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厂的1480天：焦虑如何证明自己有价值”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上午，张小满像往常一样，挤地铁来到公司，刷卡进闸，穿过“水晶宫殿”般的大楼，走向工位。电脑刚启动，身后飘来一句话：“XX，你来一下。”

她似乎意识到，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2020年春夏之交，张小满经过六轮面试，进入大厂“中台”——一个文科生集中、没有硬性证书要求、纯花钱的部门。这一年她30岁。

虽然有过媒体从业经验，但想在大厂中“活下来”，靠的更多是文字外的功夫，比如老板的“金手指”，“证明自己对公司有价值”的焦虑伴随着张小满身边的每一个人。

收到offer（录用通知）的那一刻，张小满曾经以为找到了“岸”。当时她还没意识到，自己赶上的是大厂未来几年里的最后一个“雨季”。

2026年3月，张小满的非虚构作品《大厂小民：我在互联网公司的1480天》出版。她试图在书中讲述一个文科生是怎么被这个高速运转的系统卷入，如何适应，最后又是如何被甩出去后寻找新的方向。

一名程序员远眺深圳本文图片均由张小满提供

边缘部门的边缘岗位

“你为什么会来大厂？”这是大厂同事间经常会问的问题。

在进入大厂之前，张小满做了多年记者，跑过社会新闻，写过深度报道。直到公司开始要求记者坐班。

“记者要外出采访，坐班和它的职业要求是冲突的，”张小满说得很直接，“我不能接受一边做记者一边坐班。”

辞职后的她曾在北京一家知名杂志社短暂工作，后来又回到深圳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随着存款捉襟见肘，张小满只能重新开始找工作。不久后，朋友给她发来了一家大厂的招聘信息。

当时的传统媒体正在被互联网颠覆，大厂以明星般的姿态出现在各路媒体上，成为张小满的同行们跳槽时的香饽饽。

“对很多离职的记者来说，大厂是他们有限选择中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张小满说。

入职前，她对大厂是有向往的，“相较于传统媒体，互联网行业代表着创新、朝气，是比较有希望的行业。当然，进大厂也有很现实的考虑，它们提供的薪水显然比媒体更高。”

从2020年2月到2020年4月，张小满在经历六轮面试后终于“上岸”，进入大厂中台。这里属于职能部门，但又有别于同为职能部门的人力资源、财务。

“大厂有很多业务线，它们要做品牌宣传、做设计、写文案，公司不可能给每条业务线配置这样的部门，所以就在集团内部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部门来承接这些业务需求，”张小满介绍。

按照一名同事对中台的定位，这里就是“边缘部门的边缘岗位”，因为相比核心业务，中台不被更高级别的老板重视，薪水更低，晋升空间更小。

“中台是文科生集中的部门，是一个花钱的角色，并不创造利润。”张小满补充道。

从格子间落地窗看到的彩虹

证明自己对公司有价值

面试时，张小满就被告知大厂考核压力很大，有末位淘汰机制。一旦被打低绩效，不仅影响年终奖，在一段时间内也无法晋升。

当时的她，和所有得到机会就紧紧抓住的人一样，有信心勇闯职场，认为自己不会成为垫底的人。

但是，面试时那些对未来工作的畅想没有发生。

成为互联网大厂的一员后，多年的记者经验对新工作没有多大用处，写新闻稿只能算基础操作，是这个岗位的新人入职后要做的事之一，在汇报中不值一提。

尽管“不值一提”，却仍会消耗张小满很多精力。一篇不到一千字的新闻稿要“尽可能多地呈现项目价值”；组长、总监、总经理，每个人都要提意见。经过一次次修改，总经理点头定稿已经是5天后。

后来，张小满又做起自媒体广告投放。在大厂，每个产品或项目上线时都有一笔专门的传播费用，少则几十万，多则百万，其中一大部分是投放给自媒体——通俗地说，就是花钱买软文。

投放后，浏览量、转载量、评论数都会成为外部影响力的证明，一开始，数据会被看重，当大家发现“10W+”可以造假、评论可以买，这种“影响力”也逐渐失去公信力。

另一种影响力来自内部，即同事或同行的转发、点赞。若是被老板公开转发或点赞，就会形成更强大的内部影响力——大厂员工称之为来自老板的“金手指”。

“金手指”难得，一旦拥有，这位同事这一年的绩效就稳了。“这是我们这些做文科生工作的普通员工最快被看见的直接证明，也是存在合理性的直接证明。”张小满说。

“证明自己对公司有价值”的焦虑伴随着张小满身边的每一个人，“点赞就像一支强心剂，会让得到它的人，甚至整个项目组，获得一段时间的安全感。”

深圳的早高峰

同样让人疲惫的，还有那种随时待命的状态。

有天晚上九点，张小满的一名同事收到领导要求改文章的反馈，但他已经下班回到住处，手边没有电脑。“电脑是工作的武器，”领导对他说，“我到现在，去哪里还背着电脑。这个习惯要改，得做好随时响应的准备，武器都没了，还怎么打仗？”

