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的追忆，在这九本书中重读宇文所安

5月1日，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美国麻省剑桥逝世，享年79岁。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宇文所安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跳出中国本土诗论文论的固有框架，以西方比较诗学的视野、细腻而极富情感的文本细读方式重新诠释中国古典文学。这位将自己谦称为“唐诗王国的异乡人”的汉学家，一直在探索如何打破陈词滥调、让古董瓷瓶一样被高高供起的古典文学变得生动而富有活力。宇文所安是如此沉迷于思考，沉迷于探索以西方的各种观念、理论来解读古典中国时所激发的种种可能性。这块“他山之石”重重地投入中国传统之河，提醒我们，敬畏之余，要对话和思考，要感受和发现。

从来如此便对么？甚至，真的是从来如此吗？那些颠扑不破的规则——用朝代划分文学史、以体裁为单位切割文学史、将一首诗与实际创作背景之间的直接对应等习惯性做法，真的是理解古典文学最有效的门径吗？而如果将物质、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想象引入对文学发展的考察中，文本是否有了更多可能性呢？在取舍文学作品和评判作家的历代定论面前，我们是否保持了一种清醒而怀疑的态度，而不是按部就班地接受呢?

还有，我们已经继承的文学史是否是被后代过滤和形塑的呢？比如宇文所安提出的“陈子昂的复古诗作之所以被后来者铭记，并非因为它本身更杰出，而是因为它恰好嵌入了后来者构建的文学叙事”或者“我们根本就不拥有东汉和魏朝的诗歌，我们拥有的只是被南朝后期和初唐塑造出来的东汉和魏朝的诗歌”……

告别的时刻，我们在这九本书中重读宇文所安。

宇文所安

《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

宇文所安的随笔和短篇论文大都写得很生动有趣。他还曾将自己的文章定义为散文而非论文。他认为，写文章的目的不该是砌墙式地罗列知识，而是激发思考、给予读者思想的乐趣。

契合汉学家给人的第一印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本书是宇文所安精选的文章合集，也是读者读懂其研究风格的钥匙。序言中已点明要义，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反观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性与隐秘性。

全书选取古典文学中细碎却又关键的主题展开解读。在《自残与身份：上古中国对内在自我的呈现》一文中，宇文所安从一个看似边缘的文化现象切入，追踪了古代中国关于“内在自我”的观念变化；在《“一见”：读〈汉书·李夫人传〉》中，他以“一见”展开了一场关于视觉、记忆与欲望的精彩阐发；《柳枝听到了什么》从李商隐诗前的小序入手，在诗人和歌女的微妙互动之间，重构中唐浪漫文化的生态。

书中有很多让人读来心下一凛的观点，比如他认为，世人推崇盛唐诗歌的“天真自然”，但盛唐诗句的浑然天成，本质是高度成熟的文学程式与刻意打磨的结果；我们认为古人诗词皆是真情流露，宇文所安却提出，古典诗歌存在一套固定的“情感模板”，文人会用范式化的诗句，书写大众化的情绪。

宇文所安也拒绝将古代文人标签化。他在书中写道：“我们总习惯给诗人定人设，李白必豪放，杜甫必沉郁，却忘了他们首先是有喜怒哀乐、私心杂念的普通人。”而延伸到更大的问题，在《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宇文所安忧心忡忡于传统文化是否会被固化为一种仪式，从而丧失其流动的、开放的活力。他认为，传统不仅仅意味着对过去的保存，它更是连接起过去和现在的一种方式，如果不能使“过去的思考仍然触动现在的神经”，那么它便仅仅是遗产，而不是仍存活着的传统。

《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追忆”无处不在。从《诗经·黍离》中的悲悯行吟，到杜甫诗中反复回望的身世感怀，从张载与骷髅的对话，到李清照在战火里守护金石文物的往事……往事从未被真正掩埋，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书写中重回人间，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再生。

宇文所安提出，中国古典文学的本质，是一场永恒的追忆。西方文学看重探索未来、征服当下，而中国文人始终活在对过去的回望里，他们在怀古诗凭吊前朝盛世，在送别诗追忆昔日相逢，在咏物诗怀念旧年光景，甚至文人的自我书写，也是对过往自我的追溯。

《追忆》中，宇文所安将一个又一个名篇从我们习以为常的审美记忆中抽离出来，重新拆解、组装，来讲述“回忆如何运作”。他提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时间、消逝和记忆的鸿沟。这种鸿沟之内活跃着的是“举隅法”（部分指代整体），一方明代的铜镜拓片、一根衣冠冢里的发丝，这些微小的“残片”，可以召唤出整个消逝的时代。宇文所安捕捉到了这样一种认知模式的独特性：记忆总是从属于被记忆的东西，永远在向它靠近，却永远无法完全与之重合。正是这种靠近却无法抵达的姿态，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回忆书写的审美魅力。

