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平辽”，是不是袁崇焕故意忽悠崇祯

在聊袁崇焕的“五年平辽”时，很多朋友都会提到另一句话 – “聊慰圣心耳”。那么是不是心无定计的袁崇焕，欺负天子年少无知，一时口嗨吹过了头呢？

首先，“聊慰圣心”一说可信度不高。

崇焕谢恩归班，上暂退少憩。给事许誉卿，面叩五年之略。崇焕言：“聊慰圣心耳。”誉卿言：“上英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崇焕抚然自失……
《烈皇小识》

虽然这个说法被清修《明史》所采信，但同时期的史籍里除《烈皇小识》，再无类似记载。而且刚吹完牛，转身就承认是忽悠皇帝，这是怕崇祯不知道被耍了么？所以袁崇焕是不是真说了这话，大家各抒己见吧。

不过说“五年平辽”是吹牛也不算错，因为“吹牛”对明末封疆来说可谓是基操。

萨尔浒之战前，经略杨镐虽对开战有顾虑，但不妨碍豪言一战灭敌，“犁庭扫穴、荡平赫图阿拉”。继任经略熊廷弼上呈了非常丧气的《辽左大势久去疏》，但后金在他口中仍越年即灭，“挨到明春二三月间，大兵一集，何虑不能制之”。

其后辽沈大溃败，明廷上下皆言辽西亦不可保时，辽东巡抚王化贞仍称“以六万众一举荡平”。被王化贞一手提拔起来的毛文龙，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天启三年开镇东江时奏称“明年可灭奴”，天启五年又云“二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复三韩之旧业，甘治欺君之罪” ……

袁崇焕之后类似的例子也多的是。

崇祯十一年，宣大总督卢象升带着数千本部人马，就去硬杠入寇的后金主力，“愚意唯以一战决之”。崇祯十五年皇帝问计孙传庭时，他说“臣星驰入关，得精锐五千人足矣”。其后被迫出潼关决战，仍奏称“不出一月，贼可尽歼”……

能说他们各个都是口嗨上头么？

天启元年六月，复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针对辽事提出“三方布置”。这方案在朝廷和皇帝眼里最大的毛病就是“牛”吹得少，不仅用兵数由18万（初任经略时）暴涨为24万，而且没期限。

明廷无法接受这种底气不足且严重拖累财政的平辽方案，所以才会倾向支持敢吹的王化贞。因为他的方案既便宜又符合天朝的“气度”，也由此才带出了“经抚不和”。

很多人诟病毛文龙虚报军功，以及夸大东江镇作用。但从他的角度，不借主战以及朝堂舆论（军功）的东风，东江不仅设镇难、索要军饷难，让朝廷支持发展更难（明廷一直想东江移镇归并入辽西）。

崇祯十一年的卢象升虽持有“总督勤王兵马”之权，但真正听命于他的部队还是从宣府、大同（含部分山西兵马）带来的兵马。既命令不了保定总监方化正，也指挥不动关宁总监高起潜。

只是明廷和崇祯不在意这些，你不主动出击、奋勇杀敌就是故意“縻饷逗留”。为了敲打卢象升，崇祯先是下旨将卢象升革职听勘，后又令其戴罪立功 ……

至于孙传庭，不说他的遭遇和卢象升近似。崇祯把他从牢里放出来，也不是后悔冤枉了忠良，只是朝廷已无人可用。这个时候孙传庭如果嫌弃朝廷兵马钱粮太少，除了回牢待死，也不会有别的选择 ……

这些封疆看似手握“便宜行事”之权，但真正拿主意的还是朝廷和皇帝。说他们爱口嗨，还不如说他们不吹牛朝廷就不答应（不干也不是件容易事，比如熊廷弼拒绝朝廷起复后天启连发三敕逼他出山）。

除此之外，很多人在说“五年平辽”时，忽略了它对应的出发点和基础。袁崇焕的所有谋算，都是基于其去职辽东巡抚时（天启七年）对辽事的认知。

彼时明军在关外复推至锦州、右屯一线，构筑起了“关宁锦防线”。而且经宁远、宁锦等战的实践，明军也找到了依托防御保护自己并消耗后金的方法，而不是像萨尔浒、辽沈、广宁那般损兵折将、失城陷地。

已至暮年的努尔哈赤也在用自己的方式“配合”大明。他倒行逆施的剃发、迁居、合屯、杀无谷人等政令，在气候灾害的加持下，把辽东霍霍的破败不堪、社会秩序大乱，“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残杀，致国中大乱”。

后金之外，除了朝鲜站在大明一边，蒙古诸部也依旧被大明用抚赏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正因这些外部屏障存在，袁崇焕才会在天启六年反驳后金会绕开关宁锦防线的观点，“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 … 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

注：崇祯元年明廷暂停针对蒙部的抚赏后，东蒙诸部开始倒向后金（还有明廷不愿意出兵制止林丹汗侵占各部草场的原因）。袁崇焕又推翻前言开始忧心后金绕道了，“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此外大明还经历过更坏的情况。比如正统朝，二十万精锐在土木堡丧尽、皇帝被俘、蒙古人包围京师，明廷也险些被逼得南逃。但也就六年的时间，不仅瓦剌部再次分裂，也先本人也因内乱身亡。

最后袁崇焕从天启七年六月去职到崇祯元年七月被起复，也就一年的时间，正常来说明朝和后金的态势变化不会多大。所以从袁崇焕的视角以及掌握的信息来看，关外形势不说好，起码是有可为。完全可以一边练兵、积蓄实力。一边将防线继续向广宁、辽阳防线推进，以挤压、蚕食后金在辽东的地盘 ......

而信心的表现则是，袁崇焕一反历任辽督对辽饷的态度，主动奏请将总额由584万两削减至480万两（崇祯二年实降至513万两）。笔者个人认为这点对明廷和崇祯的吸引，还要大于“五年”。

但现实是这一年的变化翻天覆地。首先，由于辽督的更换，明廷针对关外的策略又出现反复。

新上任的王之臣对于辽事持保守态度。撤防锦右的方案虽未被明廷批准，但他也在事实上将关外军事资源向宁远、山海关收缩。后金不仅趁机捣毁了锦右一线的工事，事实上中止了明军向广宁推进的谋划（锦右防线至孙承宗复出也未能恢复）。

其次，皇太极在极短的时间内不仅制止了努尔哈赤恶政对辽东的破坏，恢复了生产和社会秩序。还利用明廷暂停了对蒙古诸部抚赏，各种拉拢、结盟蒙古诸部，并击败科尔沁、赶走察哈尔（林丹汗），让蓟镇的门户洞开。

最后，大明自己在加速朽烂。比如负责京师安全的蓟镇，其防线和防区在己巳之变中如同纸糊一般。别说被后金闪电般的攻破边墙，连巡抚坐镇的重镇遵化也没守住半天 …… “五年平辽”不吹牛也成口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