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领袖缺位后瓦希迪火速上位，边缘化温和派，要跟美国奉陪到底

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声称，伊朗战时领导层已出现混乱迹象之际，一名关键人物似乎正在迅速积聚影响力，并可能左右伊斯兰共和国在战场和谈判桌上的立场。而这很可能不是白宫愿意看到的掌舵者。

在阿亚图拉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于其父遇刺后接任最高职位、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在谈判中走到台前的同时，准将艾哈迈德·瓦希迪的上升，或许才是伊朗复杂内部权力格局多重变化中最具决定性的一环。

两个月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战争初期，瓦希迪的前任穆罕默德·帕克普尔被杀，随后瓦希迪被任命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

这个职位也使他成为外部打击的重点目标。帕克普尔此前之所以接任，也是因为前任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在去年6月那场持续12天的战争中遭以色列杀害。

如今，伊斯兰共和国正面临自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而革命卫队及其“圣城旅”正是在那场战争中成形。长期研究伊朗领导层内部演变的中东政策委员会战略预测人士、高级驻会研究员卡姆兰·博哈里对《新闻周刊》说：“现在真正拍板的人，就是艾哈迈德·瓦希迪。”

苏莱曼尼在担任“圣城旅”指挥官的21年间，常被称为“影子指挥官”。这一称呼来自他长期在海外主持秘密行动的经历，包括支持民兵袭击驻伊拉克美军、支持真主党对抗以色列，以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反叛武装和极端组织，其中也包括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不过，苏莱曼尼后来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公众人物。他过高的公开知名度，最终也成了致命弱点。2020年1月，特朗普作出前所未有的决定，在他访问伊拉克期间将其杀死。

瓦希迪在西方同样并非无名之辈。2007年，国际刑警组织曾对他发出红色通报；2010年，美国又以其涉嫌参与1994年阿根廷一家犹太中心爆炸案为由对其实施制裁。此后，美国和欧盟又陆续对他施加更多限制，但这些措施并未明显阻碍他在伊朗政坛和军方的仕途。

美国国务院军控与国际安全事务副国务卿托马斯·迪南诺上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讲话时，提到瓦希迪涉嫌参与1994年阿根廷以色列互助协会爆炸案，以及1992年同样发生在阿根廷首都、针对以色列使馆的爆炸事件。

迪南诺称，瓦希迪升任革命卫队总司令，“清楚证明了革命卫队作为外国恐怖组织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它在伊朗长期国家支持恐怖主义中的作用”。

不过，尽管担任过多个公开职务，瓦希迪仍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他能够在国家正式权力结构中持续向上运作，建立更多基于技术官僚体系而非个人依附关系的联系，同时在国际上保持相对低调，这种能力尤其不容小觑。

博哈里目前还担任华盛顿“新线研究所”高级主任。他回忆说，15年前自己曾在德黑兰一次会议的场边短暂见过瓦希迪，后者给他的印象是“出人意料地善于交流，而且英语流利”。

他还把瓦希迪与伊朗倒数第二位君主礼萨·沙阿·巴列维作了一个看似不太寻常的类比。巴列维之子后来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被推翻，其孙至今仍试图恢复王位。礼萨·沙阿本人则是在1921年至1925年间，凭借掌控强大的波斯哥萨克旅，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上台，最终导致因战争而衰弱的卡扎尔王朝垮台。

博哈里说：“谁也说不准，明天他就可能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但从他的表现看，他像是那种想成为大家一直在谈论的‘波拿巴式人物’的人。”

他还说：“他不可能单独完成这一切，权力中心一定不止一个。但我认为，他现在确实正在整合权力。我从伊朗国内接触到的一些消息人士那里听说，他是有抱负的，而且是有个人政治野心的。”

瓦希迪的上升，也意味着伊斯兰共和国内部一场持续多年的演变正在加速。即便在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晚年，权力也已在悄然向其他机构转移，包括革命卫队以及伊朗常规武装部队，也就是“国防军”。

