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发布儿童、青少年与青年心理健康报告

本文摘要：

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正日益恶化，抑郁、焦虑、心理困扰及幸福感低下的发生率均呈上升趋势。该报告综合运用国际数据、近期科学文献以及临床与政策专家的见解，指出青年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并非始于新冠疫情，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长期趋势，尽管这一趋势在近年来已显著加剧。

报告重点阐述了导致这种状况下滑的复杂且相互交织的驱动因素，其范围涵盖数字化与社交媒体的影响、气候焦虑、对全球冲突的担忧、社会经济压力、校园霸凌与学业重负，乃至社会不平等与贫困问题。

报告强调，必须采取全面且跨部门的应对策略，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早期预防工作；提升低门槛服务及同伴支持服务的可及性；将社会情感学习融入学校教育体系；以及制定关于数字技术的平衡性政策。此外，报告还着重指出，有必要改进并加密数据收集工作，同时必须直接倾听年轻人的心声，以深入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与优先关切。该报告旨在协助OECD成员国政府制定更为有效且基于实证的策略，从而遏制青年心理健康状况持续恶化的势头。

以下为正文

2026年4月29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21世纪儿童、青少年与青年心理健康》（Child, Adolescent and Youth Mental Health in the 21st Century）报告。该报告对OECD成员国25岁以下青年人的心理健康趋势、驱动因素和政策应对进行了迄今为止全面的跨国评估，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过去十年间青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报告的主要概述如下：

一、儿童、青少年与青年心理健康趋势

报告指出，儿童、青少年及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在过去十年间持续恶化。国家级调查及国际系列数据显示，青少年和年轻群体中，心理困扰、抑郁症状以及自我报告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现象均呈上升趋势。在11个拥有2012-2022年可比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指标年均下降幅度在3%-16%之间。尽管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些压力，但早在2010年代中期，心理健康状况恶化的潜在趋势便已显现。虽然少数国家在2023-2024年间呈现出企稳或部分复苏的初步迹象，但目前断言这些迹象究竟预示着一种更持久的改善，抑或仅仅是回落至疫情后本已处于高位的水平，尚为时过早。

1.许多心理健康状况始于儿童期和青少年期

心理健康问题在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十分普遍。大多数精神障碍的典型发病年龄介于12岁-25岁之间。据估算，各类精神障碍的集中发病年龄（峰值）为14.5岁，其中62.5%的精神障碍在25岁之前发病。在高收入国家，精神障碍是青少年及青年群体致残的主要原因。据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估算，心理健康状况的患病率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达到峰值；在10-25岁的年轻人中，约有1/5的人患有精神或神经系统障碍（该患病率数据可能存在重复计数的情况，即同一人若患有一种以上障碍会被重复计算），这一比例略高于全年龄段人群1/6的估算值。

2.大多数OECD国家的年轻人心理困扰呈上升趋势

近期的一系列国际研究和委员会报告均指出，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正在恶化。2025年，一项针对“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进行的系统性分析指出，在1990-2021年间，10-24岁的青少年及年轻群体的心理健康负担呈上升趋势。

现有的国内外数据也表明，年轻群体的福祉呈下降趋势，心理困扰有所加剧，且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病率呈上升态势。在10个对年轻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跨年度数据收集的国家中，仅有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的数据显示其所涵盖的年轻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和瑞典，年轻群体中心理困扰的增加幅度明显高于总人口或成年人口。

3.COVID-19危机加剧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恶化，但这种下行趋势早在疫情爆发前便已显现

OECD数据显示，2020-2021年间，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恶化；2021年3月，在比利时、法国和美国，青少年报告抑郁或焦虑症状的可能性比成年人高出30%至80%。来自比利时、智利、法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土耳其和美国等国的诸多一致性证据均表明，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相比，COVID-19疫情期间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呈下降趋势

