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骗子身份败露反成大名人，出书受访捞金，受害者反被当成笑话

问：在骗子当中，冒名顶替者常被视为尤其狡猾的一类。犯罪学家埃里希·武尔芬在1923年出版的《冒名顶替者心理学》一书中称其为“精神精英”。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答：不认同。在我看来，欺骗并不存在什么技巧或优雅程度上的等级划分。不过，这一定义直到今天仍有影响，也需要放回当时的时代背景中理解。冒名顶替者之所以一直被看作一种特殊的罪犯，是因为他们能够为自己争取到一种道德上的暧昧空间。

答：我在准备一门课程时，偶然看到一部关于冒名顶替者的纪录片。观看时，我突然意识到，片中的骗局我自己也可能会相信，甚至还忍不住笑了出来。半年后，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事件发生，我的那种会心一笑一下子消失了。

我觉得很困惑：同样都被归入“冒名顶替”，为什么我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一次觉得好笑，一次却感到愤怒。于是我开始关心：媒体究竟是如何呈现冒名顶替的？我们又是如何感知它的？

问：您在研究中采用了怎样的方法？答：现实中的冒名顶替，在学术上通常只能在事后，也就是骗局被揭穿之后，才有可能进入研究视野。因此，我主要寻找那些已经被揭穿的男性和女性冒名顶替者的公开自我叙述，最后找到几部自传，出版时间集中在2001年至2014年之间。

我还对德国全国性媒体围绕这些案例的新闻报道做了定性内容分析，时间范围大致覆盖1985年至2015年。

问：在研究过程中，您是否形成了自己对于“冒名顶替”的定义？答：对我来说，它首先是一个媒体标签。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是“冒名顶替者”，是因为他被这样命名，无论是外界赋予的，还是自我标榜的。关键并不在于具体行为本身，比如身份伪造、诈骗，或者通过欺骗实现社会跃升。

问：武尔芬在书中讨论了多个案例，其中包括“克珀尼克上尉”。您的书中也写到了更早的案例，比如哈里·多梅拉——他冒充普鲁士的威廉王子，被视为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冒名顶替者。

答：1890年至20世纪30年代，通常被视为媒体对冒名顶替产生第一波高度兴趣的时期。哈里·多梅拉成功地利用了一段相对短暂的欺骗经历，却从中获益了很长时间。当时媒体反应十分热烈，甚至称多梅拉的人生故事像一部冒险小说，在荒诞幽默和民间机智传奇色彩上，超过此前一切同类故事。

多梅拉在狱中写下自传《假王子》。后来，这本书被改编成电影，由他本人出演主角，并且在他自己位于柏林的电影院里每天多次放映。多梅拉的例子说明，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有可能把自己的失败转化成一门生意。他几乎可以说是自我营销的原型。

问：后来的冒名顶替者，也有人把骗局转化成第二职业生涯。格特·波斯特尔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一个受过邮差训练的人，竟多年以精神科医生身份担任管理岗位。

答：在格特·波斯特尔这个案例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物身上的阴暗面是如何被遮蔽的。在早期关于司法程序的报道里，也就是在他担任副主任医师之前，媒体其实明确写到他具有强烈厌女色彩和操控倾向，整体基调也很清楚：他本不该毫发无损地走出这段经历。

问：不过，波斯特尔这个案例直到今天仍会让很多人觉得好笑。媒体在其中负有多大责任？

这样一来，就会形成某种单调而一致的叙述。这是危险的，因为它实际上在为冒名顶替者的成功故事加码。很多关于冒名顶替者的报道都缺乏足够批判性，反而突出其中的娱乐性和喜剧感。

冒名顶替者的第一条职业路径，是最初那场成功的欺骗。第二条由媒体开启的职业路径，则只有在身份败露之后才可能出现。不过，真正能成功完成这种自我营销的人，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只有这少数人，才会上谈话节目、接受采访、出版自传。

问：为什么这类人这么少？答：我认为，要走上这条路，一个人需要在是非感上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同时对“悔意”也有一种特殊关系。对于作为迷人形象出现的冒名顶替者来说，公开忏悔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他不一定要后悔，而是要能够把自己的欺骗包装成一种关系性的实践：要么说自己是在给我们照镜子，要么说自己是在揭露某个制度，比如精神病学体系，而我们这些观众理应感谢他让我们看清真相。

