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升任乡镇书记，首次开会刚落座，村干部就拍桌怒吼：靠边站！

我刚升任乡镇书记，首次开会刚落座，村干部就拍桌怒吼：靠边站！升任乡镇书记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老家的田埂上陪父亲看稻。电话那头是县委组织部长，声音平淡得像在念一份普通文件，只是末尾那句“好好干”稍微加了点重量。挂掉电话，父亲斜睨我一眼：“升了？”我说：“嗯，书记。”他点点头，没再吭声，继续往前走。

报到那天是个大太阳天，镇政府的院子比我想象的要旧。三层的办公楼墙皮斑驳，院子里停着几辆落满灰的面包车，花坛里的冬青疯长得没了形状。办公室主任老周来接我，五十出头，头发稀了大半，笑得拘谨而试探：“书记，会议室都收拾好了，镇里的干部和各村书记都通知到了，十点开会。”

我提前十分钟进了会议室。长条桌铺着深蓝色的绒布，茶杯摆得整整齐齐，墙上的党徽擦得锃亮。我选了居中的位子坐下，对面是一排空椅子，每把椅子前都搁着一个铭牌，写着各个村的名字。我一个个看过去，努力记着那些耳熟但陌生的地名：柳沟、赵庄、石门、苇子湾……

人陆续进来。有的端着茶杯，有的夹着笔记本，进门先扫我一眼，然后低头找自己的位子。有人跟我打招呼，我一一微笑回应。气氛说不上热络，但也算正常。新书记上任，大家总要有个观察的过程。

最后进来的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黑脸膛，粗眉毛，走路带风，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一截晒得油亮的小臂。他进门时差点和镇党政办主任小陈撞上，嘴里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但感觉声音不小。他在我左手边第三个位子坐下来，椅子被他拉开的声音在会议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看了一眼他面前的铭牌：苇子湾村，孙大彪。

人齐了。我清了清嗓子，说了句开场白：“同志们，今天算是我来报到的第一个正式会，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也不讲什么大话套话，就说三点……”话音未落，一个声音炸雷般响了起来。

“说那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

会议室骤然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同一个方向——孙大彪，双手撑在桌上，身子前倾，像一头即将扑过来的公牛。他的脸红得像煮熟的虾，眼珠子瞪得滚圆，直直盯着我，那目光里没有愤怒，倒更像是一种被逼到墙角后的决绝。

“你先靠边站！新来的书记多了，哪个下来不是先转一圈再指手画脚？一屁股坐下来就讲话，你晓得苇子湾村的地朝哪边开？你晓得老百姓现在堵的是啥？！”

会议室里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低下头假装在本子上写字，有人偷偷抬眼观察我的反应。我右边坐着的副书记老马脸都白了，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主任老周站了起来，声音发抖：“孙大彪！你——”

我抬手，制止了老周。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镇流器的嗡嗡声。

我看着孙大彪，看着这个黑脸汉子胸口剧烈起伏，看着他的拳头攥得指节发白，看着他眼中的愤怒下面藏着的东西——不是挑衅，更像是一种绝望的孤注一掷。我当了十几年乡镇干部，见过太多这样的眼神。这是一个人被压到极限后，不管不顾地把自己扔出去的样子。

“说完了？”我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水温刚好。我把茶杯放回去，杯底碰到桌面，发出一声轻响。

孙大彪愣了。他大概没想到我既没拍桌子也没换笑脸，只是问了他这么一句。

“你要是说完了，我问你几个问题。”我站起来，绕过长条桌，慢慢朝他的方向走去。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我，空气绷得像一根即将断裂的弓弦。我在他面前三步远的地方停下，不看他，而是看向窗外——窗外是镇政府大院，大院外面是一条水泥路，路的那头是连绵的远山。

“苇子湾村，七百二十三户，两千一百零八口人，去年人均纯收入四千二，全镇倒数第三。”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村里有一条主路，三年前就说要修，到现在还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村小学去年只剩了十二个学生，因为路不好，老师不愿意去。村里最大的产业是养鸡，但去年禽流感，死了将近三分之一。”

我转回头，看着孙大彪的眼睛。

“我说得对不对？”

孙大彪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但这次不是因为愤怒。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眼神里的火焰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浇了一下，变成了潮湿的灰烬。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你是三年前当选的村主任，上任的时候在村民大会上说过，三年不修通路，你就辞职。”我继续说，语气没有任何波动，“现在三年到了，路没修通。你刚从县里跑项目回来，又碰了一鼻子灰，对不对？”

会议室里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听见老马小声对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大概是“这个新书记做了功课”。我没有做太多功课，但昨晚我看了三个小时的资料，把全镇十五个村的台账翻了一遍。苇子湾村的资料最厚，也最旧，每一条记录背后都藏着一个死结。

孙大彪慢慢地、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

我走回自己的位子，没坐下，双手撑在桌面上，环视一圈。十五个村的书记主任都在，每个人的表情不同，但都在看着我。

“刚才孙大彪同志让我靠边站，这话糙，理不糙。”我说，“我一个刚来的书记，确实不了解情况，确实应该先转一圈再说话。这个会不开了，从今天下午开始，我去各个村走。苇子湾村，我第一个去。”

我转向孙大彪，他的头低着，看不清表情。

“孙大彪同志，下午我去苇子湾村，你接待不接待？”

会议室里又安静了。时间像凝固了一样，只有墙上的挂钟在走，滴答滴答，每一步都踩在人心尖上。

孙大彪慢慢抬起头，那张黑脸膛上，愤怒已经被另一种复杂的东西取代——羞愧、倔强、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湿润的光。他的嘴唇动了动，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欢迎书记。”

会议室里凝固的空气慢慢化开了。有人长长地舒了口气，有人端起茶杯大口喝水掩饰情绪，老马在我旁边悄悄竖了个大拇指。我没有笑，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散会的时候，我让老周留下，让他把苇子湾村那条路的卷宗全部找出来，下午两点，准时出发。

门口，孙大彪比其他人都走得晚。他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像是想等我说什么，但我没有出去。最后他走了，脚步比来时重了很多，拖着地，每一步都像在丈量什么。

走廊尽头传来一声低低的叹息，不知是谁发出的。

下午一点四十，我提前到了院里。孙大彪已经在了，蹲在花坛边上抽烟，烟头烫到了手指才扔掉。看见我出来，他站起身，没说话，径自拉开了一辆面包车的车门。

那天下午的路不好走。面包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了一个多小时，经过无数个弯和坡，最后停在一片破旧的村委大院前。下了车，孙大彪没急着带我进村，而是指着远处一片灰蒙蒙的屋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书记，苇子湾的事，怕不是一条路那么简单。”

山风从远处吹来，带着初秋微凉的土腥气。我看着那片低矮的屋顶和屋顶后面连绵的山脊线，忽然想起父亲那句话：“老百姓看你，从来不是看你说什么，是看你做什么。”

我松开攥了半天的拳头，对孙大彪说：“走吧，先从那条路看起。”

他愣了一下，随即大步走在了我前面，步子迈得很快，像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表情。跟在后头的村文书小赵悄悄跟我说：“孙主任这个人，是个炮仗，一点就着，但心不坏。刚才他在车上偷偷抹眼泪呢，觉得今天在会上丢人了。”

我没接话，继续往前走。路两边是已经开始泛黄的稻田，有农人从田里直起腰来，好奇地看着我们。远处传来谁家狗叫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像是在传递什么消息。

苇子湾村到了。这里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