《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

在《追忆》中读文人的情怀，在《迷楼》中读古典诗词隐秘的欲望与人性。传统古典文学研究向来避讳情欲，阐释中也倾向于将情爱诗归为“比兴寄托、君臣隐喻”，刻意剥离文字中的私人情感。宇文所安在《迷楼》中破除这一禁忌，以西方欲望理论解读六朝至唐诗词中的情爱书写。“迷楼”取自古代传说中的幻境楼阁，象征诗歌中迷离、暧昧、沉沦的情感世界。

《迷楼》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诗歌如何表现欲望？欲望——对爱情的渴望、对美的追求、对得不到之物的向往——如何在词语之间被表达、被隐藏、被转化？宇文所安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诗歌放在一起讨论，包括中国的李商隐和《诗经》、古希腊的萨福、波斯的鲁米、欧洲的济慈和莎士比亚。

他重点解读李商隐无题诗、南朝宫体诗、盛唐闺怨诗，并提出，宫体诗不是低俗的情欲描写，而是古人对人体美感、情爱情绪的细腻感知；李商隐晦涩迷离的无题诗，也并非单纯的政治寄托，更多是私人情爱、求而不得的隐秘心绪。他提出诗词的最高境界，是理性与欲望的博弈，是清醒中的沉沦。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还原了古代文人的血肉之躯，让古典文学不再是教科书里端庄严肃的教化文本，而是承载人性爱恨、欲望与执念的真实书写。

《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快乐、拥有、命名》

这本书是宇文所安生前最后一部专著。书名取自司马光《独乐园记》，直指全书核心问题：拥有物质能否带来快乐？

该书以11世纪（北宋中期）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士人大多通过科举入仕，接受的道德训诫来自儒家经典。经济现实与道德理想之间的摩擦，使“快乐与拥有”的关系成为一个需要被严肃讨论的议题。

宇文所安通过细读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文本，呈现了几种不同的立场。欧阳修在《六一居士传》中自号“六一”，将自己的快乐与藏书、金石、琴、棋、酒等五物绑定，玩物丧志的道德风险也被他预先纳入文本；司马光将自己的园林命名为“独乐园”，引用孟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却故意取“独乐”二字，随后以鹪鹩筑巢只占一枝、偃鼠饮水只求满腹的典故，为自己的立场找到一个低调的合法性依据。苏轼则提出，放弃恋物与热衷恋物其实共享同一逻辑，两者都承认物的诱惑力，只是应对方式不同。

书中，宇文所安更看重的实际是道德评断和享乐本能之间的交叉地带，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拼凑出那些活生生的魂魄。

《初唐诗》

在传统的文学史叙事中，初唐诗歌往往被视为盛唐巅峰到来之前的一段准备期，是序曲和铺垫。宇文所安的《初唐诗》则将初唐诗整体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系统地考察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与美学价值。

书中聚焦于初唐宫廷诗的生成机制、诗学惯例及其内部演变。宇文所安细致地拆解了三代宫廷诗人在题材处理、结构组织与语言技巧等层面的实践，揭示了宫廷诗作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写作，如何在严格的规范中逐步积累着诗歌形式的可能性。他尤为关注声调格律、对仗技巧与三部式结构的精微演化，指出这些看似技术性的变化，实质上为盛唐诗歌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扭转了对宫廷诗的负面评价。

作为宇文所安的成名之作，该书在国际汉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至今仍是初唐诗歌研究中不可绕过的经典。其方法论上的突破同样值得瞩目，宇文所安摒弃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赏析"的程式化文学史写作模式，转而将初唐诗歌视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强调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比罗列名家更为重要。

《盛唐诗》

盛唐在中国文学史中历来被供奉于神坛之上，李白与杜甫两座高峰耸立其间，成为不容置疑的时代象征。宇文所安的《盛唐诗》却以一个令传统学者颇感不安的姿态出场：他以质疑的目光审视"盛唐神话"，试图将盛唐诗歌从少数天才诗人的光环中解放出来，重新嵌入其具体的历史语境与诗歌语境之中。

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的立论颇为新颖大胆，质疑乃至否定了许多习见、传统的观点，他认为盛唐诗歌的标准不是由历代所熟知的几个大诗人来界定，也不是被切断了历史的一个多姿多彩的瞬间，而是在诗歌观念、体裁、风格乃至技巧等方面持续地发展和变化的复杂过程。

他以"京城诗"为核心的诗人分类框架。将盛唐诗人划分为"京城诗人"与"非京城诗人"两大阵营，指出主宰盛唐主流诗坛的"京城诗"实由南朝宫廷诗传统演变而来，其典型代表是王维而非李白或杜甫；而真正推动盛唐诗歌走向伟大成就的，恰恰是那些身处京城诗圈之外、以孟浩然等人为代表的"外部"诗人。这一观点质疑了后来文学史叙事中建构起来的以李、杜为中心的单一故事线，也打破了王维与孟浩然风格相似的传统预设。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宇文所安对"时代风格"的重新理解。他认为时代风格并非静止的概念，而是多侧面、相互渗透的动态实体，盛唐诗不是被切断历史的"多姿多彩的瞬间"，而是在诗歌观念、题材、风格乃至技巧上持续发展与变化的复杂过程。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

