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生产队分家，我没要拖拉机只要了一口废弃的枯井，全村都嘲我

84年生产队分家，我没要拖拉机只要了一口废弃的枯井，全村都嘲我

1984年深秋，田家湾生产队正式散伙分家。

那年我二十二岁，爹妈走得早，留给我两间土坯房和一双解放鞋。队长赵德厚站在村口老槐树底下，拿个铁皮喇叭喊话，把全队一百多号人拢在一起，地上摆满了分家的东西——两台手扶拖拉机、三头耕牛、四辆板车、几套犁耙，还有零零散散的农具锅碗，连队部那口大铁锅都被抬出来写上了编号。全村人眼珠子都是红的，攥着纸阄的手在发抖，分家这事在生产队历史上就这一回，谁抢到好东西谁后半辈子少受累，谁都明白这个道理。

我蹲在人群最外沿，嘴里叼着根枯草，看他们一个一个上去抓阄。赵德厚念一个名字，底下就爆发一阵惊呼或哀叹，抓到手扶拖拉机的人当场被一群亲戚围住，跟中了状元似的。我三叔抓到了一头黄牛，高兴得原地蹦了三蹦，扭头看见我蹲在那儿，冲我喊：“你个娃咋还不去抓？”

我没吭声。因为我要的东西根本不在那张台面上。

轮到我的时候，台面上值钱的家当已经差不多被分干净了，只剩几把豁口的锄头和一摞破筐。赵德厚看着我也犯愁，说老周家就剩你一根苗，队里不能亏了你，要不那头还没上缰的小牛犊给你？我把枯草从嘴里吐出来，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说：“队长，我不要牛，也不要拖拉机。我要村西头那口枯井。”

场面安静了大概有三秒钟，然后整个人群像炸了锅一样笑开了。

我三叔第一个冲上来，抬手就要摸我额头：“你这娃是不是烧糊涂了？”旁边二婶子尖着嗓子喊：“那口井干了好些年了，井底全是碎石烂瓦，你要那玩意儿干啥？打水浇地都浇不了！”赵德厚也皱着眉劝我，说建国你年轻不懂事，抓阄是大事，别犯糊涂。我没松口，就盯着赵德厚说：“队长，你刚才说了，台上台下的东西都能选，我就选那口井。”

这事传得比风还快。当天晚上，全村人都知道周建国分家没要拖拉机没要牛，要了一口连水都打不上来的枯井。我走在村道上，背后全是嗤嗤的笑声和指指点点的影子，连村里脑子不太好使的刘二狗都蹲在墙根冲我喊：“周建国！你那井里能捞出金元宝不？”

我没搭理他。

那口井的确枯了，打我记事起就没出过水。井口长满了青苔和狗尾巴草，井台上早年铺的青石板不知被谁撬走了好几块，露着黄褐色的泥土。村里人在井边堆过秸秆、倒过垃圾，连野狗都不爱往那边去。但我爷爷临死前拉着我的手，用最后一口气跟我说了一件事。

他说：“建国，村西那口井，底下不简单。光绪二年大旱，整个田家湾颗粒无收，唯独咱周家老祖宗从那口井里打上来过水。后来水又没了，但老祖宗在井底做了个记号。他跟我说，周家以后要是过不下去了，就去井底下找找。”

那年我八岁，爷爷说完这句话就咽了气。这个秘密我守了十四年，守到生产队都散了，守到那口井彻底被人忘了。

分家第二天，天还没亮，我找了一条粗麻绳、一把手电筒和一把短柄铁锹，一个人摸到了井边。井口凉气飕飕往上冒，带着一股子陈年腐泥的味道。我把绳子一头拴在井台边那棵老榆树上，另一头系在腰上，拽了拽确定牢靠，然后踩着井壁上的凹槽一点一点往下蹭。井壁又湿又滑，青苔厚得跟棉裤似的，脚底几次打滑差点摔下去。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扫出一个惨白的光圈，井底堆着乱七八糟的石头瓦片，还有不知道哪年扔下来的破鞋烂罐子，我蹲在碎石堆里，把铁锹插进去往下挖。

挖了大概半个时辰，铁锹碰到了一个硬东西，发出一声闷响。我蹲下来用手扒开碎石子，手电筒的光照下去，照出一块圆形的石板，石板上刻着一个我认得但看不懂的东西——周家祖传的族徽，一只衔着谷穗的麻雀。我爹活着的时候跟我提过，说老周家祖上是开磨坊起家的，族徽就是只麻雀。

