六七张方桌。我们七八个人坐了两桌，方主任去柜台点了饺子跟几个菜，还特意要了两瓶白酒。

那个年代的酒，不是什么好酒，就是普通的红高粱，六十二度，一口下去从嗓子眼烧到胃里。

桌上坐了没一会儿，大家就开始轮着敬酒。老刘头先举杯：“主任，这一年多亏您照应，这杯我敬您！”

方秀兰端起酒杯，一口闷了，面不改色。老刘头喝得龇牙咧嘴，她跟没事人似的。

接下来是卖布匹的小孙，敬酒；管仓库的老吴，敬酒；收银的老大姐赵姨，也敬了一杯。

我一杯一杯地跟着喝，很快就上头了。

那年头年轻，酒量不行，还死要面子，别人敬我就喝，也不会推。加上方主任那两瓶酒劲大，喝着喝着，我就开始飘了。

后来据赵姨回忆，我当时眼睛都喝直了，脸跟煮熟的螃蟹似的，说话舌头都在打结。

方主任看我喝成那样，皱了皱眉：“小李小李，行了行了，你少喝点。”

我不但不听，还端着酒杯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非要再敬她一杯。

“方主……主任，”我舌头都捋不直了，“我敬您一杯，我……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方秀兰看着我那副醉醺醺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你都喝成这样了，还掏什么心窝子，坐下坐下。”

我没坐下，反而往前凑了一步，嘴比脑子快：

“方主任，您看您都三十二了还没嫁人，要不……您嫁给我得了，我李建设是个好人，保证对您好！”

整个饭店瞬间安静了。

饺子在锅里煮着，咕嘟咕嘟的声音突然变得特别大。

老刘头端着酒杯的手僵在半空中，小孙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饺子，赵姨直接捂住了嘴。

我当时酒劲儿上来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还咧着嘴在那儿傻笑。

然后我就感觉左耳一阵剧痛。

方秀兰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起来，一只手准确地捏住了我的左耳，像拧螺丝一样狠狠一拧。

那力道，那个精准度，绝对是在部队练过的。

“哎哟！疼疼疼！”我惨叫着，酒醒了大半。

“李建设，”方秀兰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冷得能结冰，“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没没没没说什么！主任我错了！我喝多了！我说胡话呢！”我疼得眼泪都快下来了，两只手想去掰她的手，又不敢碰。

“醒了？”她问。

“醒了醒了彻底醒了！”

方秀兰松开手，端起桌上的酒杯，一仰头喝了个干净，然后把杯子往桌上一顿，拎起军大衣就往门口走。

“账我已经结过了，你们慢慢吃。”说完推门出去了，北风呼地灌进来，又哐地一声关上了。

饭店里安静了好一阵子。

赵姨第一个反应过来，叹了口气，小声说了句：“这孩子，哪壶不开提哪壶。”

老刘头拍了拍我的肩膀：“小李啊小李，你这不是找死吗？”

小孙在旁边憋着笑，脸都憋红了。

我捂着火辣辣的耳朵，酒彻底醒了，满脑子就一个念头：完了，工作保不住了。

那顿饺子后来怎么吃完的，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回家的路上北风刮得人脸疼，左耳朵还在嗡嗡响，我一边走一边后悔，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大嘴巴。

李建设啊李建设，你是猪脑子吗？这话能乱说？就算喝多了，也不能拿主任的婚事开玩笑啊。人家三十二没嫁人，你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不是往人心口上戳刀子吗？

那一晚上我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想，第二天怎么跟方主任认错。

第二天一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到了供销社。

打开门，方秀兰已经在那儿了，正在柜台后面整理货品，跟没事人一样。

我磨磨蹭蹭地走过去，站在柜台前，低着头，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主任……”

“什么事？”她头都没抬，手上动作一点没停。

“主任，昨天的事儿……我真是喝多了，说的那些混账话，您别往心里去。我向您保证，以后再也不喝了，就算喝也……”

“行了，”方秀兰打断我，抬起头看着我，眼神说不上来是什么情绪，“你昨天说那些话，我也不跟你计较。但我问你一句——”

她顿了一下。

“你是真的喝多了说的，还是借酒壮胆？”

我愣在原地。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我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

“呃……我……”

方秀兰看着我那副傻样，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忍笑，但很快就恢复了那副严肃的表情。

“行了行了，去干活吧。”她摆摆手，低头继续整理货品。

我如蒙大赦，赶紧溜到自己的柜台后面，心里七上八下的。

她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是真的喝多了说的，还是借酒壮胆？”——她是在试探我吗？

