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位开国上将，各个时期谁的职务最高？

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授予55人上将军衔，随后又于1956年和1958年分别补授王建安、李聚奎，共计57位开国上将。授衔主要依据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57人中正兵团级占33位，副兵团级及以下少数。57人的排名学界历来有“萧克镇上将”一说，萧克长期居首。

但若翻开各个时期的履历，会发现这57人各有巅峰，红军、抗战、解放、建国后几个阶段，职务最高的往往不是同一个人。

红军时期：萧克独占鳌头

红军时期的职务巅峰，当属萧克。他先后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作为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是57人中唯一在红军时期就跻身方面军最高指挥层的人物。这方面，周士第（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李达（红二方面军参谋长）、甘泗淇（红二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人虽然也达到了方面军机关首长层级，但距离副总指挥仍有一步之遥。

值得一提的是，周纯全1935年在沙窝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是57人中红军时期的最高政治职务。但从军事指挥角度来看，萧克的“方面军副总指挥”仍是纯军事领域的最高标杆。此外，陈伯钧曾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红六军团政委，宋时轮、阎红彦、陈士榘等曾任军长。与这些同辈相比，萧克的职务高度足以一枝独秀。

抗战时期：萧克仍居首席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辖三个师。萧克出任120师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仅有的三名副师长之一。另两位副师长后来分别被授予元帅军衔，六位正副师长中唯有萧克一人最终成为上将。

在57名开国上将中，萧克是抗战初期唯一达到八路军师级副职的人物，其他人当时多为旅长、团长或地方军区负责人。杨得志、李天佑、杨成武、陈锡联等人当时也只是团长。李达虽在抗战期间后期升至八路军参谋长，但并未进入师级首长序列。可以说，在开国上将群体中，萧克的抗战履历同样无人出其右。

解放战争时期：群雄并起，一人未降

到了解放战争，57人的职务分布开始多元化。萧克转入参谋岗位，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李达出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与此同时，一批兵团级主官脱颖而出：王震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邓华、叶飞、王建安等多人先后担任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曾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曾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若论职务级别而非后期成就，王震、邓华等兵团司令员与萧克等野战军参谋长均属同级。但若从严比较，萧克曾在解放战争中出任过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后任四野第一参谋长，在指挥层级上仍略高一筹。

1955年授衔时：萧克居首，群星各就其位

1955年授衔当天，57人的任职呈现“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清晰格局。萧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被列为上将名单之首。与萧克同级别的还有李达（同职）、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等人。在各大军区和军兵种中，刘亚楼掌空军司令员，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邓华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贺炳炎分掌武汉、成都军区。

此外乌兰夫主政内蒙古军区，董其武、陈明仁、陶峙岳等起义将领担任军级主官。时任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委李志民也于当年被授予上将。由此可见，授衔时虽萧克领衔群雄，但57人的职务已然拉开差距，各居其位。

建国后最高成就：王震、乌兰夫问鼎副国级

授衔之后，许多开国上将的职务仍在攀升。萧克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达到副国级。张宗逊升任总后勤部部长。李达、周士第、张爱萍等人先后担任过副总参谋长。

其中职务最高的当属两位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于1983年至1988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震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开国上将中能达到这一高度的，仅此二人。王震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张爱萍也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若以最终政治职务论，王震与乌兰夫无疑是57人中的顶峰。

总体来看，红军时期的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萧克军事指挥职务全面领先，稳居上将群体之首；解放战争时期群雄并起，兵团级主官大规模涌现；授衔之日萧克领衔，各路军政主官各占要津；而建国后的政治高度，则要追溯到乌兰夫与王震两人。可见，每个人的职务巅峰，都与历史的节拍和职能的需求紧密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