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话 | 张雪峰的五张面孔（上）：真的存在“黑箱”吗，还是被利用的教育焦虑？

作者 / 大狗叫

排版 / 萨姆沙

校对 / Czarne słońca

编者按：

2026年3月，张雪峰的离世引发了一场互联网上的情感海啸。一个多月后的今天，当那些挽歌式的悼念、激烈的阵营对立以及“造神”的狂热逐渐冷却并淡出公众视野，我们为何还要重提这个名字？这篇长文给出了一个冷峻而深刻的回答：因为张雪峰的逝去，留下了一个极具分析价值的社会样本。文章试图向我们阐明，当我们在回望这场舆论风暴时，我们真正需要审视的与其说是作为个体的张雪峰其人，不如说是“张雪峰”这个名字如何在其所指称的具体个人去世后的极短时间内被重新组织，成为一个服务于更宏观的叙事的符号，因此，尽管本号之前已经刊载文章对作为具体个体的张雪峰进行分析，但这篇文章对作为符号的张雪峰的分析仍是极有价值的，因原文篇幅较长，我们决定将其分为上、中、下三篇发布。逝者已矣，但正如作者断言的那样，张雪峰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只要那种由教育焦虑、竞争压力与阶层不安全感交织形成的结构性需求依然存在，时代就永远会不断生产出下一个试图徒劳地替我们解释命运黑箱，并为残酷竞争提供道德安慰剂的中介者。

2026年3月，张雪峰去世。围绕他的悼念，很快就超出了一个普通“网红身后舆论”的规模。热搜不断攀升，评论区充满挽歌式表达，线下悼念活动的人数之多，对一个平台人物来说也相当罕见。但真正反常的，并不是悲伤本身有多强烈，而是这种转化发生得有多快。短短几天之内，一位原本颇具争议的教育咨询者，被重新书写成一个仿佛理应获得庄重感激与公共敬意的人。逝去的是一个具体的人，被激活的却是一个“在道德上可被使用”的形象。也正因如此，张雪峰才是一个极具分析价值的案例。

如何看待张雪峰追悼会举行，万人长队送别？

本文试图观察：当一个身上本就带着明显裂痕的人突然去世时，最先被保留下来的叙事是什么，哪些评价会被迅速放大，而那些在前一刻仍可争论的问题，又如何在极短时间内获得近乎自动的正当性。换句话说，我关心的，与其说是真实的张雪峰其人，不如说是“张雪峰”这个名字如何被重新组织为一种“作者功能”——一个在死后开始服务于更大叙事的名字，不再只是指向那个曾经活过的人。

因此，如果只把张雪峰理解为教育市场里一个现实主义的推销者，我们其实只看到了问题的一半，而错过了更难解释的另一半。

现有关于张雪峰、教育竞争或平台成功文化的讨论，往往停留在新自由主义教育话语的层面。它们当然准确指出了：教育如何被重新编码为风险管理、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体化的流动策略，结构性的困境又如何被压缩为关于学校、专业和路径的个人决策。但这个框架仍然无法回答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一种高度市场化、绩效导向、强调个体竞争的逻辑，能如此顺畅地与爱国叙事、民族主义情感以及共同体边界的划定结合在一起，并在死亡之后爆发成强烈的公共情绪？

我的核心判断是：民族主义并不是后来附着在教育竞争之上的外包装，也不只是它的意识形态对立面。很多时候，它恰恰就是竞争伦理在被道德化、国家化之后所采取的情感形式。因此，张雪峰死后掀起的这场舆论风暴，其意义不只是一个平台人物被神话化了，更在于它让当下的一种更大真实浮现出来：竞争未必以犬儒告终，它也可能通向一种更温暖、更正义、也更难被质疑的东西——爱国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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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面孔

第一张面孔：打破黑箱的人——黑箱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人们不断回忆、反复转发的张雪峰语录

“理工科，专业比学校重要；文科，学校比专业重要。”

“家里没钱，就别学金融。”

“金融做得好不好，和你金融学得好不好，其实关系不大。”

“生化环材，四大天坑。除非你准备一路读到博士，否则别高估自己。”