博哈里说，两年前他就注意到这一点。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制度性力量，一方面是结构复杂的革命卫队，另一方面是阿里·哈梅内伊一度把国防军也拉进来，以制衡革命卫队，从而维持自己的权力”。

他说：“换句话说，早在这场战争之前，真正拍板的就是革命卫队。现在只不过这种局面已经变成了事实上的公开状态，因为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最高领袖了。我一直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其量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即便他没有受伤，他也不可能拥有其父亲那样的影响力，因为说到底，他过去只是负责打理父亲的办公室。”

美国企业研究所“关键威胁项目”中东事务负责人安妮卡·甘泽费尔德认为，伊朗新任最高领袖自上月被任命以来，公开角色仅限于由其办公室发布书面声明。最高领袖的缺位，反而为瓦希迪进一步整合权力提供了空间。

甘泽费尔德对《新闻周刊》说：“一位能够在政权各派之间仲裁、并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最高领袖缺席，很可能促成了瓦希迪在政权内部的上升。”

尽管特朗普常宣称伊朗已经实现“政权更迭”，但在冲突初期，他也承认，新的领导层可能依旧与美国利益相冲突。

他在上个月、战争爆发仅数日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想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们做了这一切，结果上来一个和前一个一样糟的人，对吧？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我们不希望这样。那大概会是最糟糕的情况。”

而现在，这种局面似乎正在出现。甘泽费尔德说，瓦希迪似乎已经开始培植自己的“核心圈子”，其中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尔加德尔。

甘泽费尔德说，如今瓦希迪的这一派系“眼下似乎主导着政权决策”。这也让华盛顿和德黑兰更难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处理伊朗核计划问题，并解决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展开的相互封锁——而后者或许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她说：“瓦希迪及其身边的革命卫队领导人，似乎已经把一些更偏‘务实派’的官员边缘化了。比如伊朗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以及阿巴斯·阿拉格齐。这些人都表现出更愿意与美国达成妥协的态度。”

她还说：“相比之下，瓦希迪没有表现出愿意在伊朗核计划和霍尔木兹海峡等涉及美国核心要求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不过，参与权力竞争的人并不只有瓦希迪一人。

长期研究伊朗权力核心动态的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里·阿尔福内认为，伊朗目前呈现出一种“五人集体领导”格局，其中“主要分野存在于民选官员和非民选力量之间”。

阿尔福内对《新闻周刊》表示，这一道分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选官员通常会考虑连任问题，因此对民众处境更敏感；而非民选官员则更愿意接受由公众承受艰难代价”。

加利巴夫曾任革命卫队空军司令和德黑兰市长，四次竞选总统均未成功。他逐渐把自己塑造成伊朗不同政治阵营和利益群体之间的桥梁人物。但他在国内的政治记录也因多起高调腐败指控而受到质疑。

即便瓦希迪的履历让他占据一定优势，外界仍普遍认为，革命卫队不太可能公开接管政权。这个机构历来更倾向于在伊朗政治中保持一层可否认性。

一些分歧迹象已经出现。伊朗国内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官方背景的分析人士和媒体，正提出彼此竞争的谈判和冲突应对方案。

不过，即便是在伊朗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声音中，也有人警告不要煽动特朗普所说的那种“内斗”。多数人仍主张支持外交路径。

尽管伊斯兰共和国核心层内部显然存在竞争关系，阿尔福内认为，特朗普频繁谈论伊朗决策体系出现裂痕，更多反映的是白宫自身的困境——在冲突持续两个月后，华盛顿仍在战争与和平的表述之间来回摇摆。

阿尔福内说：“以色列和美国构成的生存性威胁，促使伊朗领导层更加团结，而不是更加分裂。特朗普关于德黑兰存在领导真空和优柔寡断的说法，更多暴露的是华盛顿的混乱，而不是伊朗的现实。”

他还说：“他声称伊朗领导人已经承认崩溃，或者说这个政权已经发生改变，这反映的不是对现实的判断，而是他无法按照世界本来的样子去看待它，只是按照自己希望它成为的样子去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