多项研究发现，2020-2021年初，青少年乃至普通大众的心理健康状况均有所恶化，随后在2021年底及2022年初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改善。德国针对7-17岁儿童及青少年开展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疫情期间整体心理健康问题呈上升趋势；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相比，2020年底至2021年初期间，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甚至翻了一番（其中焦虑症的发生率从疫情前的15%升至最高点30%，抑郁症则从疫情前的15%升至最高点24%），随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才开始稳步回落。

4.OECD国家年青人自杀死亡没有显著增加

在2001-2021年间，OECD国家所有年龄组（包括年轻群体）的自杀死亡人数呈稳定下降趋势，尽管20岁以下年青人的自杀死亡降幅仍小于年长群体。在2001-2019年期间，尽管数据存在一定波动，但10-14岁群体的自杀死亡人数下降了14%，15-19岁群体下降了9%，20-24岁群体下降了17%，而全人群的自杀死亡人数则下降了22%。

2020年，即COVID-19危机时期的开始，25岁以下人群的自杀死亡率有所上升，具体而言，15-19岁人群的自杀死亡率增加了1%，20-24岁人群的自杀死亡率增加了2%。10-14岁儿童的自杀死亡人数增加了54%，令人担忧，但应该强调的是，这些绝对数字非常低，因此对相对较小的变化更加敏感。根据最新数据，2019-2020年间，所有年龄段的自杀死亡人数下降了1%。

5.处于青少年中后期阶段的青少年，以及女孩和年轻女性，其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

总体而言，处于青少年中后期阶段的青少年、女孩和年轻女性，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年轻人，其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鉴于对心理健康发展途径和风险因素的长期了解，其中一些维度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其他一些趋势，例如与男孩相比，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似乎下降得更快，可能是新的趋势。

涵盖27个OECD成员国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年龄段中，女孩的幸福感得分均低于男孩；这种差距在11岁时为6.7分，到15岁时扩大至13.6分。2022年，在OECD国家中，有68%的15岁女孩报告存在多种健康不适症状，而同龄男孩中报告此类情况的比例仅为36%。

每周至少一次报告“情绪低落”的儿童和青少年比例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女孩中的比例始终高于男孩，但女孩中的增长速度更快。2022年，15岁女孩报告情绪低落的可能性平均是同龄男孩的两倍多。

关于焦虑和抑郁患病率的国家数据还表明，在一些国家，女孩和年轻女性的患病率增幅高于男孩和年轻男性。例如，对比利时15-25岁青少年健康访谈调查的分析发现，2008-2013年间，女孩的焦虑和抑郁程度大幅增加，男孩的程度较小。在冰岛，2006-2016年间，青少年（尤其是女孩）自述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显着增加，其中报告高度焦虑症状的女孩比例增加了8.6%，而男孩则增加了1.3%。

这些心理健康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是由于年轻人生活条件及发展机遇中多种形式的优势与劣势相互累积和作用所致，包括社会经济状况、遭受歧视的经历、社区归属感，以及能否获得及时、优质的医疗护理服务等。

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驱动因素

报告基于科学证据及对29位临床与政策专家的访谈表明，没有任何单一因素足以解释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相反，青少年正面临着多重且相互交织的压力，这些压力在其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累积。在这些风险因素中，有些（如数字化进程和气候变化）属于新兴因素；而另一些（如不平等、贫困、学业压力和校园霸凌）虽是导致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长期诱因，却可能因当下的社会趋势而进一步恶化或加剧。

1.数字设备和数字媒体对心理健康的风险尚未呈现出一致且清晰的图景

专家和科学文献均指出，数字媒体的使用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一种复杂且具有情境依赖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受到个体、社会及结构性因素的共同塑造。总体而言，专家们普遍认为，数字化（包括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弊大于利。