宇文所安以中唐为中心，试图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文学史问题：中唐之所以是一个转折的时代，不在于它产生了多少名篇，而在于一种全新的自我意识在此诞生。在宇文所安看来，中唐诗人开始更加自觉地审视自己作为创作主体的独特性——“特性不是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状态，而是诸多特异之点的总和”。

《特性与独占》以韩愈、孟郊等为例，分析作家如何通过独特的风格来“占有”一片文学领地，以及这种占有带来的既是身份确认，也是与外部世界的隔膜；《自然景观的解读》讨论中唐诗歌中自然意象的变化：柳宗元、白居易笔下的山水不再是盛唐式的宏大背景，而成为被细细打量、甚至被“命名”和“拥有”的私人空间；《机智与私人生活》考察文人如何在宴饮、书信、小品类文字中表现轻松的智性，这成为后世文人文化的重要源头；《浪漫传奇》分析《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传奇作品，揭示其中对欲望、身份与叙事权力的复杂呈现。

该书从中西比较视野切入中唐文学，为理解唐宋文学转型提供了独特的问题框架。

《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 (827-860)》

如果说初唐和盛唐的诗歌往往被理解为不断向前的创新与突破，那么宇文所安在《晚唐诗》中呈现的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诗歌世界，这里的诗人不再朝向未来，而是在一场深沉的"回瞻"中与即将消散的诗歌传统作最后的对话。

本书聚焦于827至860年间，亦即盛唐与中唐的巨匠相继离世之后，以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诗人如何在传统的阴影下寻求属于自己的声音。宇文所安呈现出的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学现场，年轻一代诗人既继承了前代丰厚的诗歌遗产，又极力抗拒前辈的风格影响，他们的诗风因此发生了急遽转变。

在研究方法上，《晚唐诗》既回归了传统的文学史架构，以对三位代表性诗人的精审解读为骨架；又另辟蹊径地引入了对手抄本文化与诗歌语境的考察，使文学史叙事获得了社会史的纵深。本书作为宇文所安"唐诗四部曲"的终篇，以"回瞻"始而以"回瞻"终，它让读者看到，晚唐诗的审美魅力恰恰来自那种面对消逝时既迷恋又清醒的复杂目光。

《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

唐诗研究的各卷书让我们看到宇文所安如何写作文学史，《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中，宇文所安从唐诗研究上溯至汉魏诗歌的成果，他在书中直指文学史书写赖以存在的方法论根基——我们究竟拥有什么样的古典诗歌文本？

宇文所安提出一个挑战性的命题：我们看到的汉魏六朝诗歌并非那些诗人原本创作的模样，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手抄本文化时期的流动、增删与改写之后才固定下来的形态。他甚至提出：“我们根本就不拥有东汉和魏朝的诗歌，我们拥有的只是被南朝后期和初唐塑造出来的东汉和魏朝的诗歌。”

《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打破了以往汉魏诗研究系统中对确定文本的迷信，提醒我们在谈论建安风骨之前，先要追问：是谁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目的塑造了我们今日所理解的“建安风骨”？有评论者认为，这本书对于早期诗歌的编年、考订和文本研究提出了相当程度的挑战，在重新思考手抄本文化环境下的文本形成与流动问题上具有方法论上意义。

《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

与宇文所安以往专注的诗歌不同，这次他将目光投向了词。词只是一种在宴席上供人娱兴的流行歌曲，不登大雅之堂，不为藏之名山，正因其边缘地位，词获得了诗歌所不具备的自由：男性词人可以暂时卸下士大夫的身份，在女性化的感性话语中探寻一个不被公共规范完全渗透的情感领地。

全书聚焦于北宋词体从11世纪到12世纪初的百年演变，追溯词如何从宴饮助兴的表演文本，历经创作、传唱、抄写、结集诸过程，最终衍变为一种与诗歌分庭抗礼的独立文学体裁。从北宋早期的晏殊父子、欧阳修，到柳永的长调慢词，再到苏轼和辛弃疾注入士大夫情怀，宇文所安以清晰的脉络梳理了词从娱乐工具走向严肃文学的完整轨迹。

宇文所安明确拒绝以“豪放”与“婉约”二分法来切割词史，他以“感性的话语体系”来理解词的美学内核，这是一个描述细腻情感与精雅趣味的话语场域，与女性气质关联强烈却又为男女所共享。而苏轼的“罪过与魅力”不在于所谓“豪放”，恰恰在于他以诗性的声音打破了词这个封闭小世界里精心维护的情感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