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赶集，推单车碰翻卖桃姑娘的筐，她不让赔钱：桃卖不完不让走

楔子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热得邪乎。

太阳像是被谁钉在了天上，一动也不动，毒辣辣地烤着整条黄土路。路两旁的杨树叶子卷成了筒，蔫头耷脑地垂着，连知了叫得都有气无力。我推着那辆二八大杠的永久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两筐自家地里摘的西红柿，沿着镇上的土路慢慢往集市方向走。

车轮碾过干裂的地面，扬起一小片尘土。我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心里盘算着今天这两筐西红柿能卖多少钱。家里那间土坯房漏雨漏得厉害，爹说要是再攒不够买瓦的钱，等到了秋天连阴雨，房顶怕是要塌。娘这几年咳嗽得越来越凶，夜里常常咳得坐起来，脸色蜡黄蜡黄的，可就是舍不得去医院看看。我知道她是怕花钱。

我叫李建军，那年二十三岁，在我们那个叫柳河屯的村子里，算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一张被日头晒得黝黑的脸上，嵌着一双不大但有神的眼睛。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书，回村跟着爹娘侍弄那几亩薄田。农闲时候就倒腾点菜啊果子啊，推到镇上去卖，挣个三块五块的，补贴家用。

一晃眼都二十三了，村上跟我一般大的后生，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可我连个说亲的对象都没有。不是我不着急，实在是家里太穷。三间土坯房，墙皮都掉了大半，院墙是用玉米秆子扎的，风一吹就哗啦啦响。媒人倒是来过两回，可人家姑娘一来看家，扭头就走了。也是，谁愿意嫁到一个连像样的房子都没有的人家呢？

我娘为这事愁得头发都白了一半，逢人就说：“我家建军不差的，踏实肯干，就是家里穷啊……”说到后面，声音就低下去，眼圈就红了。

我也不想别的，只想多挣点钱，先把房子修一修，把娘的病治一治。日子总得过下去，对吧？

今天的集市在柳河镇上，离我们村有七八里路。我天不亮就起了床，到地里摘了这两筐西红柿，个个红艳艳的，圆滚滚的，看着就喜人。我想着今天要是能卖个好价钱，就能凑够买瓦的钱了。心里这么想着，脚下的步子也快了些。

快到镇上的时候，路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挑担子的，有背背篓的，有赶驴车的，都是四里八乡赶来赶集的。空气里混着牲口粪的味道、旱烟的味道、还有各种吃食的香味，热闹得很。

集市在镇子东边的一片空地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两三百平米的样子。沿着土坡一溜排开，卖菜的、卖肉的、卖布匹的、卖针头线脑的，各占一块地方。我每次来都是在大槐树底下那个位置，那地方阴凉，人也多，好卖。

可今天我到的时候，大槐树底下已经有人了。

是个姑娘。

我推着车走近了看，见她正弯着腰从一辆板车上往下搬筐子。板车是那种最简陋的木板车，两个轱辘，一个车把，用一根麻绳系着，平时拉货用的。车上摞着六七个竹筐，筐里满满当当全是桃子。那桃子个头不大，但粉扑扑的，看着就水灵。

我愣了一下。这个地方平时都是我在摆，今天怎么让别人占了？可转念一想，这集市又没人划地界，谁来得早谁占，天经地义的事。我也不能跟人家姑娘争不是？

那姑娘直起腰来，我这才看清她的模样。

她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个子不高，瘦瘦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一截细白的小臂。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在脑后，额前散着几缕碎发，被汗打湿了，贴在脑门上。她长得不算多漂亮，但干干净净的，眉眼间透着一股子倔强劲儿。

她搬筐搬得有些吃力，那筐桃子看着就不轻。她弯着腰，咬着嘴唇，两只手抱着筐沿，脸憋得通红，一点一点地往地上挪。好不容易搬下一个筐，她直起身喘了口气，拿袖子擦擦脸，又去搬第二个。

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有点看不下去了，想上去搭把手，可又觉得冒昧。正犹豫着，那姑娘已经搬下来三筐了，但她显然对位置不满意，又把筐挪了挪，往左移一点，又往右移一点，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回。

我寻思着反正今天来得晚了，好位置已经没了，就到旁边找个地方算了。我推着车往右走，想绕到那姑娘身后去。可这集市上人来人往的，到处都挤，我推着车左躲右闪，绕来绕去，费了好大的劲。

就在这时候，不知道是谁从我身后挤了一下。可能是哪个急着赶路的人，也可能是背着大背篓的妇女，我没看清。反正就那么猛地一挤，我整个人往前一趔趄，自行车也跟着往前冲了一下。

不偏不倚，我的自行车前轮撞上了那姑娘放在地上的一个竹筐。

那竹筐是圆的，本来就放得不怎么稳，这一撞，整个筐子就歪了，“哗啦”一声，倒了。里面的桃子像开了闸的河水一样滚出来，咕噜噜地往四面八方散开。有的滚到了路中间，被人一脚踩烂了；有的滚到了旁边的水沟里，沾了一身泥；有的滚到了摊子底下，够也够不着。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整个人都僵住了。

“哎呀！”那姑娘叫了一声，猛地转过身来。

她瞪着我，眼睛里先是惊愕，然后是心疼，再然后是一层薄薄的水雾。她蹲下去，手忙脚乱地去捡那些还没被踩坏的桃子，可那桃子一碰就破皮，汁水顺着她的指缝往下淌。她的手指被桃子的绒毛染成灰褐色，看着狼狈极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忙把自行车支好，蹲下来帮她捡。可那桃子散得太开了，到处都是，我手忙脚乱地捡起这个，又碰翻了那个，越帮越忙。

周围已经聚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有几个人嘴里还说着风凉话：“哎哟，这一筐桃子可不便宜啊。”“就是，这小后生怕是要赔惨咯。”“啧啧啧，可惜了这些好桃子……”

我的后背全是汗，心砰砰砰地跳。兜里揣着卖西红柿的钱，统共也就几块，连零带整的，怕是连这一筐桃子的零头都不够。这可怎么办？

那姑娘捡了半天的桃子，抬起头来看着我。

她的脸涨得红红的，眼眶里亮晶晶的，不知道是汗还是泪。她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可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赶紧从兜里掏出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递过去：“妹子，对不住，是我不小心。这钱你拿着，你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我再想办法。”

她看着我手里的钱，那几张毛票被她看出了好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

我一愣，心想完了，这是嫌少。

她又低下头，看着地上那些摔烂的桃子，声音不大，但说得很清楚：“你走吧。我不要你赔。”

“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不要你赔。”她抬起头，眼睛里那层水雾还没散，但语气却很坚决，“你也不是有意的。再说，你赔了又能怎样？桃子已经摔成这样了，又不能吃了。”

我举着那几张钞票的手停在半空中，不知道是该收回来还是该继续举着。

旁边一个大婶看不下去了，扯着嗓门说：“姑娘，你这是傻了吧？他把你桃子弄翻了，就该赔！你不让他赔，你这损失谁给你兜着？”

“算了。”那姑娘低下头，继续收拾那些还没来得及捡的桃子，“他也是赶集的，谁都不容易。再说这桃子也不是什么金贵东西，就是可惜了点。”

她说着，把那些摔得不太厉害的桃子挑出来，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土，放在另一个筐里。那些实在摔烂了的，她就捡起来放在一边，大概是打算带回去扔了。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感激？愧疚？还是别的什么？反正就觉得胸口堵得慌，喉咙发紧。

我把那几块钱硬塞到她手里：“妹子，你就收下吧。不管怎么说，是我撞的，我该赔。”

她把手背到身后，不肯接。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眼睛干净得像山泉水：“你要是真有那个心，就别耽误我在这儿捡桃子了。你该干嘛干嘛去，让我清静清静。”