专家指出，数字技术使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在目前的科学证据中似乎关注不足：一是人们在网络空间接触到关于心理健康的（错误）信息，二是数字媒体和技术的“放大效应”。关于心理健康信息，一些专家指出，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网络空间讨论心理健康话题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提高公众意识并减少对心理健康的污名化。与此同时，一些专家也指出，年轻人接触到的心理健康信息并非全部准确或有益，这些信息可能会导致人们过度将“正常”的人类情绪病理化，并/或助长自我诊断的倾向。

2.数字技术的使用，尤其是睡前使用会扰乱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

关于数字技术使用对儿童和青少年福祉影响的现有证据中，最为确凿的当属其对儿童及青少年睡眠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使用量（屏幕时间）的增加与入睡延迟及睡眠质量下降有关，且无论这些屏幕使用时间发生在白天的哪个时段，这种关联都依然存在。这些研究发现不仅适用于年幼的儿童，也同样适用于年龄较大的儿童：一项针对6-36个月大儿童的研究显示，频繁使用触摸屏的儿童每晚平均睡眠时间减少了15分钟，且入睡所需时间更长；而另一项针对12-13岁青少年的研究则发现，那些在卧室里放置电子设备的青少年，在一年后的随访中报告称其睡眠时间显著缩短，且疲劳感更为强烈。

多项研究均已证实，当青少年在睡前两小时内使用屏幕时，其睡眠往往会受到更多干扰。一项针对2500多名12-19岁法国青少年开展的大规模校园调查显示，若青少年在晚间使用屏幕的时长超过两小时，其发生睡眠不足的几率将翻倍；若是在夜间时段使用屏幕，这一风险更将激增至五倍以上。

干预措施方面的证据同样有力。在瑞士，限制晚上9点之后的屏幕使用，能够使入睡时间提前并增加总睡眠时长，从而显著提升在期间的警惕性。来自美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针对16-19岁青少年的数据显示，若能达到屏幕使用时间的指导建议标准（即每天≤2小时），其睡眠质量差的几率将降低55%；而在那些同时也坚持规律体育活动的男生群体中，这种保护效应尤为显著。

体育活动和睡眠方面的这些紊乱，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后续影响。睡眠不足与情绪及认知问题之间存在直接关联；大量一致的证据表明，在青少年群体中，睡眠时长或睡眠质量的下降与情绪障碍、焦虑症、物质滥用问题以及行为障碍的较高发病率密切相关。

3.青少年使用数字设备的时间越长，其心理健康状况往往略显欠佳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过度的屏幕使用（即处于较高水平时，亦称作“过度使用”）可能导致负面后果。这一被称为“金发姑娘假说”（Goldilocks hypothesis）的理论，最初由牛津大学研究Andrew Przybylski及其同事提出。

最新的证据——无论是源自系统性综述与荟萃分析的归纳，还是取自新的队列研究或全国性调查的数据——似乎均证实了这一点：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较长的屏幕使用时间与心理健康症状的出现及/或整体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之间，存在着微弱的相关性。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研究仅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尚无法确立因果关系。

例如，一项发表于2023年的系统性综述再次发现，青少年的“过度屏幕时间”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存在关联；在该综述所涵盖的50项研究中，仅有12项未发现屏幕接触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此外，该综述的作者特别指出，屏幕设备的类型（如手机、电脑、电视）对心理健康结局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仅对笼统的“屏幕时间”进行整体评估，其参考价值相对有限。

对来自“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ABCD）研究的队列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在美国近1万名9-10岁儿童中，“屏幕时间”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微弱关联；这种关联涵盖了用于视频聊天、发短信、观看或流媒体视频以及玩电子游戏等各类屏幕使用行为。即使在对睡眠和体育活动因素进行调整后，这种关联依然存在，且每增加一小时的屏幕时间，其影响效应便随之显现。

近期有两项研究发现，减少屏幕使用或互联网使用与改善心理健康有关。在丹麦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被分配至为期两周的“减少屏幕使用干预组”（即每周休闲屏幕使用时间≤3小时）的家庭，其家中6-16岁儿童的内化症状及整体行为健康状况均呈现出显著改善。同样，另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发现，短期停止参与数字休闲活动能适度改善青少年的情绪和压力状况，但这种改善效果并非在所有参与者身上均保持一致。

