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上班,局长让我给他打水。
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新来的人给领导打水,在哪个单位都不算稀奇。可问题是,整个办公室坐了九个人,局长偏偏指着我说了一句:“小王,先把壶拎上。”
我拎着那把掉了漆的铝壶,穿过走廊的时候,听见身后有人压着嗓子说了句:“又来个使唤的。”
我没回头。
走廊很长,日光灯有两根是坏的,一明一暗地闪。楼道尽头是开水房,水龙头锈得发黄,拧开的时候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我把壶口对准龙头,滚烫的水冲进去,水雾腾起来糊了一脸。
我叫王卫国。
三个月前,我还在西北戈壁滩上一个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当兵。上尉军衔,副营职,干了十二年。转业手续办完那天,团长老李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倒了一杯茶。那茶是明前龙井,他平时舍不得喝,只有上头来检查的时候才拿出来应酬。
“卫国,你这一走,我就少了个能干事的人。”他说。
我说:“团长,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要去干多大的事似的。”
他笑了笑,没接话。喝了一口茶,然后又说了句:“到了地方上,好好干。不管分到什么岗位,别挑,别闹,把军装脱了,咱还是个兵。”
我说:“记住了。”
他在我肩膀上拍了两下,力道不轻不重,跟这十二年里任何一次拍我肩膀一样。
从部队到地方,这趟路我走了整整三天。
先是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驻地到省城,硬座,腰都快坐断了。在省城住了一晚,第二天转长途大巴到市里,三个多小时。到市人事局报到,一个扎马尾的年轻女干部把我的档案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抽出来,翻了翻,又塞回去。
“王卫国同志,你的安置去向是清平县水务局。”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念课表。
清平县水务局。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没听过,不知道在哪,不知道干什么的。无所谓,反正组织安排去哪我就去哪。
“哪个乡镇?”我问了一句。
她看了我一眼,好像在说“你还挑呢”,但还是回了:“不乡镇,局机关,办事员。”
办事员。
这三个字我倒是不陌生。在我当兵之前,我爸就是县商业局的办事员。干了三十年,退休的时候还是办事员。他退休那天,单位连个欢送会都没给他办,他一个人拎着搪瓷缸子走回家的。
我妈问他:“老王的,你就这么回来了?”
他说:“不回来还能咋的,我又不是领导。”
那年我十八岁,刚刚高考落榜,正在家里躺着等征兵的消息。我爸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不是因为他说的内容,是因为他说这话时的表情。那种表情,我后来在部队里那些快要转业的老兵脸上也见过。不是不甘心,也不是甘心,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之后才有的平静。
现在我二十八岁,也要成为办事员了。
从市里到清平县,又是一百多公里。大巴晃晃悠悠走了两个多小时,沿途经过的乡镇一个比一个小,一个比一个破。路两边是大片的玉米地,秸秆已经割了,剩下一茬一茬的根茬子杵在地里,像密密麻麻的牙签。
车进县城的时候,我往窗外看了一眼。
一条主街,从东到西大概两公里。街两边是三四层的楼房,瓷砖外墙,有的还贴着某某公司的广告。电影院、百货大楼、新华书店,该有的都有,就是看起来都有年头了。
县水务局在主街中段的一栋四层楼里,夹在农业局和计生委中间。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头牌子,字迹有点褪色,牌子右下角缺了一小块。
我到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多,传达室的老头正抱着一个收音机听评书,单田芳的《白眉大侠》。我敲了敲窗玻璃,他半天才把目光从收音机上挪开,打量了我一眼。
“找谁?”
“我是新来报到的,转业干部,分到咱们局的。”
老头的表情没什么变化,把头往楼里一偏:“三楼,办公室,找马主任。”
我拎着行李袋上了三楼。走廊里的格局跟我去过的所有机关单位一模一样:绿色墙裙,水磨石地面,门牌上用红字写着“局长办公室”、“副局长办公室”、“办公室”、“会议室”。
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低头对着电脑打字,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另一个年轻小伙子坐在门口旁边的工位上,正在磨指甲。
我先开了口:“请问马主任在吗?”