我把石板撬开，底下是一个陶罐。

陶罐不大，两个巴掌合抱那么粗，封口用油纸和蜂蜡糊得严严实实。我把罐子抱上来，在井台边拆封，手抖得几乎拿不稳手电筒。油纸一层层剥开，里面是一卷用油布裹了又裹的东西，还有十来块银元。银元是光绪年间造的，边齿完好，放在阳光下还闪着银光，但那不是我最在意的东西。我展开油布卷，里面包着一张发黄的宣纸，上面用毛笔小楷写满了一行行的字。我爷爷不识字，我爹识字不多，但这张纸上写的东西，任何一个读过半年书的人都能看懂一半。

那是一份民国十七年本县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副本，判决内容只有一句话——周家永昌号磨坊土地四亩七分及地上建筑归原告周德茂所有，被告田家湾田氏宗族赔偿周家银元五百块。

判决书底下压着一张地契，地契的落款是同治八年。

我的手电筒光开始发颤，不是电池没电，是我的手在抖。田家湾这个名字我从小听到大，整个村都姓田，只有我们周家一户是外姓。我一直以为周家是逃荒逃到这里的，但现在手里这张泛黄的纸告诉我，周家不是逃来的——这片土地在六十年前，姓周。

我把东西重新包好塞进怀里，爬出井口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坐在井沿上，把脸上的泥和汗抹了抹，看着眼前这片我生活了二十二年的村子，忽然觉得一切都变了。那些低矮的土坯房、弯弯曲曲的田埂、远处大队部那面褪了色的红旗，在早晨的阳光下看起来跟昨天一模一样，但我知道它们不一样了。老田家的人在这片地上住了六十年，他们把周家磨坊拆了，把地契藏起来，把周家老太太赶进村尾的破房子里，然后心安理得地把这片地叫做田家湾。

我三叔第一个发现我不对劲。他赶着那头分来的黄牛从地头回来，看见我坐在井台上一动不动，脸色发白，以为我是被井下什么脏东西吓着了，小跑着过来问：“建国，你咋了？”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是好心，我一直知道他是好心，但他姓田，不姓周。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摇了摇头：“没事，三叔，井里没东西，我就是想下去看看。”

“我就说你这娃傻吧！”三叔气得直拍大腿，“一台拖拉机你不要，非要这口破井！现在全村都拿你当笑话讲！”

我笑了一下，没接话。怀里的油布包被我的体温焐得发热，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我胸口。

消息果然没捂住。不知道是谁看见我一大早往井边跑，把这事告诉了我那在镇上当干部的远房侄子周建华。周建华当天下午就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在大队部里坐着，让人喊我去见他。我还没来得及去，邮局的老孙先骑着绿色自行车拐进了我们村，手里举着一封信，嗓门大得整条街都听见了：“田家湾村委！省里来的挂号信！”

大队部里的人都伸长了脖子看。赵德厚拆开信，读了两行，脸上的表情就变了。他从头到尾读了三遍，最后把信纸往桌上一放，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复杂得像打翻了五味瓶。

“省里批下来了，说田家湾的土地改革复查工作发现有原始地契争议，要求村里暂时冻结所有土地流转，重新核查田家湾的土地权属。”赵德厚顿了顿，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铁皮，“信上说，核对的主要依据，是一份同治八年的地契。”

整个大队部安静得能听见苍蝇扇翅膀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一点一点转过来，落在我身上。我站在门口，手插在裤兜里，兜里的银元硌着我的手指，凉丝丝的。

三叔站在人群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他看看赵德厚手里的信，又看看我，好像这辈子第一次认识我。

我没有说话。我转过身走出大队部，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拖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老槐树上还挂着早上分家时被风吹皱的红纸黑字，写着“田家湾生产队物资分配公示”。

我在树下站了一会儿，想起爷爷的脸，想起他临死前干枯粗糙的手指攥着我手腕的力道，想起他说“周家以后要是过不下去了，就去井底下找找”。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我懂了。他留给我的不是一口枯井，他留给我的是一整个被埋了半个世纪的真相。

远处田埂上还有人在朝我这边张望，交头接耳，指指点点。但这次他们脸上没有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