4.在各类数字媒体中，社交媒体的使用最常被关联到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尽管其影响通常微小且不具一致性

在那些对数字设备上的各类活动进行细分的研究中，社交媒体的使用似乎确实与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表现出最为一致的相关性。例如，在英国13-15岁的青少年群体中，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与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强烈的关联，具体表现为抑郁症状、自残行为、自尊心低下以及生活满意度低；且这种关联在女生群体中表现得尤为强烈，显著强于男生。相比之下，花在玩游戏或看电视上的时间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则较为微弱，甚至未呈现出一致性的关联；这一结果突显出，不同类型的“屏幕时间”会对心理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在冰岛的青少年群体中，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越多，其随时间推移所呈现的抑郁情绪、社交焦虑以及躯体性焦虑症状也就越发明显。尽管这种关联相对微弱，但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同样，这种关联在女生群体中表现得比男生更为强烈。不过，目前尚无法确定这种关联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也无法明确其因果作用的方向。

一项针对澳大利亚青春期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YouTube、Instagram和Snapchat的用户比非用户更容易产生对自身体像的担忧以及进食障碍问题，但在抑郁症状或社交焦虑方面，两类群体之间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各类证据并未在这一问题上达成普遍一致的结论。2025年的一项涵盖46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得出结论：当前的研究尚不支持将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少年内化型心理健康障碍（如焦虑和抑郁）相关联的说法；该分析指出现有研究存在方法学上的缺陷，并建议在将心理健康问题归因于社交媒体使用时应持谨慎态度。

参与社交媒体的方式可能至关重要。研究发现，被动使用社交媒体——即仅浏览而不进行互动——与较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有关。而主动使用方式（如发布帖子或发送信息）所呈现的相关性则较为微弱；且一旦将自尊水平和同伴支持等因素纳入考量，主动使用所带来的潜在益处便不复存在。

大多数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影响的研究，并未系统地区分不同的平台。有研究基于575名年轻成年人对自己在X（前身为Twitter）、TikTok、YouTube、Instagram、Reddit、Snapchat和Facebook上花费时间的自我报告，考察了其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发现，对TikTok和YouTube的使用程度越高，往往越与较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进食障碍、自残、自杀念头和抑郁）相关；而对Snapchat的使用则与较少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另一项针对日本18-39岁人群的研究，评估了四种社交网络平台——LINE、Facebook、Twitter（现为X）和Instagram——的使用情况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该研究发现，频繁使用LINE、Facebook和Instagram与积极的心理健康结果相关（尽管各年龄组之间存在差异）；相比之下，频繁使用Twitter在所有年龄组中均与痛苦症状或孤独感相关。少数研究专门针对特定平台进行了考察，但似乎尚未发现某一个特定平台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绝对的危害性或积极影响。

5.数字技术对心理健康的风险受家庭支持、社会经济状况及生活方式模式的调节，其带来的益处亦不容忽视

大多数研究也未能充分考量更广泛的个体、社会及结构性因素，在数字技术使用背景下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而在那些考量了此类因素的研究中，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更积极的教育参与度，以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强有力支持等决定性因素，均被证实能够对数字媒体带来的负面危害起到调节和缓冲作用。

一项纵向队列研究指出：屏幕使用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睡眠质量和体育活动状况来介导的。相比于屏幕使用本身，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等因素或许更能有力地预测个体的心理困扰程度；这一发现突显了在解读屏幕使用时间相关数据时，充分考量生活方式这一情境因素的重要性。