这类冒名顶替者会把自己的诈骗行为庆祝为对贪婪、愚蠢或势利的胜利。

问：在格特·波斯特尔或于尔根·哈克森的自传叙述中，受害者通常被如何呈现？答：受骗者会被系统性地贬低和抹黑，被描述成愚笨、天真、贪婪、虚荣、自我中心或者势利的人。比如于尔根·哈克森就把自己塑造成某种“罗宾汉”式人物，这也为一种偏向善意、近乎共情的接受方式提供了钥匙。

对读者来说，这种写法还有一种减压作用：它帮助人们与受害者划清界限。受害者被描绘成那些违反了某些规则的人。这其中包含着一种无声的自我安慰。潜台词是：只要你不轻信、不贪婪、不虚荣，你就是安全的。

问：阅读这些自传时，您还有什么明显发现？答：出身弱势这一叙事母题，在我研究的材料中非常突出。书中反复强调社会排斥的经历，而且常常以一种几乎自成逻辑的方式展开，仿佛只有走上这条路，才能摆脱原本的处境。

对接受者来说，这种叙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为当事人的行为提供了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艰难的童年环境，仿佛可以为成年后的越轨行为提供正当性。

问：这种对欺骗的迷恋，在法庭上也会延续吗？

答：我并没有系统分析法庭卷宗或庭审记录，只看了一些法庭报道。在很多报道里，幽默化的语气以及对欺骗本身的迷恋依然存在。即便判决结果未必顺着这种叙事走，也能看出这些叙事模式在法庭上同样发挥作用。

而且，对受害者的嘲弄——不少时候还来自律师一方——也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我来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于尔根·哈克森案。仅仅是他宣布要出版回忆录，据说就已经在量刑上起到了从轻作用。这样一来，“公开悔过”的想法本身也成了司法博弈的一部分。

问：女性冒名顶替者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自传，是吗？答：至少比男性冒名顶替者少得多。女性本来就占少数，而她们在身份败露后，几乎就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不再可见。这一点让我觉得很值得注意。也许直到今天，我们在社会层面上仍然更愿意让男性来向我们解释世界，而不是女性。

问：不过，近年也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女性冒名顶替案例：安娜·索罗金。她冒充富有继承人，骗过了纽约上流社会，甚至还被拍成了奈飞剧集。

答：是的，但索罗金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失败的冒名顶替者。和我研究的其他对象不同，她对自己的诈骗行为谈得相对克制，反而更详细地谈论了自己的服刑经历以及当前项目。直到今天，她仍然使用艺名安娜·德尔维。

问：她还参加了美国电视节目《与星共舞》。

答：是的。她当时的标志性装饰，是一只镶着宝石的电子脚环。在她这个案例里，媒体非常聚焦于那层华丽外壳的坠落。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人们似乎很享受对她这个人的拆解，享受在庭审过程中看她被揭下面具。

而在我研究的那些男性冒名顶替者身上，这一面向明显没有那么突出。

问：公众反应并不总是一样。比如对“大屠杀冒名者”本雅明·维尔科米尔斯基，公众的反应就是愤怒。

答：是的。有些类型的冒名顶替会激起如此强烈的愤怒，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被正面赋值。这与各自所处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在这些案例中，解释框架也会发生变化：人们不再把当事人视为暧昧甚至迷人的人物，而是更倾向于从心理学角度去理解。

这些行为人不再被看作光怪陆离的人物，而更像病理性个体，他们的行为需要被解释、被归类，甚至可能需要接受治疗。

问：那些能够成功营销自己故事的冒名顶替者，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了？答：我对这类预测会比较谨慎。2000年至2010年代初，的确构成了媒体关注的一个高峰，但冒名顶替及其人物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曾被当作社会诊断的象征性人物来使用。

即便是当下流行的真实罪案播客，也仍在不断调用更早的案例故事，而其中同样带着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问题。我研究过的不少“冒名顶替者”，如今又在这些节目里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