不可能的。方秀兰是谁？是主任，是我的领导，比我大八岁，怎么能看上我这种毛头小子？

我想多了，一定是我想多了。

但话说回来，我为什么会说出“嫁给我”这种话？

真是因为喝多了吗？

还是……

我不敢往下想了。

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方秀兰对我的态度好像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变化，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

以前她从不单独跟我说话，现在偶尔会在我下班的时候问一句“李建设你今天台账对了没有”。以前她从不过问我吃没吃饭，现在有时候中午会多带一个馒头，随手放在我柜台上，“吃不了，你帮我解决掉”。

我开始留意她了。

不是以前那种下属对领导的敬畏，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别别扭扭的留意。

我注意到她笑起来其实挺好看的，只是她很少笑。我注意到她的手上有老茧，是在部队留下的痕迹，她从来不提那段经历。我注意到她一个人住在供销社后面那间小宿舍里，逢年过节也不回老家，好像跟家里人关系不太好。

我问过赵姨，方主任为什么一直没结婚。

赵姨叹了口气，小声跟我说：“她以前在部队有个对象，后来那人……牺牲了。回来之后就再没找过，一晃就过了年纪，高不成低不就的，就这么拖着。”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闷闷地疼。

难怪那天我开那个玩笑，她会那么生气。

不是因为我冒犯了她，是因为我戳到了她心里最疼的地方。

三十二岁没嫁人，在八十年代的县城，闲话能把你淹死。有人说她眼光高，有人说她性格怪，还有人说她是不是有什么毛病。那些闲话她都一个人扛着，从来不解释，也不辩解，就那么笑着扛着。

我知道真相之后，心里头堵了好几天。

有天下午，供销社快关门了，就剩我跟她两个人。她在那盘点库存，我在擦柜台。

我犹豫了半天，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主任，那天的事儿……我真的对不起。”

她抬起头看着我：“我不是说了不计较了吗？”

“不是，”我深吸一口气，“我是说，我不该拿那种事开玩笑。我不知道您……以前的事。”

方秀兰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点货，声音淡淡的：“谁跟你说的？”

“赵姨。”

她没有说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账本合上，看着我。

那是我第一次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不是严厉，不是疏离，而是一种很深的、藏了很久的疲惫。

“李建设，”她说，“我这个人，不会说那些弯弯绕绕的话。你年纪比我小八岁，你是城里人，有正式工作，条件不差，你找什么样的找不到，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说完，她把账本夹在腋下，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心跳得咚咚响。

她没有说“我们不可能”，她说的是“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这两句话不一样。

我那时候二十四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

赵姨那句话说得对，“这孩子，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就是这种人。你不让我干的事，我偏要干。

但不是因为犟，是因为我已经想明白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想方秀兰那个疲惫的眼神，想她一个人住在那间小宿舍里的每个夜晚，想她每天早上第一个到供销社开门，想她过年的时候给别人排班回家、自己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门店。

这样一个女人，她值得有人对她好。

小八岁怎么了？那时候又不是没有女的比男的大。最重要的是，我喜欢她。

真心的那种。

第二天上班，供销社忙得脚不沾地，一直没找到机会跟她单独说话。

快下班的时候，赵姨和小孙他们陆续走了，我又故意磨蹭到最后。

方秀兰在办公室里整理当天的营业款，我推门进去，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数钱。

“有事？”

“有。”

她没接话，继续数钱。

我把门关上，走到她办公桌前站定。

“方主任，我有话跟你说。”

她放下手里的钱，靠在椅背上，看着我。那眼神像是在说：说吧，我听着。

我深吸一口气，把心里憋了好几天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

“您说让我别在您身上浪费时间，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浪费时间？我喜欢一个人，想对一个人好，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是浪费时间。”

“您比我大八岁，我不在乎。您以前有过对象，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更不在乎。我只在乎一件事——您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我知道我条件一般，没存款没房子，但我有力气，有心，我不怕吃苦。您要是嫁给我，我保证这辈子不让您受一点委屈。”

我说完这些话，心跳快得像要炸开。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桌上老座钟的滴答声。

方秀兰坐在那里，没有说话，表情也看不太出来。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很长时间。

长到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然后她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我面前。

我下意识地缩了一下——上次她拧我耳朵的阴影还在。

但她没有拧我耳朵。

她伸出手，捏住了我的手腕，翻过来，看了看我的手心。然后又翻回去，看了看我的手背。

“这双手，”她的声音有点哑，“能干好活吗？”