年轻小伙子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目光在我的人造革行李袋上停留了一秒,然后朝里间努了努嘴:“在里面。”
我走到里间门口,门半掩着,敲了两下。
“进来。”
推门进去,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正低头看一份文件。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头发不多,梳得很整齐,脸上的肉松垮垮地垂下来,下巴和脖子已经快连成一片了。
“马主任你好,我是王卫国,今年转业分配到咱们局,这是报到手续。”我把牛皮纸袋递过去。
马主任接过来,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看了几秒,然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到我的肩上,大概是在找我肩章上简章的痕迹。
“当兵的?”
“对,当了十二年。”
“啥级别?”
“上尉,副营。”
“嗯。”他把东西塞回纸袋,“局里现在编制紧,你先在办公室干着,具体工作等孙局长回来再安排。孙局长去县里开会了,下午回来。”
“好的。”
“办公室小周,就是门口那个小伙子,你先跟他熟悉一下情况。”
我点点头,转身要走。
“哎,等一下。”马主任叫住我。
我回头。
“你把那把壶拎上,到楼梯口开水房打壶水过来。茶叶在柜子上,给孙局长泡上,他下午回来正好能喝。”
我看了一眼墙角。那把铝壶壶身已经凹了一块,壶盖的把手断了,用铁丝箍了一圈。
我走过去,弯腰拎起那把壶。
壶很轻,空的。
我拎着它走出办公室,那个磨指甲的年轻小伙子——大概就是小周——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我去开水房打了水,回到马主任办公室,从他指的柜子上拿了茶叶。茶叶是普通的茉莉花茶,包装袋上印着“碧潭飘雪”,里面大概已经受潮了,捏着有点发黏。我往局长杯子里放了一撮,冲上水,盖上盖子,放在他办公桌右上角。
放好以后,我退后一步,看着那杯茶。
水汽从杯盖的缝隙里升起来,慢慢散开。
我想起团长老李给我倒的那杯明前龙井。
不是一个味。
下午孙局长回来了。
我从办公室的窗户往下看了一眼,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楼门口,先下来一个穿夹克的年轻人,小跑着绕到另一边开门,然后一个穿深灰色夹克的中年人走出来。他大概五十出头,圆脸,头发浓密,梳着大背头,肚子不小,走路的时候背微微往后仰。
这就是孙局长。
他上楼以后,我从办公室出去,在走廊里迎面碰上了他。他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从我旁边走了过去。
“局长,这是今年转业分配来的王卫国同志。”马主任从他办公室门里探出头来说了一句。
孙局长脚步没停,只说了两个字:“知道。”
他推开局长办公室的门,走进去。几秒后,他端着那杯我泡好的茶出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文件夹。
“马主任,下午这个会你跟我去。文件你看了没有?”