十分钟后，这名失去“武器”的同事回到工位改文章。

在大厂的1480天里，张小满经历了七次绩效考核。前四次考核分为五个等级，后三次考核分为三个等级。她在第一次考核时拿到了倒数第二的成绩：不合格，需要提升。后六次考核都是中间位置。

但真正引发张小满内心震荡的，只有那唯一的一次不合格。此后，考核在她身上引发的波澜越来越小。

何处是归宿？

对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2021年是转折之年。那年春天开始，张小满身边就有同事陆续被裁。到2023年，同事们更是在内网上公开谈论裁员。

对裁员这天的到来，张小满是有预感的。

2023年4月，她和公司的劳动合同已满三年。“正常情况下，我5月就能续签合同，但五一过后公司迟迟没有通知我续签，我就意识到可能要被裁了。”

“一个人在职场被边缘了，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会给你很多信号的，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张小满说。

领导找她谈话前一天，张小满刚拿到2023年上半年的考核结果，依然处于中间位置。主管在评价栏里给出的建议大致是：要尽最大努力补齐复合能力，将自己既有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打造别人不可取代的能力。

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领导真正摊牌的那一刻，张小满仍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不是怕丢工作，也不是挫败感，而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被物质化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东西一样被对待，没有被当做一个很具体的人。我像一个东西一样被这个体系抛弃了。那一刻，我本能的躯体反应就是那样。”她说。

纵然对这个体系有诸多不满，但那一刻，张小满的秩序被打破了，这让她有些无所适从。

不过，转机很快出现，张小满得到了转岗的机会，并且顺利通过了面试。本应在9月30日离职的她，被一个新部门接纳。

一名程序员在下班后的人潮中

虽然还在同一家大厂，转岗的差异不亚于换了一家公司。

新岗位繁复的工作流程让张小满难以适应，压抑感越来越强。她原本想找领导聊辞职的事，结果对方先找来了，她也就顺其自然地走出了大厂。“第二次被裁员，我没有那么难受，算是以一种比较轻盈的状态离开的。”

离职那年，张小满34岁，是整个小组中唯一一个已婚未育的女性。后来，大厂基层管理者许冲告诉她，绩效和年龄是硬性衡量指标，性别不会被摆到台面上，“职场只是对女性更残忍，并不是对男性不残忍。”许冲说。

张小满记得，在大厂时，她有一次和五六个同事讨论起关于工作的选择，同事们给出了各种可能。工作时间最长的同事沉思后说：“那些留在大厂的人，在隔间里等啊等，最后被裁掉。”

“他说完这句话，一桌人都沉默了。我们都知道，被裁员是大厂人的归宿，似乎只有经历裁员，才是完整的大厂生涯。”张小满在书中写道。

从保洁员到“大厂小民”

张小满把这个待了1480天的地方称为“白领的水晶宫殿”，每当走进，都会自动获得一种潜意识：我是一名打工人，应该遵守边界。

“宫殿”里的打工人不止白领，还有保安、厨师、保洁员。张小满经常会观察他们。她的母亲春香，也是一名保洁员。

2023年底，张小满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这是她利用大厂工作的间隙写成的，写作过程很辛苦，她会在上下班的地铁上，在手机记事本上把文字一个个敲出来。

好在这本书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同事们私下向她打听，脸上摇曳着不可思议和殷切赞扬。

《大厂小民》是张小满第一次“职业化”写作，那时她已经从大厂离职，拥有了更规律的作息，而且“没有领导在头顶盘旋，没有人设置KPI，不用被人管了”。

回过头看，在大厂的那几年，虽身处边缘，但这让张小满获得了一种横向视角，得以有机会去观察大厂里迥然相异的世界，有缝隙去观察和书写。在她看来，自己其实从没有被系统吸附或者从未完全投入进去过，所以才保存了自主性，获得了超越视角。

《大厂小民》之后，是启动新作还是回归职场，张小满想给自己一个开放的答案，“但我肯定会继续写作，写作给我带来了很多与他人交流的机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通过文字抵达一些东西，这本身就很吸引我。”

张小满

对于自己下一部作品的题材，张小满也有了初步构想，其中之一是女性视角的生命体验。

“我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在这里组建家庭、孕育生命。我几乎每天都在写日记，孩子出生以后，我也一直在记录。甚至我青春期时写下的日记，现在都还保留着。这是一种非常私人，但也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生命经验，很值得书写。”张小满说。

另一个写作方向，是她庞大的家族。张小满的母亲有九个兄弟姐妹，她自己则有二十多个表兄弟姐妹，横跨80后、90后和00后。

“他们有些和我一样，通过读大学走出农村，在大城市安家，有些留在县城成家立业。这一群人的命运其实很适合作为一个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样本去研究。”

张小满坦言，这两个方向都不算当下出版市场最热门的选题，但她还是会写。

这两年，张小满大部分时候都在客厅的木桌上写作，木头椅子让她的腰更痛了。这时，她会想念大厂里的人体工学椅，但她确信自己不会重返大厂。

“你放弃了一种东西，选择用另一种方式生活，那就继续做下去。所以我不会再回去了。”张小满说。

《大厂小民：我在互联网公司的1480天》，张小满 著，2026年3月，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