这话说得我噎了一下。旁边又有人笑了起来，我脸上挂不住，只好把那几块钱揣回兜里，推着车走了。

可我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回头看她，她正蹲在地上，一颗一颗地捡那些沾了土的桃子，捡起来用衣袖擦擦，放好。那件碎花布衫的袖口已经磨得起了毛边，擦桃子的时候，桃子的绒毛沾了一袖子，她也不在意。

她的板车上还有几筐没翻的桃子，整整齐齐地码着，上面还盖了几片芋头叶子，大概是为了防晒。看得出来，她为了今天这个集，准备得很用心。

我心里那根弦，不知怎的，就被什么东西拨动了一下。

我站在那儿，想了又想，最后还是把自行车推了回来，在她旁边停下了。

“你……你这是干啥？”她抬起头，一脸不解地看着我。

“我就在这儿卖吧。”我把车支好，开始卸自己那两筐西红柿，“咱俩挨着，还能互相照应。”

“这儿不好卖。”她皱了皱眉，“你往那边去点，那边人多。”

“没事。”我把筐摆好，坐在车后座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她没再说什么，继续收拾那些桃子。

太阳越升越高了，热气从地面蒸上来，像进了蒸笼。集市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卖东西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让开让开让开——”一阵急促的喊声从远处传来，伴随着“嗒嗒嗒”的马蹄声。

我抬头一看，一辆马车正从集市那头冲过来。那马不知是受了惊还是怎么的，跑得飞快，车把式拼命拽着缰绳，脸色煞白，嘴里大声喊着：“躲开！快躲开！”

集市上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人们尖叫着往两边躲，挑担子的把担子扔了，抱孩子的把孩子搂得紧紧的。鸡笼翻了，鸡飞出来扑棱着翅膀到处乱窜。卖布的摊子被撞翻，花花绿绿的布匹滚了一地。

那马车直直地朝我们这边冲过来。

我猛地站起来，想推车跑，可已经来不及了。马车像一道闪电，从我眼前一闪而过。车轮碾过我放筐的地方，西红柿被压得汁水四溅，红的黄的糊了一地。那辆自行车也被带倒了，后轮被马车轱辘蹭了一下，钢丝断了好几根。

我整个人都傻了。

等那马车冲过去，集市上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低头一看，心都凉了半截。

两筐西红柿，一筐被碾成了泥，另一筐也散了架，大半的西红柿都滚到了地上，烂的烂，破的破。那辆骑了三年的永久自行车，后轮变形，车座歪了，车把也扭了。

我蹲下去，用手去捧那些还完好的西红柿，可那筐已经破了，根本没法装。我捧着几个西红柿，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眼泪差点就掉下来。

那些西红柿是我一颗一颗从地里摘的，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护着，就怕磕了碰了。我在家挑了好几遍，大的好的放在上面，稍微有点疤的放在底下。我还盘算着，今天要是能全部卖完，就能挣六块钱。六块钱啊，够娘抓两副药了，够家里买几斤盐巴了。

可现在，全没了。

我蹲在地上，手撑着膝盖，半天没动。周围的人在说什么，我好像都听不见了。

“哎，你没事吧？”

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轻轻的，带着点小心翼翼。

我抬起头，看到那姑娘站在我面前，手里还攥着几个没来得及收拾的桃子。她看着我，眼神里的那点倔强不见了，换上了一种我看不懂的神情。

“我……”我想说点什么，可嗓子像被堵住了一样，说不出话来。

她蹲下来，把我的那些还算完整的西红柿一个一个捡起来，放在她空出来的一个筐里。她捡得很仔细，连滚到土堆下面的也扒拉出来，吹吹土，放进筐里。她一边捡一边说：“西红柿这东西皮实，摔不坏的，擦擦就好了，还能卖。”

我看着她蹲在地上捡西红柿的侧影，那件碎花布衫被汗湿透了，贴在她瘦削的背上。她的手指上沾满了泥土和西红柿的汁水，指甲缝里都是黑的，可她浑不在意。

她捡完了，站起来，把那筐西红柿推到我面前：“喏，还能卖的都在这里了。虽然没你原来的多，但好歹也能换几个钱。”

我站起来，看着她，张了张嘴，半天才憋出一句：“谢谢。”

“谢啥。”她摆了摆手，转身回到自己摊位上，“你那车怕是不能骑了吧？一会儿散集了你怎么回去？”

我看了一眼那辆歪在地上的自行车，心里一阵酸楚。这车是我爹攒了大半年的钱买的二手车，平时宝贝得跟什么似的。现在后轮瓢了，车把歪了，推都没法推，更别说骑了。

“推回去。”我说，“也就七八里路。”

“七八里也不近呢。”她自言自语似地说了一句。

这时候，来赶集的人更多了。她的桃子虽然摔散了一筐，但剩下的品相还是不错的，粉粉嫩嫩的，看着就诱人。有人在她的摊前停下来，问价钱。

“多少钱一斤？”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拿起一个桃子，在手里掂了掂。

“一毛二。”她说。

“这么贵？那边才卖一毛。”中年男人皱皱眉，放下桃子要走。

“大哥，我这桃子是自家种的，不打农药，你放心吃。”她赶紧拿起一个桃子，用刀削了一片，递过去，“您尝尝，甜得很。”

中年男人犹豫了一下，接过那片桃子尝了尝，脸上的表情果然松动了：“还行，称两斤。”

“好嘞！”她麻利地拿起秤，称了两斤，用牛皮纸包好，递过去。

一毛二一斤，两斤两毛四。她收了钱，小心地放进围裙口袋里。

我在旁边看着，心想这姑娘倒是会做生意。不笑不开口，脸上总挂着笑，客客气气的，让人舒服。而且她卖东西实在，称高高的，秤杆翘得老高，还顺手多给一个两个的。买桃子的人虽然觉得她价钱比别人贵一两分，但看着她这样子，也就乐意买了。

她那几筐桃子，买的人还不少。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她筐里的桃子已经下去一小半了。

而我那筐破碎的西红柿，却少有人问津。

也不是完全没人买。有个老太太过来看了看，嫌西红柿有疤，不新鲜，走了。有个年轻妇女过来问价，我说两分钱一斤，她嫌贵，只肯给一分。我咬咬牙说一分就一分吧，她挑了半天，买了五斤，给了五分钱。

五分钱。

我攥着那五分钱的钢镚儿，手心都有点发烫。这要是搁在以前，一斤西红柿至少能卖三分钱，好的时候能卖四分。现在倒好，一分钱一斤，还得让人挑三拣四。

摊子旁边有个卖凉粉的老头，支了个棚子，摆了几张小桌，专门卖给赶集的人歇脚吃东西。凉粉五分钱一碗，吃的人还挺多，几张桌子都坐满了。热烘烘的风把那醋和辣椒的香味吹过来，我才想起来自己从早上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肚子咕噜噜地叫了一声。

那姑娘大概是听见了，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趁没人的时候，从筐里挑了两个最红的桃子，走过来放在我面前：“吃吧，不要钱。”

我愣了一下，接过桃子，说了声谢谢。那桃子确实甜，咬一口，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我吃了一个，另外一个收起来，舍不得吃，想着带回去给娘尝尝。

到了午饭时候，该回家吃饭了，可这集市上的人都走了，剩下我们这些卖东西的还守着摊子。我早上出来得急，没带干粮。那姑娘也没带，但她从旁边的馍摊上买了两个白面馍，自己啃了一个，把另一个递给我。

“你吃。”她把馍塞到我手里，“别饿着。”

我看了一眼那馍，白白的，热乎乎的，上面还撒了几粒芝麻。我咽了口唾沫：“我不要，你自己留着吃。”

“我一个就够了。”她说，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我接了那个馍。掰开来，里面夹着她自己腌的咸菜，绿莹莹的，闻着就香。我咬了一口，咸菜的脆爽和馍的软糯混在一起，好吃得我都想哭。