“看了看了。”
两个人说着话朝楼梯口走了。
我站在走廊里,像一棵被移栽过来还没来得及扎根的树,还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
办公室共三个人。马主任是办公室主任,管全局的行政后勤和人事。那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姓刘,叫刘素芬,负责收发文件和档案管理。小周叫周海波,比我小两岁,据说是县领导的亲戚,在这个办公室待了三年了,主要负责跑腿和复印。
我来了以后,办公室就有了第四个人。但我的工位暂时还没有,小周从他的桌子底下翻出一张旧的折叠桌,擦掉上面的灰,在靠门口的位置给我支了起来。
“先凑合用,”他说,“等后勤那边调桌子过来再换。”
我说没事,能用就行。
折叠桌确实不太结实,胳膊往上一搭就晃。我把桌腿垫了一块纸板,稳当了一些。抽屉拉手少了一个,我拿一根绳子穿了个环,凑合能用。
从那天起,我正式开始了办事员生涯。
二
上班第一周,我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打水。
早上提前二十分钟到办公室,拎着那把铝壶去开水房。先给局长打一壶,再给副局长办公室打一壶,然后是马主任、刘姐、小周。一个来回拎三趟,每个人杯子里的茶我都记住了谁的放什么茶、放多少、什么时候续水。
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烦。开水房在一楼,办公室在三楼,一天来回跑十几趟,腿都跑细了。但我没觉得有什么委屈。在部队的时候,新兵连第一个月,我每天帮班长打了三个月的洗脚水。那水可比这沉多了。
小周有时候看我拎水回来,会喊一句:“卫国,给我也倒上。”
我就给他倒上。
刘姐有时候会不好意思,说小王你别忙了,我自己来。我说没事,顺手的事。
马主任不说话,但他的杯子空了就会往我这边推一下。
我都接着。
除了打水,我还干了很多其他的活。搬东西、送文件、跑腿、复印、装订、贴发票、倒垃圾、擦桌子、拖地。没有一个活是有技术含量的,也没有一个活是不该干的。
我在部队待了十二年,从一个普通战士一步一步干到副营职,中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我比谁都清楚。那些年在戈壁滩上,冬天零下二十几度,夏天地表温度六七十度,我扛过枪、跑过越野、睡过地窝子、啃过压缩饼干。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累没受过?
打几壶水、跑几趟腿,根本不算什么。
我不是没有想法。一个副营职转业干部,立过两次三等功,在各种大项任务中受过多次嘉奖,到了地方上却要从办事员干起,要说心里完全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我爸那句话我一直记着: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既来之,则安之。
第三周的时候,局里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省厅要求各地市排查辖区内所有的水库和堤防工程,一周之内上报排查报告。清平县有大小水库十七座,堤防工程三十多公里,一周的时间要把所有数据重新摸排一遍,时间紧任务重。
孙局长在周一上午的例会上安排了这项工作。他让分管业务的副局长张局长牵头,工程股、农水股、防办几个业务股室分头去跑。办公室负责后勤保障和材料汇总。
办公室里真正能干的活不多,也就是给下乡的同志准备水和干粮、收发传真、打印表格之类。刘姐负责联系各股室收集数据,小周负责打印装订,马主任负责把关。
我主动提了一句:“局长,我当过兵,体格好,如果需要下乡跑现场,我可以去。”
孙局长看了我一眼,没接话。
张副局长倒是开口了:“下乡的事工程股派了四个小组,人够了,你不用去。”
我没再说什么。
但周三的时候,工程股那边出了状况。一个小组的车在去石桥镇的路上抛锚了,修了半天,耽误了进度。另一个小组负责的一个小水库,图纸资料和实际库容对不上,需要重新测量。眼看时间过半,任务积压越来越多。
张副局长在走廊里跟工程股长老孔吵了起来。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困难,周五之前数据必须报上来!”张副局长脸涨得通红。