“别以为热门专业就一定好就业：热门，只意味着更多人来抢同一块蛋糕；冷门专业如果你能做到顶尖，那整块蛋糕都可能是你的。”

“这个社会从来不缺努力的人，缺的是选对方向的人。”

常见表述

“他说话从不绕弯子，总是一针见血，让无数普通人第一次看懂了现实的逻辑。”

“可以说，他几乎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硬生生打穿了一层又一层信息壁垒，让普通人接触到了原本够不到的知识。”

“他说话有时候确实糙，但说的都是血淋淋的真话。”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为一个考研老师难过，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自发去送他？也许答案就在他那句招牌话里：‘我做考研辅导，但首先我是一个说人话的人。’”

“他说了真话。他敢把别人不愿意明说的规则，直接讲出来。”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因此，被记住的并不只是几句“嘴很毒”的判断，而是一种话语能力：把复杂现实压缩成清晰、直接、可执行答案的能力。也正是在这种悼念性的重新上演中，张雪峰首先被改写成了一个“把事情讲明白的人”——一个替普通家庭捅破规则黑箱的人。但在这里，所谓“黑箱”，主要并不是信息本身难以获得，而首先是因果关系的不透明。

就业前景不佳、向上流动受阻、社会位置下滑，这些现实本来是由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城市机会结构、家庭资源以及偶然性共同塑造的。可对家庭来说，这样的复杂性既难以承受，也无从介入。于是，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在事后追责、在道德上归因、又能在事前修正的节点：选错专业。

这个解释之所以有力量，不在于它是否绝对真实，而在于它能把弥散的风险压缩成一个具体点位——一个可以后悔、预防、也可以立刻行动的点位。所以，被制造成“黑箱”的，其实不是教育信息本身，而是教育如何通向人生机会的那条因果链；那条链条原本无法被稳定解释，于是才被压缩成一个可供抓取的“答案”。

悼念文字里不断重复的判断其实并不复杂：他把别人不愿说的话说了出来；他揭开了大学、专业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他第一次让普通家庭觉得，自己似乎也能“看透”志愿填报这件事。因此，死后的张雪峰首先不是一个“给建议的人”，而是一个“揭示真相的人”。后面那些更进一步的面孔——普通家庭的摆渡人、公共利益的承担者、爱国者、乃至被神圣化的殉道者——都必须从这里开始。

你们要不是努力做题的话，我们教育咨询机构怎么能够强大？

张雪峰的重要性，在于他把一条因果链，变成了一个答案。他并没有真的发现什么隐秘的制度机关，而是把那些原本模糊、滞后、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后果，重新表述为一系列看上去尖锐、残酷、却又可以立刻执行的判断：哪些专业该避开，学校该怎么排序，哪些选择会让人“吃亏”，哪些做法等于“浪费分数”。从原理上说，教育咨询是一种中介劳动：收集信息、整理规则、提出建议。但在粉丝式叙事里，这种中介劳动被重新描述成了一种“揭示性劳动”。人们肯定的不只是“他懂”，而是“他敢说”。也正是在这一刻，一个教育咨询师开始滑向“打破黑箱的人”这个位置。

它之所以可能成立，并不因为客观上真的存在一个人人公认的教育“黑箱”，而是因为更深处早已有一种沉积很久的社会想象：高考是改变命运的机制，分数是一种绝不能浪费的资本。日常话语里，高考反复被说成“人生中最公平的一场考试”；同样广为流传的，还有诸如“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之类高度竞争化的口号。于是，分数就不再只是分数。它被看作多年苦读所积累出的稀缺财富，而这笔财富，必须在志愿填报阶段被最大化兑现。这也正是为什么，志愿填报被赋予了远超技术层面的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志愿填报咨询会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很多家庭愿意为咨询付费，并不只是因为信息彻底不可得，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不同专业、不同城市、不同大学，几年之后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回报。高考与最终就业之间隔着很长一段时间，反馈回路又严重滞后；在做决定的那一刻，个体根本无法知道，未来究竟会由哪些因素决定。恰恰因为后果来得太晚、变量又太多，家庭才会越来越迫切地需要一个看上去清晰、可操作、还能提前规避风险的解释框架。于是，志愿填报不再只是一次选择，而越来越像一场高风险的投资决策。