6.气候变化和日益加剧的全球冲突构成心理健康风险，而当今的信息环境加剧了这种风险

目前，临床和政策专家很少将气候变化或全球冲突单独列为青少年心理困扰的单一驱动因素，而是强调他们认为这些感知到的威胁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累积效应。即使青少年没有直接受到这些全球事件的影响（例如，这些专家所关注的群体中的青少年通常不会直接接触冲突、极端气候事件或因冲突或气候事件造成的流离失所），专家们仍然认为这些事件是心理健康风险因素。

现有学术证据证实，即使年轻人没有直接感受到气候危机带来的物质影响，全球气候危机似乎也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福祉。一项针对十个国家1万名16-25岁年轻人的大型全球调查发现，59%的受访者对气候变化感到“非常”或“极其”担忧，超过50%的人表示感到悲伤、焦虑、愤怒、无力、无助和内疚，75%的人认为未来“令人恐惧”，45%的人表示与气候相关的担忧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功能产生了负面影响。背叛感和被抛弃感十分普遍，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和子孙后代）。

澳大利亚的两项调查发现，18-24岁的年轻人面对实际或预期的气候威胁，表现出显著升高的生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此外，13%的澳大利亚青少年持续担忧气候变化，且这种担忧与抑郁症密切相关。一项涵盖12个OECD国家的调查显示，18-24岁的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情绪影响，与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相比，他们报告的恐惧、焦虑、内疚、羞耻和抑郁程度更高。同一项调查还显示，超过30%的年轻人面对气候变化感到无助和无力。专家和研究证据所强调的无助感和绝望感，可能反映出年轻人感知到的自主性有限——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那些并非直接影响年轻人的全球性挑战，却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显著损害。

7.社会经济地位和经济机会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可能正在加剧，且会与其他风险因素的易感性相互作用

随着年轻人步入青春期，其自身对物质匮乏及经济压力的感知，将成为预测其是否会出现抑郁/焦虑及行为问题的更强有力指标）。除个体困境及家庭财务状况外，宏观经济环境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宏观经济危机与人群心理健康（包括自杀率）之间的关联已得到充分研究。

研究表明，在生活成本上升、失业率高企或经济衰退、以及家庭面临财务困境的时期，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往往会随之恶化。在瑞典，一项针对17000多名15-16岁青少年进行的为期20年的分析发现，青少年自身对家庭财务状况的担忧与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存在强烈的关联。这种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期间表现得尤为显著；当时，青少年对家庭财务的担忧达到了顶峰，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同期观察到的青少年身心症状增加的现象。希腊的金融危机也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了重大影响：抑郁和焦虑的发病率上升与经济困难及父母失业密切相关；与随后的年份（2014年及以后）相比，青少年在父母失业率较高的时期（2011-2013年）经历了更为糟糕的心理健康后果。

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使年轻人更容易受到其他导致心理健康状况恶化的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COVID-19危机带来的冲击，以及数字设备或社交媒体的影响。在COVID-19疫情期间，来自韩国近55000名青少年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显示，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经济困难与较差的心理健康后果之间存在强烈的关联；与未经历经济困难的同龄人相比，那些自述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青少年出现焦虑、抑郁症状及自杀意念的几率高出一倍以上，且这种影响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一项关于年轻成年人花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时间的研究综述中，研究人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健康具有中介调节作用。OECD的研究发现，来自社会经济弱势背景的儿童更有可能经历与数字媒体使用相关的负面心理健康后果；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儿童获得的父母引导（媒介规制）较少、数字素养较低，且面临的在线风险敞口较大。

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年轻人日益感到自己在经济状况上不如父母，这扭转了战后时期那种稳步实现社会阶层上升的常态。对比调查显示，在美国、英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如今仅有不到半数的年轻成年人预期自己能达到与父母同等的生活水平；而在上一代人中，持此预期的群体曾占据绝大多数。这种代际流动性的下滑已被证实与心理健康状况直接相关。一项针对21项研究（涵盖北美、欧洲、亚洲及南美洲共计157763名参与者）进行的系统性综述与荟萃分析发现，经历社会阶层下移的年轻人所报告的抑郁和焦虑发生率，显著高于那些出身于稳定高社会经济背景的同龄人。