“张局,你讲点道理行不行?郭家沟那个水库,从县里过去要两个小时,其中一半是山路,你让我一天跑完两个点,我飞过去啊?”老孔也不示弱。
我正好从旁边经过,停下来听的。
“张局,”我主动说,“要不让我去跑一趟?郭家沟那个水库,我上周回老家路过那边,路我熟。”
张副局长和老孔同时看向我。
“你去?你又不是业务股的人,你会看水库?”张副局长皱眉。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水库见得多了。不就是看坝体有没有裂缝、溢洪道有没有堵塞、水位标尺对不对吗?这些基本的常识我还是懂的。”
张副局长看了老孔一眼。老孔耸耸肩:“反正我的人跑不过来了,他愿意去就去,回来数据不对我可不管。”
张副局长犹豫了几秒:“那你去吧,让老孔给你一份表格,按表格上的内容填。拍照片,每个角度都要拍。”
“行。”
那天下班以后,我找老孔要了表格和图纸,把郭家沟水库的基本情况研究了一遍。水库不大,总库容一百八十万方,主要功能是灌溉和防洪。从照片上看,大坝是均质土坝,坝高大概十五六米,坝顶有水泥路面,溢洪道在右岸。
我把这些信息记在一张纸上,又翻了一下往年的检查记录。这个水库前年被鉴定为病险库,当时列入了除险加固计划,但资金一直没到位,到现在还没动工。
第二天一早,我借了局里那辆半新的北京吉普,一个人开车去了郭家沟。
路确实不好走。出了县城往北,柏油路走了二十公里,变成砂石路。再走十公里,砂石路也没了,是土路,坑坑洼洼,颠得人五脏六腑都要移位。快到水库的那段更陡,我挂了一挡才爬上去。
到水库的时候还不到九点。我先沿着坝顶走了一圈,检查坝顶路面有没有裂缝。水泥路面已经有些年头了,有几道横向裂缝,但都不宽,不影响通行。迎水坡是干砌石护坡,石头排列还算整齐,个别地方有松动,但没发现塌陷。背水坡是草皮护坡,草长得很茂盛,没有发现渗水点。
我拿出表格,一项一项填。然后拍了照片,远中近各几张,每个角度都拍了。
然后我去了溢洪道。溢洪道在右坝肩,是开敞式的,底板是混凝土浇筑的。我顺着溢洪道走了两遍,检查底板有没有裂缝、边墙有没有变形。整体情况还好,就是溢洪道入口的地方堆了一些树枝和杂物,如果遇上洪水会影响泄洪。我在表格上做了标注,拍了照片。
最后我去看了水位标尺。标尺在迎水坡的右边,水位比汛限水位低了大概一米五,属于正常范围。
全部检查完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我把所有数据核对了一遍,又绕到大坝下游的村庄,找了几个在田里干活的老人问了问。老人们说这几年水库的水一直不多,夏天最旱的时候差点见底,去年放水浇地的时候,闸门差点打不开,后来是找人撬开的。
我把这个情况也记了下来。
从水库下来,我又去看了下游的渠道。渠道是浆砌石的,已经修了二十多年,有些地方砂浆剥落了,石头之间长了草。有一段渠堤塌了一个角,大概两米多长,如果水位高了可能会有溃口风险。
同样拍了照,记在本子上。
回县城的路上,我把所有资料重新整理了一遍。照片按顺序编号,表格上的数据跟图纸上的设计值逐一对照,有差异的地方用红笔标了出来。然后又写了一个简要的情况说明,把跟老乡了解到的信息和自己观察到的问题列了出来。
到局里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了。我把表格、照片和情况说明一起交给了老孔。老孔翻了翻,又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上次不一样了。
“行啊小王,搞得挺清楚。”
“应该的。”
“照片也拍了?”
“拍了,每个角度都有,按序号排好了。”
老孔点了点头,没再多说。
周五,所有小组的数据都汇总上来了。办公室负责把各组的报告汇总成全县的排查报告,马主任把这个活交给了我。
“你不是下去跑了一趟吗,对这个工作比较熟了,你来写。”
我说好。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先把各小组的报告通读了一遍,把每个水库每个堤防的数据归类整理,制成表格。然后对照图纸资料逐一核对,把发现的问题按类型和严重程度分级。最后按照格式要求写成报告,加了目录和摘要,附上照片和表格。
弄完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我把报告打了一份初稿,放在马主任桌上。
第二天早上,马主任看到报告的时候愣了一下。
“你自己写的?”