“你这咸菜腌得好。”我由衷地说。

她笑了一下：“跟我娘学的。我娘腌咸菜是把好手，村里谁都比不了。”

“你娘……身体还好吧？”我试探着问。

她的笑容顿了顿，随即又恢复了：“我娘走了。”

我手里的馍差点没拿住：“走了？”

“去年的事。”她低下头，用树枝在地上划拉，“癌症。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治了几个月，没治好，就走了。”

我沉默了。半晌才说：“我娘也咳嗽了好几年了，一直拖着没去看。”

“咋不去看呢？”她抬起头，看着我。

“家里没钱。”我实话实说，“我爹说，攒一阵子钱，就带她去县城医院看看。可攒来攒去，总也攒不够。”

她没再说话，低下头，继续在地上划拉。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你今天那钱我没要，你不会怪我吧？”

“怎么会怪你。”我说，“我自己不小心，怪不得别人。”

“你是个好人。”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声音轻轻的，像是说给自己听，“这年头，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

我没接话。我不知道她说“像我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说我愿意赔钱吧。可那本来就是我的错，我不赔谁赔？

下午的太阳更毒了，晒得人头皮发麻。集市上的人少了很多，买东西的比上午少了一大半。我的西红柿还是没卖出去多少，筐里还剩大半筐。她的桃子也卖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小半筐，都是些个头不大的、有点疤的。

我估摸了一下，她今天大概卖了两三块钱的样子。去掉成本，净赚能有一块多。这点钱，在城里人看来不值一提，可在我们庄稼人眼里，那是实实在在的进项，够买盐打醋一个月了。

她大概也累了，坐在板车边上，两条腿伸得直直的，微微闭着眼睛。阳光透过槐树的叶子，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她脸上的绒毛被光照得发亮，像那些桃子上的绒毛一样。

我想说点什么，又怕吵着她。

正犹豫着，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我抬头一看，集市东头来了几个穿制服的，是工商所的。他们今天大概是来收摊位费的，一个摊一个摊地走过去，跟摊贩们说话。有些摊贩开始收摊，有的苦着脸掏钱。

我的心又提了起来。摊位费虽然不多，一毛钱一个摊，可我现在兜里只有早上的五分钱，哪儿够？

眼看着那几个工商所的人越来越近，我急得满头是汗。那姑娘也发现了，睁开眼，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带了钱吗？”她问我。

我摇摇头。

她没说话，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数了数，拿出一毛钱递给我。

“拿着。”她说，“先把摊位费交了。”

我看着那一毛钱，心里五味杂陈。今天弄翻了她的桃子，她没让我赔。现在我没钱交摊位费，她又要帮我。我李建军何德何能，让她这样帮我？

“这钱我一定还你。”我说。

“还啥还，一毛钱的事。”她摆摆手，“你赶紧把钱准备好，一会儿他们过来了。”

果然，过了没一会儿，那两个穿制服的走到我们这儿了。一个人看了看我那筐西红柿，又看了看她的桃子，开了收据，收了一毛钱的摊位费。我用她给的钱交了，另一个摊贩也交了。

那两个人走了以后，我对她说：“你叫啥名字？家住哪儿？改天我把钱给你送去。”

“我说了不用还。”她皱了皱眉，似乎有点不喜欢我这样客气。

“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总得知道你叫啥吧？”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苏晓。”

“苏晓。”我把这个名字在心里念了两遍，“好听。”

“有啥好听的。”她嘟囔了一句，耳根子好像红了一下，也可能是太阳晒的，“那你呢？你叫啥？”

“李建军。”

“哪个军？”

“解放军的军。”

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下午四点来钟，集市上基本没什么人了。卖东西的摊贩们开始陆陆续续地收摊回家。她说她家在镇子南边的一个村子，离这儿有十几里路，得趁天没黑赶回去。

她开始收拾东西，把剩下的桃子归拢到一起，把几个空筐摞好，用绳子捆在板车上。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麻利，一看就是干惯了活的。

我站在旁边，想帮忙又不知道从哪里帮起。

“我帮你推车吧。”最后还是开了口。

“你那车都坏了，还帮别人？”她看了一眼我那辆歪在地上的自行车，“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我看了看那自行车，也是。后轮瓢了，推都费劲，更别说骑了。

“要不你等我一会儿？”我想了想，“我把西红柿便宜处理了，咱俩一块儿走？”

“你这西红柿还剩这么多，咋处理？”她看了看我筐里的西红柿，“这儿都没人了，你卖给谁去？”

我说：“镇上不是有饭馆吗？我去问问，看他们要不要。”

她想了想：“那你去吧，我等你一会儿。”

我端着一筐西红柿，沿着镇上的街道一家一家地找饭馆。有的饭馆嫌我西红柿破了皮不要，有的只要几斤，买的不多。我跑了好几家，总算凑合着卖了一小半，剩下实在卖不掉的，挑了挑，好的留着带回去自家吃，破了的只能扔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她正坐在板车旁边等我，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

“卖完了？”她问。

“差不多。”我说，“剩了点，带回去吃。”

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走吧，天快黑了。”

我推着那辆破自行车，她拉着板车，两个人沿着镇子外面的土路往回走。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她的板车轱辘时不时轧到石头上，咯噔一下，她就得费好大的劲才能稳住。我这边也不好过，自行车后轮瓢了，推起来一拐一拐的，费劲得很。

两个人就这么慢慢走着，谁也没怎么说话。

太阳渐渐落下去，天边烧起一大片晚霞，红彤彤的，像是有人打翻了颜料罐。田野里弥漫着庄稼的清香，风吹过来，凉丝丝的，把一天的暑气都吹散了。

“你今年多大了？”我忍不住问。

“十八。”她说，“你呢？”

“二十三。”

“该说亲了吧？”

我苦笑了一下：“说了好几个，都没成。”

“为啥？”

“穷呗。”我说得坦然，“家里三间土坯房，一到下雨就漏。娘又有病，爹年纪也大了。谁愿意嫁到这样的人家？”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也不全是钱的事。”

“那是啥事？”

“人好就行了呗。”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被风吹散了一些，但我还是听清了，“两个人只要肯干，日子总能过好的。房子破了可以修，没钱可以挣，可要是人不好，再有钱也是白搭。”

我看了她一眼。晚霞映在她脸上，把她的脸颊染成了粉红色，像她今天卖的那些桃子。

“你说得对。”我点了点头。

“你娘是什么病？”她忽然问。

“咳嗽。咳了好几年了。”我说，“她夜里咳得最厉害，有时候整宿整宿地睡不着。我听着心里难受。”

“你带她去看了没有？”

“没。”我有些惭愧，“一直说去，一直没凑够钱。”

她皱了皱眉：“咳嗽这么久，不能拖了。我娘就是……拖得太久了。要是早点去医院，说不定……”

她没说完，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娘也是，咳嗽好几年了，总说没事，扛扛就过去了。可我心里清楚，有些病是扛不过去的。

我们走到一个岔路口，她停下来：“到了，我走这边。”

我看了一眼那条岔路，窄窄的，两边是玉米地，玉米秆子长得比人还高，风一吹，刷拉刷拉地响。

“你一个人走这条路？”我有些担心，“天都快黑了。”

“没事，走习惯了。”她说，语气里满不在乎。

我犹豫了一下：“要不我送你吧？”

“不用。”她摇摇头，“你那车都坏了，你自己推回家都得半天。快走吧，别让你爹娘担心。”

她拉起板车，朝那条岔路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明天你还来吗？”

“来。”我说。

“那明天见。”她说完，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瘦小的身影消失在玉米地的阴影里，心里忽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满满的，暖暖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那是我和苏晓第一次见面。

可谁也没想到，这第一次见面，只是后面漫长岁月的开始。那时候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她不知道她这一场赶集，会让她从此跟一个推着破自行车的穷庄稼汉纠缠大半辈子。我也不知道，那个卖桃子的小姑娘，会在我以后的人生里，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