但光有这些，还不够。真正让这第一张面孔稳定下来的，其实是争议本身。张雪峰那些最出圈的话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们极端，更因为它们一次次被拖进公开冲突之中。比如他对新闻学、对文科的攻击，并不是凭空发明了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而是把许多家长和学生早就半信半疑、却很少如此直白说出口的“现实主义”压缩成了完整句子。像“如果我的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会把他打晕”这样的话之所以有效，不只是因为它粗暴，而是因为它把“专业选择决定命运”翻译成了一种毫无遮挡的日常判断。之后出现的批评、反驳、道歉、修改、删除、下架，并没有削弱他；恰恰相反，这些后果反而生产出一种更高阶的可信度。对支持者而言，这恰好证明：他触碰到了某些“不能说”的东西。于是，争议不再只是争议，而变成了真实性的证据；反驳也不再是否定，反而被重新理解为“他说中了”。

文科生呀！张雪峰向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骂你们，现在你们骂他吧，你们骂爽了好去为人民服务。

因此，悼念话语里的这个“打破黑箱的人”，并不是真的拆掉了某个黑箱。他真正做的，是在某个时刻，替普通家庭把不确定性翻译成了答案的形式。他让很多人觉得，在面对教育秩序时，自己并不是彻底被动的；他们不必只能等上几年，再把失败解释成运气不好或命不好；他们似乎曾经拥有过一次机会，可以提前抓住那个关键节点。这第一张面孔真正解决的，不是命运本身，而是命运的可理解性。

世界仿佛终于变得可以解释了，但还远远谈不上因此就会变好。也正因为如此，他还必须走向下一张面孔：普通家庭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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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张面孔

第二张面孔：普通家庭的摆渡人——普通家庭的悲剧是无人指路

人们不断回忆、反复转发的张雪峰语录

“家庭所处的社会位置越低，孩子试错的空间就越小。”

“普通人别总幻想阶层飞升，先学会别掉下去。”

“原生家庭设下的天花板，必须靠教育去打破。”

“我存在的意义，就是帮助普通家庭的孩子少走弯路。”

“对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最大的悲剧不是贫穷本身，而是没人给他指路。”

常见表述

“他就是普通人最需要的那种人。”

“那么多出身普通的学生受过他的帮助，因此对他心怀感激。”

“张雪峰是个善良的人，他帮助贫苦孩子争取到了一个稳定的未来。”

“他让无数普通家庭第一次看清、并避开了藏在志愿填报、专业选择和就业路径里的那些坑。”

“他是一个敢说真话的战士。面对争议，他从不退缩；面对质疑，他始终站在普通人这一边。”

做服务业没有不好，可是有的人心里过不去这道坎，我能过去，我就做服务业，，，，你过不去，你就不适合做服务业。

如果说第一张面孔——“打破黑箱的人”——解决的是规则终于被说清楚的问题，那么第二张面孔要回答的，就是另一个问题：当规则已经摆在面前，谁能把普通家庭真正渡过去？

这里所谓的“普通家庭”，因此并不首先是一个严格的社会学阶层概念，而更像一种被反复召唤出来的共同处境：这个家庭没有足够的代际经验，无法预先看懂这些关联；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承受一次次试错的成本。在这种条件下，“有人带路”就会被体验为一种非常具体的帮助，而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咨询服务。