“嗯,晚上加了个班。”
马主任翻了翻,没说什么,拿去给孙局长看了。
上午十点多,孙局长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那份报告。
“这是谁写的?”他问。
马主任指了指我:“小王,新来的那个。”
孙局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读不太懂,不是满意,也不是不满意,更像是一种“我注意你了”的表情。
“写得不错。”他说了三个字,转身走了。
就这么三个字,让办公室的气氛微妙了起来。
小周那天下午没怎么跟我说话。刘姐倒是多看了我两眼,但也没说什么。马主任当着我的面跟别的股室的人说了一句:“这个转业干部,还是能写点东西的。”
话是好话,但听着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三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我开始慢慢摸清了水务局的运转模式。局长管总,副局长分管具体业务,各股室各司其职。办公室是中枢,负责上传下达、后勤保障、文件流转。
我名义上是办公室的办事员,实际上干的是打杂的活。哪个股室缺人就借我去顶一下,什么活没人干就扔给我。报账、取文件、搬东西、跑工地、陪领导下乡、周末值班,全是我的。
我不挑活。
不是我脾气好,是我知道,现在的我就是一个办事员。办事员的活就是这个,你想干别的,你先得把这个干好。
在部队十二年,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也别把自己太不当回事。
不把自己太当回事,就不会觉得打水跑腿委屈了自己。不把自己太不当回事,就不会真的觉得自己就只能打水跑腿。
我爸当年到他退休还是办事员,不是他能力不行,是他没赶上机会。我赶上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机会这东西,你得先有本事,才能接得住。
所以我在打水跑腿之余,把水务局能学的业务都学了一遍。防汛抗旱、农田水利、水资源管理、水土保持、河道管理,每个股室的业务范围我都搞清楚了。局里的文件,不管是业务类的还是行政类的,我都会找来看。上级下发的政策文件,我一份不漏地看,看不懂的就查资料,查不到的就问人。
问人是个技术活。你不能直接问“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显得你什么都不懂。你得先自己琢磨一遍,带着问题去问,而且问的时候要挑对人、挑对时间。
这些道理,是我在部队当排长的时候跟老教导员学的。他说:“卫国,你要记住,永远不要让你的上级觉得你是个问题,要让他觉得你是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话我一直记着。
所以我在局里的定位很清晰:一个啥活都能干、啥活都愿意干的办事员。不争不抢,不吵不闹,不站队,不八卦。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干完了不邀功,干砸了不甩锅。
这样的人,在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让人讨厌,但也很难让人记住。
一个打水跑腿的办事员,谁会记住你?你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转折发生在我上班的第三个月。
那天下午,马主任接了一个电话。接完以后,他的表情变得不太对劲。他没跟任何人说,而是直接去了孙局长办公室,在里面待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出来。
出来以后,他在走廊里碰到我,说了一句:“小王,你把近三年的工程档案整理一下,明天上午我要用。”
“好的,哪方面的?”
“所有,所有工程档案。”
我没多问,当天晚上加班到十点多,把近三年所有的工程档案全部整理了一遍,按年度分类,每个年度里又按工程类型分了类。目录做得清清楚楚,每个文件夹上都贴了标签。
第二天一早,马主任来的时候,看到整整齐齐码在桌上的档案,点了一下头。
“放我办公室吧。”
我搬过去。
快中午的时候,一辆省城的车停在了局门口。一辆黑色帕萨特,牌照是省厅的。车上下来三个人,两男一女,都穿着深色夹克,神情严肃。
马主任早就等在楼下了,把他们迎上了三楼。
孙局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迎接,满脸堆笑,握着领头那个人的手不停地摇。
“刘处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刘处长姓刘,是省厅人事处的副处长。他这次来的目的,马主任后来才跟我说清楚——省厅要面向全省基层单位选调一批年轻干部,名额不多,要求高。选调对象原则上要求三十五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基层工作三年以上。符合条件的,由单位推荐,参加省厅统一组织的笔试和面试,择优录用。
全清平县符合条件的没几个,水务局符合条件的更少。本来马主任根本没想到我,因为我来局里才三个月,连试用期都还没过。按常规,这种事轮不到我头上。
但是省厅这次选调有一个特殊要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有军旅经历的干部。
就是这个条件,让我的名字被提了出来。
消息是刘姐告诉我的。
“小王,你知道省厅要来调人的事吗?”
