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9年5月24日傍晚，湘西凤凰县城的电话铃急促地炸响，值班员一把抓起听筒，只听里面传来断断续续的求救，“飞机落山……黑烟冲天……”之后戛然而止。电线另一端的沉寂，比炮火更让人心惊。
就在同一时刻，距县城五十里外的维新乡田垄边，劳作已久的乡亲正打算收工，忽听头顶轰鸣。陌生而尖利的螺旋桨声划破山谷，他们本能地以为日军卷土重来，惊慌四散。几息之后，西面山涧腾起黑柱，随后一声闷响，地面都跟着抖了三抖。
火光借着晚霞映红山腰，胆子大的青年翻过岭头，见到碎裂的机身正被烈焰吞噬。等金属冷却，地面遍布拳头大小的白光点。他们扒开焦土，一枚银圆反射出夕阳。圆边那四个凸起的繁体字“中央银行”，像是无声的咒语，瞬间点燃了贪念。
有人先把银圆塞进裤兜，有人干脆脱下上衣兜满，有的女人回家扯来谷袋，装得鼓鼓囊囊。不到一个时辰，散落的银块被洗劫一空。夜色降临，村里每间屋子的柴房、地窖、甚至茅厕，皆成了“金库”。
维新乡却并非孤岛。两条山路外的欧文章正在圈椅上喝茶，手下气喘吁吁冲进屋里报告“天降银圆”。欧文章原本是湘西响当当的匪首，如今披了国民党授予的“乡长”外衣，心里却仍是刀口舔血的算盘——地上落的钱，自然归地头蛇。
次日凌晨，他带着几十号枪手举着“保护现场”的牌子赶到坠机点，连残骸都没看几眼，先把能找到的银圆装了十多麻袋。据说他边装边嘀咕：“这回发了。”然而真正令他坐立不安的，是邻乡乡长吴有凤的到来。两位匪首隔着残骸互盯，空气里写满火药味。
吴有凤见谈判无望，一声冷笑，“走着瞧。”转身便给凤凰县“防剿委员会”主任陈渠珍挂电话。陈渠珍在湘西人称“活阎王”，从清末走到民国，手上沾满血债，也满是手腕。听说十万大洋化作天女散金，他立刻调来百余名城防队员，荷枪实弹直扑维新乡。
面对陈渠珍，欧文章连挺过枪林弹雨的背也躬成了虾。陈渠珍挥手，“全交出来。”麻袋被倒在地上，叮当声此起彼伏，只是数量远低于预想。他面色一沉，凉声一句：“还有呢？”欧文章腿软，连连磕头，急忙把村民哄抢之事抖了个干净。
深夜，维新乡狗吠连连。城防队踹门而入，老百姓被喝令跪在院里。有人交出几枚银圆，仍挨了枪托。也有人死撑不认，被反绑拖走。短短几小时，家家户户被搜得底朝天，连祖传的铜锁都被撬下。村口石板路上，白得耀眼的银币堆成几座小丘。
天亮后清点，追缴到的银圆靠近两万。然而这离“50箱”的数目相去甚远。陈渠珍愈发焦躁，他刚接到长沙来电——省主席程潜转述蒋介石的命令：飞机里装有整整10万大洋，务必如数追回，否则后果自负。
消息不胫而走，维新乡的空气仿佛结冰。新告示很快贴上祠堂外墙：每户补缴80块大洋，限三日，逾期治匪。对许多以种田为生的农户而言，这相当于数年的口粮。一些年轻人连夜背起包袱逃向贵州边界，留下空荡的土屋和哭喊的老人。
人去屋空，银圆依旧不够。陈渠珍火冒三丈，却也发现局势急转直下。解放军南下的枪声越来越近，县城里风声鹤唳。他暗暗盘算：若真守不住，这几麻袋银圆能保自己后路。手下一位亲信小声劝道：“提防上面秋后算账，干脆留条生路。”陈渠珍沉默良久，只冷冷吐出一句：“时局变了。”
关于坠机真相，保密局调查后才搞清：运输机起飞于广州白云机场，目的地是芷江，机上载着二名美军飞行员、三名武装押运士兵、一名财政部员及其妻女。途中，押运士兵起了歹念，枪杀随行官员劫财，不料流弹击毁发动机，飞机失控坠毁。烈火焚尽罪证，却难掩那颗被子弹洞穿的头骨。
至于追缴来的八万多银圆到底去了哪里，史料只记载：1949年8月，陈渠珍在衡阳宣布起义，旋即将所部改编，随军北上。1952年，他病逝于长沙。临终前，他拒绝了下属的探问，只留下一句话：“落袋之物，自有其归宿。”
失去青壮劳力的维新乡几年后仍是荒芜景象，梯田里杂草比禾苗高。偶有过路行商提起当年那场“银雨”，总会摇头叹息：一阵野火，烧尽了人的理智，也烧断了一方水土的生路。
有人说，山洞深处的石缝间，至今还藏着当年没被发现的碎银，有牧童捡到过；也有人说欧文章逃亡途中被人截杀，他那几箱大洋至今下落不明。传言甚多，真伪难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架孤零零坠毁在湘西山谷的铁翅巨鸟，搅动了人心最隐秘的贪欲，随后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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