我只知道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娘问我西红柿卖得怎么样，我说全毁了，被人撞翻了，马车碾了。我娘叹了口气，说不要紧，人没事就好。

我没跟她说苏晓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把这个人藏起来，藏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不让任何人知道。

那天夜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总是浮现出她的样子。她蹲在地上捡桃子的样子，她把馍塞给我的样子，她说“人好就行了呗”的样子。

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两个桃子中的一个，是白天她给我我没舍得吃的那个。已经捂得有点软了，皮上沾着我的汗。可我还是舍不得吃。

窗外的星星亮得晃眼，虫子在草丛里叫个不停。

我想，明天，明天还去赶集。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

天还没亮，我就摸黑爬起来，到院子里检查那辆自行车。昨晚回来的时候，我爹看着车轮瓢了，心疼得直咂嘴，父子俩捣鼓了半天，拿锤子把车圈敲了敲，好歹能推了，但骑还是不行。钢条断了好几根，得去镇上修车铺换新的，一根钢条两分钱，五根就是一毛钱，又是一笔开销。

我又去地里摘了西红柿。昨天那一茬好的卖了大半，剩下的都是些小个的，不中看。我在菜地里转了一圈，挑了些稍微好点的，勉勉强强凑了一筐。

我想着今天要是再碰上苏晓，得把她昨天帮我交摊位费的一毛钱还给她。又从枕头底下把那枚早就准备好的五分硬币摸出来，揣在兜里。

到集市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一进集市，就看到了那辆板车。

她果然来了。

苏晓正在卸桃子。今天她穿了一件淡蓝色的上衣，下面是一条黑布裤子，脚上一双塑料凉鞋，鞋带处断了一根，用红线绳绑着。头发还是扎在脑后，但今天用了一根新皮筋，红色的，在黑色的头发里显得格外醒目，像是特意为了赶集而换的。

她看到我，嘴角弯了一下：“来了？”

“来了。”我支好自行车，把西红柿筐搬下来，放在离她不远的地方。

“你今天来得倒是早。”她说。

“昨天回去晚了，被我娘说了。”我笑着回答，“她说不早点去占地方，好地方全让别人占了。”

她低头把桃子一个个摆好，摆得整整齐齐的，大的放上面，小的放下面，这样看着好看，好卖。她干这活儿很慢，很仔细，像在做一件精细的手艺活儿。

我从兜里掏出昨天她帮我交摊位费的一毛钱，递过去：“这个是还你的。”

她看了一眼，没接：“我说了不用还。”

“不行，必须还。”我坚持，“一毛钱也是钱，我不能白拿你的。”

她叹了口气，接过去揣进兜里：“你这人，什么都分得这么清。”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我说。

“谁是亲兄弟？”她白了我一眼。

我被她说得一愣，才反应过来哪里不对，脸上顿时有点发热。她倒是没事人似的，继续摆她的桃子。

集市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今天的生意好像比昨天好一些，我的西红柿虽然个头小，但胜在新鲜，两分钱一斤的价格也算公道，陆陆续续有人来买。苏晓那边的桃子还是卖一毛二，买的人也不少。

忙了一阵子，趁着人少的空档，她忽然问我：“你娘咳嗽好些了吗？”

“还是老样子。”我说，“昨晚咳了大半夜，我听着心里揪得紧。”

“你没打算带她去县城医院看看？”她放下手里的桃子，认真地看着我。

“打算去，就是……”我搓了搓手，“手上不宽裕。”

“钱的事，总能想办法。”她说，“可病不能拖。我娘就是拖得太久了，当初要是早一点……”

她没说完，低下头继续摆桃子。过了好一会儿，她又说：“你要是信得过我，我知道县城医院有个大夫，看咳嗽看得好。我娘的病就是他看的，虽然最后没治好，但那是因为发现得太晚了。他开的药，别的病人吃了，有好几个都好了。”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涌起一股热流。她跟我非亲非故，却愿意替我操心我娘的病。这份心，别说外人了，就是村里沾亲带故的亲戚，也未必有。

“谢谢你。”我说，声音有点哽咽。

“谢啥。”她摆摆手，“我就是随口一说，你去不去随你。”

我正要说什么，一个大婶走过来买桃子，把我们的对话打断了。大婶挑挑拣拣了半天，买了三斤桃子，苏晓照例是多给了两个，把大婶乐得合不拢嘴。

等到大婶走了，她又接着刚才的话说：“你要是想去的话，我下个集刚好要去县城给我娘上坟，可以带你去。那大夫姓陈，在县医院内科，星期三坐诊。你提前挂个号就行，号也不贵，三毛钱。”

我心里算了算，挂号费三毛，加上药费车费，就算紧着花，怕是也得十来块钱。十来块啊，我得卖多少筐西红柿才够？

但我想着，娘的病不能再拖了。她咳嗽了三年，身子越来越瘦，脸色越来越差。我要是不带她去看看，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行，我去。”我说，“下个集我跟你一块儿去县城。”

她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接下来的日子，每次赶集都能遇到她。

有时候她先到，有时候我先到。时间长了，我们就习惯了挨着摆摊，一个卖桃子，一个卖西红柿。赶集的人多了，难免有人好奇，问我们是不是两口子。她总是脸红红地说不是，解释说是邻居。我也不吭声，就在旁边听着，心里不知道是高兴还是什么。

她这个人，性子倔，但也心善。有一次下雨，集市上的人跑了大半，我的西红柿还剩半筐卖不出去。她帮着我一起喊，硬是便宜处理了，算下来居然没亏。还有一次，她的板车轮子坏了，走不了，我帮着她推了十几里路，一直送到她村口。

我们慢慢熟了起来，知道的事情也多了。

她爹叫苏德厚，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就知道在地里刨食。她娘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她和她爹两个人。她是家里的独女，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什么事都得自己扛着。

她家种了十几棵桃树，是早几年她娘活着的时候栽的。到了夏天，桃子熟了，她就摘下来推到集市上卖，换些零花钱。她爹身体也不好，常年腰疼，干不了重活，所以家里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在操持。

十八岁的姑娘，正是该打扮、该撒娇的年纪，可她满手都是老茧，脸上总有风吹日晒的痕迹。

有一回我忍不住问她：“你就没想过出去打工？镇上缝纫厂不是招人吗？一个月好几十块呢。”

她想了想，摇头说：“我走了，我爹咋办？他那腰，连饭都做不了。再说那些桃树也得有人管。”

顿了顿，她又说：“我爹就我一个闺女，我不能不管他。”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可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像她这么大的姑娘，多半都出去打工了，能挣钱的挣钱，能找对象的找对象，很少有人愿意守着一个病爹和十几棵桃树过日子。

我心里对她的敬意，又多了几分。

两个月后，我终于攒够了钱，带着我娘去了县城医院。

那天苏晓也去了。她说她去给她娘上坟，顺路带我们去找那个陈大夫。我们坐的是那种私人跑的长途小巴，路不好，颠得厉害。我娘坐了一路，吐了一路，脸色白得像纸。苏晓一直扶着她，帮她擦嘴，给她递水，比我这亲儿子还细心。

到了医院，我扶着娘去挂号，苏晓去找陈大夫。陈大夫那天刚好坐诊，看到她的名字就笑了笑，说这是老病号的孩子，知道她的情况，特意给安排了最早的号。

陈大夫给我娘做了检查，拍了片子，说是慢性支气管炎，不是什么大病，但拖久了也不好治。他开了几副药，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说按时吃药，好好养着，慢慢就会好。

我拿着药方去抓药，一算账，七块八毛钱。我的心“咯噔”一下，七块八啊，这可是我攒了好久的。但想到娘的病，我一咬牙，把兜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刚好够，一文不剩。

回去的路上，苏晓看我脸色不好，问我是怎么了。我说抓药把钱花光了，一分钱都没剩。她从兜里掏出两块钱塞给我，说拿着路上花。我死活不要，她硬塞到我手里，说你再这样我可生气了。