“听马主任提了一句,没细说。”
“条件你可都符合,我跟马主任说了,要不要把你报上去试试?”
我愣了一下。说实话,我完全没想过这个事。我才来三个月,业务刚摸到门,连办公室的复印机都还没完全搞明白,哪敢想去省厅的事。
“刘姐,我才来三个月,怕是资格不够吧?”
“条件上没写明必须在现单位工作多久,只说基层工作三年以上,你在部队那十二年算不算基层?算吧?再说你本科毕业,年龄也符合,又有军旅经历。条件你都占全了,不报白不报。”
我犹豫了一下:“那我问问马主任?”
“别问了,我已经跟他说了。”刘姐压低声音,“马主任也同意了,他说你工作踏实,业务上手快,上次排查报告写得不错,可以推荐。”
我心里一热。不是因为有可能去省厅,是因为马主任那句“工作踏实”。
这三个月,我每天打水、跑腿、贴发票、搬东西,干的全是最没技术含量的活。马主任从来没当面夸过我,我甚至不确定他知不知道我的名字。但他记住了我的表现,在我不知道的地方,给出了一个“工作踏实”的评价。
这就够了。
名单报上去之后,省厅那边很快有了反馈。符合条件的报名者需要提交个人档案,由省厅人事处统一审核。
档案这个事,我从来没在意过。
当兵十二年,我的档案跟着我辗转了好几个单位。从连队到营部,从营部到团机关,从团机关到转业安置办。档案袋里装着我这些年的履历、鉴定、奖励、处分——不过处分没有,奖励倒是不少。
转业的时候,我的人事档案从部队转到了县人事局,又从县人事局转到了水务局。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看过一次。厚厚的牛皮纸袋,里面的材料摞起来有两三公分厚。有我的入伍登记表、军校学员登记表、干部履历书、年度考核表、立功受奖审批表、转业审批表、各种鉴定和总结。
我没细翻。当兵的人对档案的感情很复杂,那里面装着你的全部,但你平时根本不会去看它。它就在那里,像你的影子,你走到哪它跟到哪。
省厅调阅档案那天,我正好在外面办事。
等我回到局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我刚走进办公楼,传达室的老头探出头来喊了我一声:“小王,孙局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什么事?”
“不知道,让你去你就去。”
我上了三楼,敲了敲局长办公室的门。
“进来。”
孙局长的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少了那种官腔,多了一些我也说不上来的东西。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办公室里不止孙局长一个人。马主任也在,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一男一女,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摊着一沓材料,看样子是从我档案里抽出来的。
空气有点凝重,像夏天的午后要下雨前那种闷。
“王卫国同志,请坐。”那个男的先开了口,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我坐下来。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省厅人事处的刘长河。这位是我们处的刘敏同志。”他指了指那个女的。
“刘处长好,刘同志好。”我的语气很平静,但心里已经在打鼓了。
刘处长推了推眼镜,看着我,那目光像是在端详什么不太常见的东西。
“王卫国同志,你这档案,我们看了一下午。”
“嗯。”
“你当了十二年兵?”
“对。”
“干了两年排长,两年副指导员,三年指导员,三年副营长,两年副营职参谋。”
“是。”
“参加过三次重大演训,两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嘉奖。”
“是。”
“你在档案里提到,你曾在国防科技大学进修过,专业是水利工程?”
“对,那是二零一七年,团里选送我去的,脱产学习了一年。”
孙局长插了一句:“水利工程?”