8.霸凌、网络霸凌、学校环境及学业压力，均可能加剧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霸凌和网络霸凌是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风险因素，同时也可能是导致其心理健康恶化的潜在诱因。那些在童年时期频繁遭受霸凌的个体，在青少年期或成年早期罹患抑郁症及产生自杀念头的风险，是常人的三倍以上。

一项通过分析来自65个国家、共计167,286名青少年的数据发现，言语及心理霸凌（包括网络骚扰）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对于那些每月遭受霸凌超过20天的青少年而言，其所受伤害的严重程度呈急剧上升趋势，这充分反映了长期遭受此类侵害所产生的“毒性效应”。

网络霸凌带来了独特且具有复合性的心理健康风险：它不仅可能随时发生，且其影响范围往往延伸至课余时间之外；加之网络霸凌常以匿名形式进行，使得受害者更难逃离困境或及时寻求援助。有研究发现，遭受网络霸凌的青少年，其自残及产生自杀念头的几率显著高于常人。其中，女性青少年尤为脆弱；按性别进行的分层分析显示，在女性青少年群体中，遭受网络侵害与出现情绪症状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关联。另有数据显示，在2018-2022年间，自述曾遭受网络霸凌的青少年比例呈上升趋势，尤以年龄较小的青少年群体为甚。在同一时期内，遭受传统霸凌侵害的比例亦有所上升，尽管其增幅相对较小。

学校环境、日益增加的学业压力，以及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期望变得模糊不清，也是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且这种风险似乎呈上升趋势。

2023年的一项系统性综述发现，92%的相关研究均证实学业压力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焦虑、抑郁以及身心症状。学业压力的负面影响似乎早在儿童时期便已显现。针对5-12岁儿童的一项荟萃分析汇集了76项研究、跨越20年的数据以及超过5万名参与者的样本，结果显示，较高的考试焦虑水平与抑郁症状及较低的学业自我概念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多项研究均指出，学业压力与负担的日益加剧，与青少年群体中心理困扰程度的上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三、应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仅对健康或心理健康部门进行干预可能还不够。在学校教授心理健康素养、教授社会和情感学习以及应对技能、确保有心理健康保健需求的年轻人获得适当的支持都至关重要，但考虑到目前OECD年轻人的精神困扰程度，不太可能显着改变当前的趋势。应仔细评估更广泛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各国为限制不健康的数字设备使用模式的潜在危害而做出的努力，包括观察对心理健康结果的任何影响。

报告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预防工作及韧性培养，具体包括开展基于学校的社会与情感学习、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以及在幼儿期推行基于实证的亲职教育项目。

2.扩大低门槛且对青少年友好的支持服务的覆盖范围，其中包括各类社区服务及同伴互助服务，以便在心理健康问题恶化升级之前提供早期干预与协助。

3.着力解决影响心理健康的“上游”决定性因素，例如儿童贫困、住房不稳定及学业压力等问题，确保更广泛的社会与经济政策能够积极有效地促进青少年的福祉。

4.对数字政策干预措施进行严格评估，确保针对学校手机禁令、年龄验证工具及社交媒体使用限制等措施，能够全面评估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所产生的预期效应与非预期效应。

5.改进数据收集与监测机制，特别是通过开展定期的全国性调查、采用更为精细化的指标来衡量数字参与度，以及将年轻人的视角与意见系统性地纳入相关工作中。

6.若要切实保障年轻一代的心理健康，并助力他们在未来数十年间实现蓬勃发展，采取一种集早期干预、全方位支持与坚实实证基础于一体的综合性策略将至关重要。

资料来源：

OECD (2026), Child, Adolescent and Youth Mental Health in the 21st Century,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1092c3cb-en.

[本文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成果]

本文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国际前沿”课题组整理，课题组负责人张永军，编辑刘强。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下载该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