我娘坐在旁边，看着她，又看看我，眼睛里藏不住的笑。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娘把我叫到跟前，问我：“那个姑娘是谁？”

“就是赶集遇到的。”我说，“卖桃子的。”

“她对咱家可真好。”我娘说，“建军啊，你要是觉得合适，就跟人家处处。娘看这姑娘不错。”

我没吭声，可心里头，我娘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我和苏晓的关系，像是春天里的庄稼，悄悄地长，不知不觉地长。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还是赶集时碰到面打个招呼的普通朋友，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她看我时的眼神不一样了，我想到她时心里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有一回，她忽然问我：“建军哥，你以后有啥打算？”

“打算？”我想了想，“先把娘的病治好，再把家里的房子修一修。然后……然后找个媳妇过日子呗。”

“媳妇？”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找了没有？”

“还没呢。”我说，“穷成这样，谁愿意？”

“你又来了。”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我说过，不全是钱的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她说的那句话。不全是钱的事，那还有什么事？是她想说她不嫌弃我穷吗？还是她心里有了什么人？

我不敢多想。

秋天来得很快，好像一夜之间，杨树的叶子就黄了，落了一地。她家的桃子卖完了，赶集的次数也少了。有时候隔一个集才来一次，有时候隔两个集。每次来，带的也不是桃子了，是红枣、柿饼之类的干果。

我有点不习惯没有她在的日子。

以前赶集的时候，她就在我旁边，叽叽喳喳地说这说那，虽然都是些家长里短的闲话，但听着心里踏实。现在她不在，我一个人守着摊子，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有一天，我鼓起勇气问她：“苏晓，你过年还赶集吗？”

“赶。”她说，“过年集市最热闹，东西好卖。”

“那过年我也来。”我说。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你过年不歇两天？”

“不歇。”我说，“我歇在家里也没事干。”

后来的事，说来话长。

反正就把话说开了。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集上热闹得很，卖年货的、买年货的，人山人海。我的摊子上摆的是一筐红枣一筐核桃，她的摊子上是柿饼和花生。天冷得很，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

中午吃饭的时候，她拿出两个红薯，在旁边的炉子上烤了，递给我一个。红薯烤得外焦里嫩，撕开皮，露出黄澄澄的瓤，热气腾腾的，甜丝丝的。

“建军哥。”她忽然叫了我一声，声音有点不一样。

“嗯？”

“过了年，我就十九了。”

“我知道。”我说，“你属鸡的，对吧？”

“嗯。”她低下头，掰着红薯皮，“我爹说了，女孩子十九二十的，该说人家了。”

我的手顿了一下，红薯差点没拿住。

“他是……怎么说？”我问，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他托了媒人。”她说着，语气有点闷，“说是镇上有个开杂货铺的，家里条件不错，想让我去见见。”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住了，生疼生疼的。

“那你……”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嗓子像被堵住了一样。

“我不想去。”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像是噙着泪，“可是我也不好跟他顶，他身体不好，我怕气着他。”

我沉默了很久。

红薯在手里慢慢变凉了，我一口也没再吃。

“苏晓。”我终于开口，声音有点哑，“我家里穷，你也知道。三间土坯房，娘有病，爹老了，地也就那几亩。你要是跟了我，怕是得吃苦。”

“我知道。”她说。

“那你……”

“我说过，不全是钱的事。”她把红薯放在一边，两只手绞在一起，“你人好，踏实肯干，对我……也好。我就想找个这样的人。钱多了多花，少了少花，只要人好，日子总能过好。”

我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

风吹过来，吹起她额前的碎发，露出她光洁的额头。她的鼻头被冻得红红的，嘴唇有点干，起了皮。她就那么看着我，眼睛里有期待，也有担忧，还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东西。

“那……”我深吸了一口气，“我找个媒人去你家提亲。”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像她夏天卖的那些桃子。她低下头，把手缩进袖子里，半天才憋出一句：“你自己去就行了，找啥媒人。”

我说了这么一件事，相亲的事，提亲的事，反正都是些正经严肃的场面。

那些事，说起来也不算复杂，无非就是我托了村里德高望重的刘大爷去做媒，到她家去提亲。她爹苏德厚起初不同意，嫌我穷，嫌我家里情况不好。但刘大爷在村里有威望，说话有分量，好说歹说，再加上苏晓在旁边不停地做工作，她爹最后松了口，说先处处看，行就定下来，不行拉倒。

那段时间，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比当年升学考试还紧张。每次去她家，都像是上战场，得提前想好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爹是个急性子，脾气也不大好，动不动就训人。我去了几次，被他训了好几次，每次都灰头土脸地回去，可下一次还是厚着脸皮去。

苏晓有时候看我被她爹训得可怜，就偷偷给我使眼色，让我别往心里去。有时候还会趁她爹不注意，塞给我一个煮鸡蛋或者一块红薯，悄悄说一句“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哪里会跟她爹一般见识。我是真心想娶她，受点委屈算什么。

就这么处了大半年，她爹终于点了头。彩礼我没给多少，实在拿不出来，就那么意思了一下。她爹虽然不满意，但也没办法，毕竟闺女自己愿意，他拦也拦不住。

八八年秋天，我和苏晓结了婚。

婚礼办得简单，就在我家的院子里摆了几桌，请了些亲戚邻居，吃了顿饭就算成了。没有花轿，没有乐队，连套像样的新衣服都没给她买。她穿了一件红底碎花的新衣裳，是她自己扯布做的，不是多好的料子，但穿在她身上，很好看。

那天她化了淡妆，擦了粉，抹了口红，头发盘起来，别了一朵红色的绢花。我看着她，觉得她像是换了个人，漂亮得不像话。

“好看吗？”她问我，声音里带着点羞涩。

“好看。”我说，“比桃子还好看。”

她笑了，伸手打了我一下：“傻子。”

洞房花烛夜，闹洞房的人散了以后，我俩坐在床沿上，谁也没说话。蜡烛的光摇摇晃晃的，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也摇摇晃晃的。

她忽然靠在我肩膀上，轻轻地说：“建军，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嗯。”我搂着她的肩膀，“一家人。”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平淡得像白开水，但喝在嘴里，总有一丝丝的甜。

苏晓是个能干的媳妇，比我娘当年还能干。她嫁过来以后，家里家外一把抓，什么活都抢着干。喂鸡、喂猪、做饭、洗衣裳、下地干活，她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我娘逢人就说：“我这个儿媳妇啊，比儿子还顶用。”说得我都有点吃醋了。

她也孝顺，对我娘比我这个亲儿子还上心。我娘的药，她顿顿都记着，从来不落下。我娘咳嗽得厉害的时候，她半夜起来给她倒水、捶背，从来没抱怨过一句。有时候我睡得死，根本听不见，都是她一个人在操心。

我娘对这个儿媳妇，那是打心眼里喜欢。以前我娘总说，要是有个闺女就好了，现在有了苏晓，她再也不提这茬了。

第二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那天我在地里干活，有人跑来跟我说，建军你媳妇生了。我扔下锄头就往家跑，跑得鞋都掉了一只，脚踩在石子路上硌得生疼，可我顾不上了。

回到家的时候，苏晓正躺在床上，怀里抱着一个红彤彤的小东西。她的头发被汗打湿了，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脸色苍白，但眼睛里全是光。

“建军，你看看。”她把孩子往我这边偏了偏，“是个闺女。”

我蹲下来，看着那个皱巴巴的小脸，看了一会儿，眼泪不知怎么就掉下来了。

“你哭了？”苏晓看着我，有点惊讶。

“没有。”我抹了一把脸，“风迷了眼。”

“在屋里哪有风？”她笑了，伸出手来帮我擦眼泪，“傻子。”