“是的,主要在基层水利设施建设这个方向。”
我看了一眼孙局长,他的表情有些复杂。
刘处长跟旁边的刘敏交换了一个眼神,刘敏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我。
“王卫国同志,省厅这次选调的岗位中,有一个是规划计划处的水利工程管理岗。我们审核了所有报名者的档案,发现在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上,你与这个岗位的匹配度是最高的。”
“但是你在水务局才工作三个月,还不满试用期,按常规是不符合选调资格的。”刘处长接过话头,“不过省厅这次选调有个特殊政策,对于军转干部,可以适当放宽基层工作年限要求。”
他顿了顿。
“所以我们专程过来,就是想当面跟你和你们局里再确认一些情况。”
我这才明白,他们不是来看档案的,是来看我这个人的。
接下来,刘处长问了我很多问题。从我在部队的具体工作,到我对水利工程的理解,到我转业后这三个月在局里的表现。有些问题很细,细到我在戈壁滩上打井时用的什么型号的钻机、打的深度是多少、遇到了什么困难、怎么解决的。
这些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了。不是因为我想表现,是因为这些事是我实实在在干过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我脑子里。
刘敏在旁边记了很多东西,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问到最后,刘处长合上笔记本,看了看马主任,又看了看孙局长。
“孙局长,马主任,王卫国同志在贵单位工作期间的表现,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
孙局长没说话。
马主任看了他一眼,先开了口。
“小王来局里三个月,工作一直很踏实。每天早上提前二十分钟到,把办公室的水烧好,卫生打扫好。分给他的活,不管是不是他的分内事,他都不推诿。上个月局里做水库排查,他主动请缨去跑了郭家沟那个点,路不好走,他一个人开车去的,回来交上来的材料比专业股室做得还细。省厅发的文件,他自己主动学习,不懂的就查就问。这个人,不是那种混日子的类型。”
他的语速不快,每个字都像是在心里过了一遍才说出来的。
孙局长听完,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卫国,你把那天的结婚证拿过来让我看看。”
我愣了一下。结婚证?
“你不是说你媳妇是军医吗?把你俩的结婚证复印件给我一份,省厅那边可能需要补充材料。”
不对。我的档案里怎么可能有结婚证?我根本没结婚。
我正要开口,突然看见孙局长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他在给我递话。
“那个……局长,”我说,“我还没结婚呢。”
“没结婚?”孙局长的声音高了一度,“那你的档案里怎么有一张结婚登记表?”
我彻底懵了。我的档案里有结婚登记表?这怎么可能?
刘处长和刘敏也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他们上午看过我的档案,如果真有结婚登记表,他们不可能没注意到。
孙局长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
我看了一眼,脑子嗡的一下。
那不是结婚登记表。
那是一张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进修时的成绩单。成绩单右上角贴着一张我的照片,旁边盖着学校的钢印。照片里的我穿着军装,年轻、瘦、眼神很亮。
成绩单上列着十多门课程的成绩:水力学、土力学、工程力学、水工建筑物、水资源规划与利用、灌溉排水工程学、水利工程施工……大部分都是良好,有两门是优秀,总评良好。
孙局长指着成绩单右下角:“你看这里。”
那里有一行小字,是学校的备注,写着该生在校期间综合表现优秀,尤其在基层水利设施建设方面有丰富实践经验,建议毕业后安排在相关岗位重点培养。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孙局长看着我。
我摇头。
“这是你军校进修的成绩单。”孙局长的声音很慢,“你在国防科技大学学了整整一年的水利工程,成绩优良,学校还专门写了评语建议重点培养。你在部队打了两年井、做了三年水利工程相关的工作,立了两个三等功。你的档案里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些。”
他翻到另一页,递给我。是转业安置表,上面有一栏是“专业特长”,我在那栏里写了三个字:水利。
“你写了‘水利’两个字,你知不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张了张嘴。
“在全省所有的报名者里,你是唯一一个既有水利工程专业背景、又有基层实践经验的人。唯一一个。”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钟表的滴答声。
我坐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张成绩单,心里翻江倒海。
我想起一件事。二零一七年,团里通知我去国防科技大学进修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说那么远,去学什么水利,跟我们的主战任务有啥关系。团长老李顶住了所有的质疑,他说:“卫国是个人才,我们不能把他一辈子拴在戈壁滩上。让他去学,学到的东西迟早用得上。”
