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团队艰难取证 坐实日本战犯罪行

向哲濬之子向隆万。

东京审判期间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历史是抹杀、歪曲、篡改不了的……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硬要卷土重来，那么它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1983年，91岁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回望历史，留下这则警语。80年前在日本东京开庭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审判，开创了国际司法先例。向哲濬参与了庭审全程，带领中国检察官团队搜集日本战犯罪证，在法庭上有力举证，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了中国力量。

如今，向哲濬最小的孩子向隆万已经85岁。曾是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的他，退休后大力搜集东京审判原始资料档案，亲身推动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建立。如今，这里已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研究高地。

4月25日，南都记者在上海交通大学见到了向隆万。他白发粲然，总是神采奕奕，笑容和煦。持续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他全程在场倾听。“现在国内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越来越有进展了。”站在80周年的节点上，向隆万说：“希望人们牢记历史教训，为制止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懈努力。”

　　回望

　　审判期间父亲曾多次回国取证　　

对于1946年5月3日开庭的东京审判，向隆万自身仅有模糊的认知和片段式的记忆。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为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期间，父亲向哲濬曾多次回国取证。“他总是匆匆回家和我们打个照面，晚上则用自己的打字机输入他亲自翻译成英文的文字资料，有时我睡一觉醒来，仍听到‘哒哒’声不绝。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携带着文件匆匆飞往东京。”

向隆万告诉南都记者，过去很多年里，国内对东京审判鲜有研究，而父亲也没有主动谈起过当年的庭审见闻。1987年8月31日，向哲濬逝于上海，享年95岁。关于那场世纪审判，几乎没有留下文字回忆。

时间来到21世纪初，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对东京审判的关注渐多，陆续有采访者登门，希望了解东京审判的过程以及中国检察官团队的作为。这让向隆万愈发意识到，父亲曾经参与的，是一场影响战后世界格局的世纪大审判。他的亲身经历若无人整理记述，以致湮没无考，实在可惜。

事实上，东京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最多、开庭时间最长的审判，用法律途径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进行清算，与稍早前的德国纽伦堡审判共同开创了国际司法先例。当时，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之一，曾派出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中方团队，前后参加工作者凡17人。其中，湖南宁乡籍、从美国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归来的向哲濬，完整参与了庭审全程。

向隆万对南都记者回忆，中国检察官团队最初只有父亲向哲濬和一位秘书裘劭恒。1946年2月7日，两人先行飞赴日本履职。时间紧迫，人手短缺，中国团队仍想方设法，通过回国走访、调阅日本战时媒体报道、讯问被捕战争嫌犯等不同方式艰难取证，以法律为准绳，用不可辩驳的铁证来伸张正义。最终，28名被告日本甲级战犯，除2人病死、1人因精神病被予以撤诉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有罪。

东京审判结束后，向哲濬拒绝了国民政府承诺的高官厚禄，选择进入大学任教，全家人在上海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向隆万从小随父母在上海生活，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工作，后来调入上海交大数学系担任教授。从2003年起，向隆万开始利用退休后的空余时间搜集、整理关于东京审判的资料和线索，深感国内基础文献的严重缺失。于是，2006年起他和夫人蒋馥多次自费前往美、日、澳等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和战争纪念馆搜集原始档案。　　

　　钩沉

　　赴美国带回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东京审判的很多第一手资料，都保存在美国。向隆万清楚记得，2007年8月13日，他和蒋馥为寻找二战前后的档案，来到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新馆，竟在那里找到了七大盒、数以千计有关东京审判的照片，还有大量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其中就包括自己的父亲在1946年5月14日庭审中的发言。

当时，被告律师乔治·山冈辩称，中日宣战是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之后，那之前，中日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自然也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罪可审判”。如果这一谬论成立，日本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侵略中国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后铁蹄踏向全国的罪行，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都将逃脱审理，岂能容忍！向哲濬在他的发言中慷慨陈词：

“……日本向全中国出兵，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非战斗人员。我认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还有什么是战争？”

透过这段影像，向隆万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当年参与东京审判时淡定从容、大义凛然的模样，与平日他所熟悉的那位慈祥的老人、儒雅的文人，大相径庭，不禁热泪盈眶。

那次美国之行，向隆万、蒋馥夫妇穿梭于纽约、华盛顿两地，以复印、翻拍等方式带回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包括向哲濬检察官在庭审现场10次讲话的英文记录、末代皇帝溥仪和南京大屠杀的出庭证人所作的证词等。两年后的2009年，向隆万夫妇再次踏出国门，赴日本参观考察。

在东京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向隆万曾遇到一名特殊的来客——京都产业大学教授、日本外务省前高官东乡和彦。其祖父东乡茂德曾官至日本外务大臣，是东京审判28名被告之一，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后在狱中病故。东乡和彦对于日本的侵略罪行深有反思，他曾公开呼吁日本政府高层不要参拜靖国神社，撰写了多部重新探讨历史认识问题的著作。

于是，一位中国检察官之子和一名受审日本战犯之孙，就这样在东京审判的“故地”相遇，并通过翻译完成了一次对谈。

　　推动

　　建研究中心开设通识教育课程　　

根据从海外寻访搜集到的英文资料，结合东京审判时期的媒体报道、母亲周芳的记述等，向隆万辑成《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书中收录了许多国内首见的历史档案，很快引起社会关注。更令向隆万意想不到的是，此书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随后，教育部选定于上海交大创建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以此为平台搜集整理更多相关文献、开展理论研究。

2011年5月3日，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正式建立，成为全球第一家专门从事东京审判研究、文献整理和编译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一天恰逢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纪念日。

这些年里，国内对于东京审判历史文档的发掘已有显著推进，研究成果累累，该中心也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东京审判研究高地，并于2017年拓展为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

向隆万回顾：“我们整理出版了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及其索引、附录等300多卷基础文献，完成多项国家、教育部及上海市重大研究课题。”

身为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自建立以来的名誉主任，向隆万本人参与编辑了《东京审判文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和中文全译本，编著了档案资料《向哲濬东京审判函及法庭陈述》，还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和普及读物。2013年，他与青年学者赵玉蕙一起，首次在上海交大开设了关于东京审判的通识教育课程，并持续关注和思考如何将东京审判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如今，亲历东京审判的中国工作者均已告别人世，但在向隆万看来，东京审判的故事还未终结。“世界正面临百年变局，战争阴云远未消除，中日关系又经严峻考验。希望人们牢记历史教训，为制止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懈努力。”

统筹：向雪妮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发自上海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