闺女取名叫小桃，因为她娘是卖桃子的，因为她生下来脸粉扑扑的，像夏天成熟的桃子。

小桃的到来，给这个家带来了太多的欢乐。我娘高兴得合不拢嘴，整天抱着孙女儿不撒手，逢人就说：“看看我家小桃，多俊，像她娘小时候。”我爹也是，平时一声不吭的人，见了孙女就变了个样，又是学狗叫又是学猫叫的，逗得小桃咯咯直笑。

苏晓当上妈妈以后，整个人都柔和了许多。以前她身上那种倔强劲儿还在，但在孩子面前，她温柔得像一汪水。她给小桃喂奶的时候，低着头，嘴里哼着不知名的歌谣，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日子不光有甜的，还有苦的。

我们那时候，穷是真穷。

住的还是那三间土坯房，虽然修修补补，不漏雨了，但墙还是那堵墙，院墙还是玉米秆子扎的，一到冬天，冷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屋里屋外一个温度。苏晓把炕烧得热热的，可人一下炕就冷得直哆嗦。

吃的也好不到哪去。玉米面糊糊、红薯、萝卜白菜，一年到头就这几样。白面馒头是稀罕东西，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肉更别提了，一个月能吃上一回就不错了。苏晓省吃俭用，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好的，都省给我和我娘，还有小桃。

可她从没抱怨过一句。

有一回，我从地里回来，看到她坐在灶台前烧火，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她的脸颊凹下去一块，颧骨显得更高了。我这才发现，她瘦了很多，瘦得让我心疼。

“你瘦了。”我说。

“哪有。”她往灶膛里添了把柴，“你眼花了吧。”

“我说真的，你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咱们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能省就省点。小桃还小，得喝奶粉，那东西贵。娘的药也不能断。你干地里的活，不吃饱哪有力气？我不一样，我坐在家里又不干什么重活，少吃一口饿不死。”

“你坐在家里不干重活？”我气得声音都变了，“你一个人带孩子，洗衣做饭喂猪喂鸡，哪一样不是重活？你当我是瞎子？”

她不说话了，低下头，继续烧火。

我叹了口气，蹲下来，从灶膛里拿了一个烤红薯出来，掰开，把一半递给她：“吃。”

“我不……”

“吃！”我的声音有点大，吓了她一跳。

她接过去，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红薯烫得很，她吃得慢，一边吃一边看着我，眼神里有点委屈，更多的是感动。

“建军。”她忽然说，“我嫁给你，不图别的。我就是觉得你是个好人，跟你过日子，再苦也甜。”

我没说话，鼻子酸酸的。

那时候我不太会表达感情，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这样的话。我只是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对她好，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

一九九零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

镇上开始有人做生意了。开店的、倒腾物资的、跑运输的，干什么的都有。那几年变化快得很，好像一夜之间，大家伙儿都活泛起来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敢想了；以前谁也不敢做的事，现在有人做了。

我看着眼热，也想做点什么，可手里没钱，连本钱都没有。

苏晓看出了我的心思，有一天晚上，等小桃睡了以后，她把我拉到一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沓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一块的，还有毛票，摞得整整齐齐的。

“这是啥？”我愣住了。

“我攒的。”她说，“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共三百多块。你拿去当本钱，做点小生意。”

我看着那沓钱，手都在抖。三百多块钱啊，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攒下来的，一个钱掰成两半花，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件衣裳洗得发白了还在穿，可为了我，她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这钱我不能要。”我把布包推回去，“你攒得不容易，留着给小桃买奶粉。”

“小桃的奶粉我另外有安排。”她说，“这钱就是给你准备的。你看看镇上那些做生意的，哪个不是从摆摊开始的？你赶集卖了这么多年东西，经验有了，人脉也有了，就差本钱了。你拿着，去进点货，到镇上开个小店。咱们不能一辈子在地里刨食，得想点别的门路。”

我看着她，心里翻江倒海的。

“你就不怕我把钱赔了？”我问。

“赔了就赔了。”她说得云淡风轻，“做生意哪有稳赚不赔的？大不了再攒。你要是连试都不敢试，那才是真的完了。”

第二天，我真的拿着那三百多块钱，去县城批发了些日用百货回来，在镇上租了个小门面，开了间杂货铺。

说是门面，其实就是一间临街的破房子，窄得只能放两个货架，连转身都费劲。但胜在位置好，靠着集市口，人来人往的。我把货摆好，又在门口支了个摊子，卖些时令水果蔬菜。

苏晓帮着我一起打理。她管收钱，我管进货。她记账记得仔细，每一笔进出都记得清清楚楚，字写得虽然不好看，但规规矩矩的。我有时候忙不过来，她就一个人看店，还要带小桃，常常忙得脚不沾地，可她从不喊累。

人累点没关系，关键是挣钱。开张第一个月，刨去成本，竟然赚了四十多块钱。四十多块啊，比我种一个月地赚的都多。那天晚上，我把钱数了好几遍，跟苏晓说：“你看，四十多块，赶上种地三个月的收入了。”

苏晓也高兴，但没像我这么激动，只是说：“这才刚开始，以后会更好的。”

第二个月赚了五十多，第三个月六十多。生意慢慢好起来，我们开始做一些回头客的生意。苏晓为人实在，从不缺斤短两，有时候还会多给一点。镇上的老太太们都说：“去李家铺子买东西，放心，不会吃亏。”口碑传开了，来的人越来越多。

我爹也过来帮忙，虽然年纪大了，但帮着搬搬货、看看店还是可以的。我娘的身体在陈大夫的药调理下，好了很多，咳嗽少了，脸色也红润了些。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那两年，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两年。生意在慢慢好起来，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娘的病也在好转。晚上关了店，和苏晓一起走回家，路上说说笑笑，她跟我讲小桃今天学会了什么新词，我告诉她今天店里的生意怎样。那些平常的、琐碎的、不值一提的小事，现在想起来，都是甜的。

九三年，我娘还是走了。

走得突然，可细想起来，也不突然。

其实她的病一直没好利索，陈大夫开的药虽然管用，但治标不治本。她咳嗽了几十年，肺上的毛病是根深蒂固的，不是几副药就能去根的。九二年冬天，她的病就复发了一次，比之前都严重，咳血，发高烧，我们在县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花了好几百块钱，才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

那次以后，她的身体就大不如前了。以前还能帮着看看小桃，后来连下床都费劲了，整天躺在床上，脸色蜡黄蜡黄的，说话都没力气。

苏晓没日没夜地伺候她，端屎端尿，喂饭喂药，从来没皱过眉头。我娘有时候拉着她的手，眼泪汪汪地说：“晓啊，你是我们李家的恩人。要不是你，建军怕是连媳妇都娶不上。我这条老命，也是你救的。”

苏晓每次都笑着说：“娘，你说啥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九三年开春，我娘的病又重了。这次是真的重了，吃什么吐什么，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带她到市里的大医院去看，医生说肺里的病灶已经扩散了，没法治了，只能开点药，回家养着。

我蹲在医院走廊里，哭得像个孩子。

回家的路上，苏晓抱着小桃，一句话都没说。我娘靠在我肩膀上，忽然说了一句话：“建军啊，你娶了苏晓，是咱家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这辈子你可得好好待她，不能让她受委屈。”

“我知道了，娘。”我说，声音都在发抖。

回来以后，我娘又撑了一个多月。到最后那几天，她已经不认识人了，嘴里总是念叨着一些过去的事，说她年轻的时候，说我小时候，说苏晓嫁过来以后家里的日子变好了。她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

她走的那天晚上，我和苏晓都守在床边。她握着苏晓的手，又握着我的手，把两只手合在一起，使劲攥了攥，然后就闭上了眼。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坐了很久。

苏晓出来找我，给我披了件衣裳，在我身边坐下来。

“建军，你要是难受，就哭出来。”她说。

我没哭。我已经哭够了。我只是觉得，从今以后，我娘不在了，我得扛起这个家，得对得起她在世时对我的期望。

“苏晓。”我说，“谢谢你。”