老李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那些质疑的人听的。但我知道,他是真心为我好。
我去了。学了一年。学得很苦。那些流体力学、材料力学的课程,对一个高中毕业就当兵的人来说,不比扛着四十斤的装备跑五公里轻松。我每天晚上学到十一二点,周末也不出去玩,就在图书馆泡着。
结业的时候,我的成绩排在班里前三分之一。不是最好的,但绝对是班里最用功的之一。
可我从来没想过,这一年的学习,会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伏笔。
就像我从来没想过,我在部队打的那两年井、修的那么多水渠、建的那几座泵站,会在几年后被一个省会来的处长翻出来,跟我的专业成绩单放在一起,成为改变我命运的关键。
“王卫国同志。”
刘处长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
“你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选调的最终结果还需要经过省厅党组会议研究决定,但我们这次回去会如实汇报。不管结果如何,感谢你为国防事业做出的贡献,也感谢你这三个月在基层岗位上的踏实工作。”
他站起来,跟我握了握手。
“不管成不成,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你的那股劲,我们在档案里都看见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的折叠桌前面,对着那张成绩单看了很久。
窗外的县城已经安静下来了,只有远处的路灯还亮着。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辆出租车开过,尾灯在夜色里拖出一条红色的线。
我想起刚来那天,拎着那把铝壶去开水房,水雾糊了一脸。
我想起马主任让我打水、小周让我倒水、刘姐说小王你别忙了。
我想起郭家沟那段坑坑洼洼的土路,想起大坝上那些裂缝,想起村民们说的“去年闸门差点打不开”。
我想起团长老李在戈壁滩上跟我说的那些话,想起他拍我肩膀时手掌的力道。
我想起我爸。
他当了三十年办事员,退休那天一个人拎着搪瓷缸子走回家的。他走的时候腰板挺得直直的,头也没回。
他这辈子没跟我说过几句大道理。他只说过一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我唱了。
我唱了三个月,唱得兢兢业业、认认真真。
不是因为我想去省厅,是因为我当兵十二年,骨子里就刻着一个字:干。
不管干什么,都得干出个样子来。
这是我在部队学到的,比任何专业技能都更重要的东西。
一个多星期以后,省厅的通知来了。
我被选调了。
马主任接的电话,接完以后在走廊里喊了我一声:“小王,省厅的调令来了,下周一报到。”
那一刻,我脑子是空的。
不是激动,不是高兴,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像在戈壁滩上跑了五公里停下来那一瞬间,心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在耳边呼呼地响。
小周第一个过来拍了我一下肩膀:“卫国,行啊你,三个月的办事员,直接跳到省厅了。”
我没说话。
刘姐也过来了:“小王,我就说你有出息吧。”
马主任站在办公室门口,朝我招招手。
我走过去。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两个字:“踏实。”
就这两个字。
没有多余的祝福,没有客套的寒暄。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观察我,给了我一个评价,然后在我临走的时候,用了两个字总结了这三个月。
踏实。
我觉得这是对我最高的评价。
我不是什么天才,不是有什么背景,不是在什么关键时刻立了什么奇功。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转业干部,踏踏实实地干了三个月应该干的活。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在我每天弯腰拎起那把铝壶的时候,在我开着那辆破吉普颠在去郭家沟的路上时,在我主动接下没人愿意干的活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那个人是马主任,是孙局长,是省厅人事处翻了几个小时档案的刘处长和刘敏。
是每一个在我不在场的时候,为我做出评价的人。
我站在三楼的走廊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条长长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水磨石地面上。我想起第一天来报到时,局长让我打水,我弯腰拎起那把铝壶。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打杂。
现在我知道了,那把壶有多重,只有拎过的人才知道。
那些人看档案愣住的时候,看见的不是几行字、几张纸。
他们看见的是一个十二年兵,把走过的所有路、流过的所有汗、熬过的所有夜,一笔一笔写进了那份档案里。
档案很薄,压不住一个人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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