但如果把“摆渡人”仅仅理解成一种善意扶持，它赖以成立的结构条件就会被遮蔽。它真正有效的地方，并不在于许诺集体性的拯救，而在于服务于一场被普遍体验为零和的竞争。

志愿填报并不是在一个自由敞开的空间里展开的，它发生在有限学校、有限专业、有限城市机会和有限上升通道的等级分配之中。也正因为位置稀缺，同一届学生在家庭经验里通常不会首先被看作潜在的团结共同体，而更像是在争夺同一批资源的对手。家庭之所以焦虑，不只是因为“我们不懂”，更因为“别人可能已经比我们更懂了”。同样，一个教育平台人物之所以被需要，也不只是因为他能解释规则，而是因为他似乎能够提供一种相对优势——一种至少能让“我家孩子”不吃亏，甚至有机会超过别人的优势。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去国际学校过活，但不可去高考或者考研。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的信息，实际上是一种位置性的竞争资源。谁知道得更早，谁比较得更精细，谁能把分数、城市、专业和就业预期压缩成一套可执行的组合，谁就更可能在排序过程中占到便宜。因此，“普通家庭的摆渡人”这个形象，并不指向团结，反而指向一种更高明地进入竞争。它许诺的不是所有普通人一起过河，而是“至少我家孩子别掉进水里”。也正因如此，悼念文本里的感激，本身也带有明显的排他性。被感谢的人，并不是让所有人都更自由的人，而是那个让“我们”相较于“他们”更不容易输的人。

这也反过来改变了“帮助普通人”这句话的含义。落实到实践层面，它往往意味着：把普通家庭训练成在既有结构里更合格的竞争者。这里的“普通人”并没有被组织成一个能够反思筛选体系本身的集体，而更容易被组织成同一赛道上的参赛者。因此，张雪峰式的“帮助”并没有取消竞争，反而是把竞争重新包装成了一种带有照料感的服务。家长不再觉得自己是在赤裸裸地为孩子争抢优势，而会觉得自己是在接受一种负责任的指引。这个叙事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把“想赢”的焦虑，转换成了“被帮助”的感受；又把零和竞争，翻译成了“少走弯路”这样的伦理语言。

也正是在这里，张雪峰开始承担起一种近似“风险管理者”的角色。对许多家庭来说，他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倒更像一个教育版的资产配置顾问，或者风险管理咨询师：家庭并不可能真的知道，四年后行业会如何变化、某个专业会不会贬值、某座城市是否仍值得下注。但他们又必须在当下做出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咨询的意义就从“告诉你真相”，转向了“替你管理不确定性”。他们购买的，不只是具体知识，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对冲：只要请到了“最懂的人”，至少可以相信，自己没有在这最关键的一步上犯下灾难性的误判。

这个角色之所以进一步稳固，还因为家长和学生很容易在事后把好的结果追认到他头上。孩子被录取了，专业看上去选对了，毕业后暂时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于是这些结果就会被讲述为“他真的懂”“他真的看透了规则”的证明，仿佛咨询师才是成功的直接生产者。但这种归因其实是高度选择性的。一个学生最终走向何处，更深层地取决于分数、家庭资源、学校声望、城市机会结构、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周期，而不是某一次咨询建议本身。换句话说，在这些叙事里，张雪峰与其说是真正生产结果的人，不如说是一个被人格化了的“成果认领者”：正面的结果会迅速归到他名下，而负面的结果却很少以同样强度被反向追责。围绕土木、计算机等专业建议引发的公共争议，其实恰恰暴露了这一点：他并没有掌握一个稳定、前瞻、可验证的预测系统，更像是对现实趋势有更强敏感度，同时又擅长跟随并放大这些趋势的人。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跑这样的马拉松。

因此，“普通家庭的摆渡人”这张面孔，所依赖的并不只是知识上的优越性，而是一种无法在当下被完全验证的信任结构。家长和学生购买的是一套能够立刻缓解焦虑的解释框架。当未来尚不可见时，人们至少可以暂时相信一个看上去足够明确、足够有力、也足够像“答案”的答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摆渡人”这个形象会在身后的悼念中如此稳定。人们真正纪念的，不只是一个曾经给出过具体建议的人，而是一个曾经替焦虑家庭分担过部分判断重负的人。

但即便如此，这张面孔仍然不够。一旦人们意识到，它本质上仍是一种竞争武装和焦虑管理，它本身就不足以支撑那样强烈的悼念。于是，下一张面孔必须继续出现：这种“有用”，还要被进一步改写成一种“德性”——不只是对“我家孩子”的服务，而是一种被赋予更广泛公共意义的品质。

推しの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