“谢啥？”她靠在我肩膀上。

“谢谢你嫁给我。”我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

接下来的日子，丧事办完以后，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店照常开，地照常种，小桃一天天长大，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娘走了以后，我爹一个人住在那三间土坯房里，越发显得孤零零的。我和苏晓商量了一下，把他接到镇上的铺子里来住。店后面有一间小屋，虽然不大，但收拾收拾也能住人。我爹起初不肯，说不想给我们添麻烦，后来苏晓说了一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他就没再推辞。

那几年赶上好时候了。镇上的人渐渐多起来，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也回来了，在镇上开了各种各样的店。我们的铺子也跟着扩大了一些，从原来的一间扩成了两间，货品种类多了，生意更好了。

小桃五岁了，上了镇上的幼儿园，每天回来都能说一大堆新鲜事。她长得像苏晓，白白净净的，一双眼睛又大又亮，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可爱极了。她最喜欢跟着苏晓去店里，站在柜台后面，踮着脚尖，有模有样地收钱，把大人逗得哈哈大笑。

苏晓常说，小桃就是她的小福星，自从有了她，日子越过越顺。

九五年，家里出了件大事。

苏晓的爹，苏德厚，病了。

其实他身体一直不好，腰疼的毛病十几年了，越来越严重。这几年又添了别的毛病，腿脚浮肿，走不动路，连下地都费劲。苏晓隔三差五就回去看他，给他送吃的送喝的，可他一个人住在那个破院子里，到底不是长久之计。

那天苏晓从娘家回来，眼睛红红的，坐在床边半天不说话。

“怎么了？”我问。

“我爹不行了。”她声音发颤，“他的腿肿得老高，路都走不了了。我看那个样子，怕是要出大事。”

我第二天就骑摩托车去了她娘家，把她爹接到镇上来，送到卫生院检查。大夫说是肾功能出问题了，要到大医院去看。我们又转到县医院，检查了一通，说是慢性肾衰竭，需要长期透析。

透析，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一次就要上百块，一周至少两次，一个月下来就是七八百。我们那点家底，哪经得起这么折腾？

苏晓看着缴费单上的数字，半天没说话。我站在旁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七八百块钱一个月，就是我们铺子忙活一整个月的收入，全都搭进去都不够。

那个晚上，我们俩第一次因为钱的事吵架了。

我说把铺子盘出去，把钱拿来给她爹治病，大不了从头再来。她说不行，铺子是我们一家人的命根子，盘出去了以后怎么办？小桃的学费怎么办？爹（我爹）的养老怎么办？

我说那总不能看着你爹死吧？

她说我没说不管，但是不能把铺子盘出去，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我说别的什么办法？你还能去抢？

她说你没本事就别在这跟我吵。

这话刺痛了我。我当时就火了，把茶杯摔在地上，摔得粉碎。苏晓看着我，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她没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了很久。

那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吵架，吵得那么凶。

后来我冷静下来，觉得自己错了。苏晓不是不在乎她爹，她比谁都着急。她只是不想因为这个事把整个家都拖垮。她说的有道理，铺子要是盘出去了，我们一家老小靠什么吃饭？小桃还小，以后上学要花钱；我爹年纪大了，以后有个病啊灾啊的，也得花钱。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她道歉。她还在生气，不理我。我一个人把铺子开了门，该干什么干什么。中午的时候，她来了，手里提着一篮子鸡蛋和几包点心，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我回去看我爹，铺子你照看着。”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不用。”她低着头，“我自己去就行。”

我没听她的，把店门关了，骑摩托车载着她去了她娘家。

苏德厚躺在床上，脸色灰败，腿肿得发亮，一按一个坑。他看到我们来，想坐起来，挣扎了半天没坐起来，只好躺着，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来了。”

苏晓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地掉：“爹，你会好的，我们带你去大医院看。”

苏德厚摇了摇头：“别折腾了，我这把老骨头，不值当花那个钱。”

“爹！”苏晓急了，“你不能这样说！”

苏德厚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苏晓，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晓啊，爹对不起你。把你养这么大，没给你攒下什么家底，反倒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爹，你说什么呢……”苏晓哭得说不出话来。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也难受。我想起我娘走之前说的话，她说苏晓是李家的恩人。可她自己呢？她自己的爹病成这样，她能怎么办？她不想拖累我们这个家，可她更不想看着她爹死。

那天回来的路上，我跟苏晓说了一句：“你爹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她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

“你别管了。”我说。

后面的日子，我白天看店，晚上去县城的建筑工地搬砖。苏晓不知道。我跟她说我去朋友家喝酒了，她信了。我每天干到凌晨一两点才回来，第二天一早还得起来开门。一个月下来，我瘦了快二十斤，手上的皮磨破了，又结了茧，结了茧又磨破。

苏晓发现的时候，是她爹住院的第三周。

那天她半夜起来上厕所，发现我不在床上。她等了我一个多小时，看我满身灰土地从外面回来，什么都明白了。

“你……你是不是去工地搬砖了？”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没说话。

“你怎么能这样？”她一下子哭了出来，“你万一累垮了怎么办？小桃怎么办？我们这个家怎么办？”

我把她搂在怀里，拍着她的背：“没事，我身体好，扛得住。你爹的药费不能断。”

“我不让你去！”她捶着我的胸口，“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晓，你听我说。”我捧着她的脸，“你爹就是我的爹，我不能看着他不管。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一家人就应该共渡难关。”

她哭着哭着，就没声音了，只是一个劲地流眼泪。

那天晚上，她没有再拦我，只是在我出门的时候，往我口袋里塞了两个煮鸡蛋，说了一句：“饿了吃。”

后来的事，我本来不想说，因为说出来，我到现在都觉得难受。

苏德厚的病，最终还是没治好。虽然我们竭尽全力，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花的钱都花了，可他的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透析做了两个多月，他的肾功能已经彻底不行了，还引发了别的并发症，人很快就垮了。

他走的那天，苏晓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哭到最后连声音都哭不出来了，只是抱着我，浑身发抖。

那段时间，看着她那个样子，我心里的滋味，真的是说不出来。

我想起她对我说过的话。她说过，她娘就是拖得太久了，要是早点去医院说不定能治好。她不想让她爹也这样，所以她拼了命地去治，可最后，结果还是一样。

有时候我在想，命运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不公平？苏晓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让她承受这么多？十岁出头没了娘，二十出头没了爹。别人家的姑娘在这个年纪，还在父母的庇护下无忧无虑地生活，可她呢？她早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却从来不对任何人说一个苦字。

苏德厚走了以后，苏晓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不像以前那样爱笑了，话也少了，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小桃叫她妈妈，她才回过神来，勉强笑一下。

我知道，她需要时间。

时间会治愈一切，或者至少，会让一切变得不那么疼。

那些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贫穷、疾病、死亡，一样一样地来，一样一样地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但我们没有被击垮。我们没有选择。日子还长，路还要走，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不能倒下。

九九年的春天，镇上开始搞开发，说要建一个新市场，把我们这些散摊散铺都集中起来。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镇上炸开了锅。有的人高兴，说新市场环境好，生意好做；有的人发愁，怕去了新市场生意不好，不如老地方。

我那时候也纠结了好一阵子。老地方虽然破，但位置好，靠着集市口，来来往往的人多。新市场虽然新，但谁知道会不会有人去？

苏晓倒是想得开：“去就去呗，新市场肯定比这破地方强。你看人家城里，都有专门的菜市场、百货市场，多正规。咱们这迟早也要搞起来的，晚去不如早去，先把好位置占住。”

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就在新市场租了一个摊位，把我们铺子里的东西搬了过去。

事实证明，苏晓是对的。新市场建好以后，镇上的老集市就慢慢没人了，大家都去新市场买东西了。我们的摊位位置好，一进大门就能看到，生意比在老地方还好。头两年，每年的收入翻了一番都不止。