我愣了一下，然后拼命点头：“能！绝对能！”

她松开了我的手。

“李建设，你知道我的情况，”她的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我不瞒你，我心里那个人，到现在还没过去。”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她抬手制止了我。

“但是，”她说，“我觉得你这个人……还行。”

还行。

这两个字从方秀兰嘴里说出来，含金量比我听过的任何甜言蜜语都重。

“我话先说在前头，”她往后退了一步，推开了一点距离，脸上又恢复了那种公事公办的表情，“你要是真跟我处对象，咱俩的关系暂时不能让单位的人知道。我不想让人说闲话，说我当领导的不正经，跟下属搞对象。”

“行！”

“还有，”她看着我的眼睛，“你要是哪天后悔了，直接跟我说，别拖着，别让我难堪。”

“我不会后悔的。”

“男人的嘴……”

“我李建设说到做到，这辈子就你一个。”

方秀兰别过脸去，但我看见她耳朵根红了。

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回到家，一路上哼着小曲，心里那个美啊，像吃了蜜一样。

我爸看我乐呵呵的，问：“捡着钱了？”

我说：“比捡着钱还美。”

我妈在一旁嗑瓜子：“是不是谈对象了？”

我没承认也没否认，嘿嘿笑着钻进了自己屋。

躺在炕上，我听见外屋我妈跟我爸嘀咕：“这孩子，肯定是有情况了。”

我爸闷闷地说了句：“有情况就对了，都二十四了。”

我捂着嘴偷笑，左耳好像又火辣辣地疼起来了。不是真疼，是想起来就心痒痒的那种疼。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也简单。

我跟方秀兰地下恋爱谈了大半年，供销社里没人知道。白天该怎么处还怎么处，该她骂我还骂我，该我干活还干活。到了晚上供销社关门以后，我俩就在后面的小宿舍里说说话，她给我织毛衣，我给她讲单位里那些有的没的。

有时候我骑自行车带她去城外的小河边走走，她坐在后座上，手搂着我的腰，风吹过来，她的头发扫在我脖子上，痒痒的。

那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日子。

一九八七年秋天，我俩领了证，办了酒席。

那天方秀兰穿了件大红的棉袄，是她自己一针一线缝的。她平时不怎么化妆，那天抹了点胭脂，好看得不行。

赵姨喝了几杯酒，拉着我的手说：“建设啊，你可算把咱主任给收了，你是不知道，她这些年一个人，苦啊。”

老刘头在一旁哈哈笑：“我就说嘛，那天那个玩笑开得好！”

小孙已经调到别的单位了，那天也专门赶来了，举着酒杯冲我挤眼睛：“李哥，你这叫啥？酒后吐真言！”

我端着酒杯回了半天，谁敬都喝，高兴嘛。

方秀兰在一旁看着我，没拦着，只是每隔一会儿就用眼神提醒我：别喝太多。

那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领导看下属，现在是媳妇看丈夫。

结婚三十多年了，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

方秀兰还是那个方秀兰，雷厉风行，说一不二。供销社九十年代改制的时候她下了岗，没哭没闹，自己摆了个小摊卖袜子，后来开了个小百货店，一个人撑了十几年。

我在厂里上班，工资不高，回到家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洗衣，从不跟她争高低。

有人问我，你媳妇比你大八岁，是不是老得比你快？

我说，人都会老，这有什么好说的。她为我熬了这么多年，我就该伺候她一辈子。

现在我俩都退休了，儿子在省城上班，一年回来两三趟。方秀兰前几年得了糖尿病，身体大不如前，腿脚也不太利索了，走路得拄着拐杖。

当年那个走路带风的女主任，现在已经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了。

但我看她，还是觉得好看。

前几天，我俩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我给她削苹果。

她忽然问我：“李建设，你说实话，那年你在饭店说的那句话，到底是真的喝多了，还是借酒壮胆？”

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笑着说：“你猜。”

她咬了一口苹果，含混不清地说：“我猜你是借酒壮胆。你就是个闷葫芦，不喝酒连屁都放不出来一个。”

我嘿嘿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她也没追问，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里，拿纸巾擦了擦嘴，忽然伸手拧了一下我的耳朵。

不重，轻轻的，跟那年冬天在饭店里拧的那一下，一点都不一样。

“老东西，”她小声说了句，扭过头去看窗外的风景。

夕阳照在她脸上，皱纹一道道清清楚楚的，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好看。

我没告诉她的是——

那天在饭店，我确实是喝多了。但说的那句话，不是酒话。

是真话。

打从心眼里掏出来的真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