两千年的春节，我们过得特别热闹。小桃已经十岁了，上小学四年级，成绩在班里排前三名，年年拿奖状回来。我爹的身体也还硬朗，虽然年纪大了，但还能帮着看看摊子。苏晓的厨艺也练出来了，春节那几天，她变着花样做好吃的，红烧肉、清蒸鱼、炸春卷，把一家人的胃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除夕夜，吃过年夜饭后，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看烟花。小桃跑来跑去地玩，兴奋得不得了。苏晓靠在我肩膀上，忽然说了一句：“建军，这些年，辛苦你了。”

“辛苦啥？”我说，“最辛苦的是你。”

她笑了笑，没再说话。

烟花一朵一朵地在天上绽放，五颜六色的，好看极了。我看着那些烟花，忽然觉得，人生就像这些烟花，有起有落，有明有暗，有的绚烂，有的黯淡。但只要有那么一瞬间，能和爱的人一起看烟花，这一辈子就值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安安稳稳的，平平淡淡的。

生意一直都在做，虽然不是很大，但足以养家糊口。小桃一天天地长大，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后来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通知书下来那天，整个村都轰动了。

苏晓拿着那张通知书，看了又看，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想起自己没上过几天学，连初中都没念完，就回家干活了。可她闺女争气，替她圆了上大学的梦。

小桃去省城上学那天，苏晓送她到镇上坐车。她给小桃准备了一大包东西，有吃的有穿的，恨不得把整个家都给她搬去。临走的时候，她又往小桃口袋里塞了两百块钱，说：“在学校想吃啥就买啥，别省着。”

小桃上车以后，车子开动了。苏晓站在路边，一直看着车子消失在路的尽头，才转过身来。她的眼眶红红的，嘴唇在抖，但她没哭。

“走吧。”她拉着我的手，“回家。”

“你不哭？”我问。

“哭啥？”她说，“闺女长大了，该出去闯闯了，高兴还来不及呢。”

可我知道，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在被窝里哭了很久。我装睡着了，没让她知道。

零九年，我爹也走了。

他走得很安详，没有什么痛苦，就是年纪到了，身体各个器官都衰竭了。那天早上他吃了一大碗粥，还吃了半个馒头，精神头看着不错。中午睡了个午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苏晓给他擦身子、换衣服，忙前忙后的。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个跟了我二十多年的女人，心里忽然有一个念头：这一辈子，我亏欠她太多太多了。

下葬那天，苏晓跪在我爹坟前，磕了三个头，说：“爹，你放心走吧，建军有我呢。”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一三年，小桃大学毕业了，在省城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做文员。她一有空就回来看我们，给我们买衣服、买吃的，每次回来都把家里的冰箱塞得满满的。她长得越来越像苏晓了，一样瘦，一样白净，一样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她交了个男朋友，是她大学的同学，家是本省的，家庭条件还不错。小伙子高高大大的，戴一副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有教养的人。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带了一大堆东西，进门就叫叔叔阿姨，客气得不得了。

苏晓对这个准女婿很满意，背地里跟我说：“这小伙子不错，本分，懂礼貌，小桃嫁给他，我放心。”

一五年，小桃结了婚，在省城买了房子，安了家。

婚礼那天，苏晓穿了一件新做的旗袍，暗红色的，衬得她的皮肤格外的白。她化了淡淡的妆，头发盘了起来，戴了一对珍珠耳环。我看着她，恍惚间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回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她还是那么好看。

不，比那时候更好看。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以后，我和苏晓坐在阳台上吹风。夜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带着桂花的香味。

“建军。”她忽然叫了我一声。

“嗯？”

“你说，我们这辈子是不是算是过去了？”

“怎么算过去了？”我说，“还早着呢。”

“小桃嫁出去了，家里的老人也没了。”她看着远处的灯火，“好像忽然之间，什么都空了。”

我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光滑了，手心里全是老茧，指节粗粗的，皮肤粗糙得像砂纸。这些年，为了这个家，她的这双手付出了太多太多。

“不是空了。”我说，“是我们终于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了。”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看了一会儿，笑了：“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

“记得。”我说，“那年夏天，你卖桃，我卖西红柿。我推着自行车碰翻了你的筐，你没要我赔钱，说卖不完不让走。”

“哈，你还记得这话呢。”她笑了，笑容里带着点得意，“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人笨手笨脚的，连个自行车都推不好，以后怎么娶媳妇？”

“那你还嫁给我？”

“不是看你可怜嘛。”她笑着说，“那么穷，连摊位费都交不起，我要是再不嫁给你，你怕是得打一辈子光棍。”

“是是是，谢谢你老人家救苦救难。”我也笑了。

两个人就这么说笑着，笑着笑着，忽然又都不笑了，就那么看着对方，谁也没说话。

夜色很深，星星很亮。

我想起一九八七年那个夏天，想起那个卖桃子的姑娘蹲在地上捡桃子的样子，想起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瘦瘦的，小小的，却倔强得像一棵小树。她不要我赔钱，她把馍分给我吃，她借给我钱交摊位费，她告诉我人好就行日子总能过好。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风风雨雨地走过来，吵过架，红过脸，饿过肚子，欠过债，生离死别，一无所有。可不管多难，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对方。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爱情。

但我知道，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还是会选择在八七年的那个夏天，推着那辆破自行车，去那个集市，碰翻她的那筐桃子。

因为那天，我遇到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楔子以外的话

这个故事，零零碎碎地总算讲完了。

我其实不太会讲故事，也不擅长说那些煽情的话。我就是觉得，这辈子能有苏晓这么个人陪着我，是我李建军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她现在还是那样，闲不住，看不得一点脏乱。早上六点就起来收拾屋子，擦这擦那的，我让她多睡会儿她也不听。她头发白了快一半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笑起来眼角全是褶子。可她一笑，我就觉得她还是当年那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我们那间杂货铺早就关了，现在的年轻人都在网上买东西，谁还来我们这种小铺子？但苏晓闲不住，又在门口支了个小摊子，卖些自己腌的咸菜、晾的干果。生意不大，一天挣个十块八块的，她乐在其中。

小桃常打电话来，让我们到省城去住。我和苏晓去过几次，住不惯。城里的房子像个鸟笼子，上下都有人，说话都不敢大声。我们住了一星期，浑身不得劲，最后还是回镇上了。

镇上虽然不如城里繁华，但亲切。左邻右舍的都认识，走在路上都有人打招呼。春天有槐花，夏天有蝉鸣，秋天有桂香，冬天有雪看。这日子，慢悠悠的，挺好的。

有时候我看到院子里的那棵桃树，就会想起那年夏天的事。那棵桃树是苏晓嫁过来以后种的，说是从她娘家移过来的苗。桃树一年年地长高，开花，结果。桃子的味道跟她娘家那棵老树的一模一样，甜得很。

去年夏天，桃子又熟了。苏晓摘了一大篮，说要拿到镇上去卖。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折腾啥，她白了我一眼，说怎么折腾了？我才五十出头，年轻着呢。

她站在那棵桃树下摘桃子的样子，穿着那件红底碎花的旧褂子，踮着脚尖，手伸得老长去够树顶的桃子。那个画面，跟我第一次见到她那天在集市上搬桃子的样子，一模一样。

只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她不再是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我也不再是那个推着破自行车的小伙子。

我们都老了。

可那个夏天，那筐桃子，那个不要我赔钱的姑娘，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楔子结尾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我推着一辆破自行车，碰翻了一个卖桃姑娘的筐。

她没有要我赔钱。

她说桃子卖不完，不让我走。

其实那天，她的桃子不是没有卖完，而是因为她在等我。

等我把自行车修好，等她忙完手里的事情，等我们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走进彼此的生活。

山高水长，岁月漫长。

我们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把那个夏天的故事，写成了关于“一辈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