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知识界，钱锺书至少“两个第一”：学问第一，人品也是第一

我始终认为，钱锺书是20世纪中国，堪称最伟大的学者。在那个年代，我觉得他至少有两个第一：论学问是第一的，论人品也是第一的。这倒不是故意说过头话，我是真心这么以为的。这个“双料冠军”，如果真要细究，大概也就是陈寅恪可以比一比，此外还不是什么“寥若晨星”，而是彻底没了。

1988.11.23于南沙沟家中

说钱锺书在20世纪的本土“学问第一”，今人几乎不读书了，古典与西学都很荒落，偏又更勇于“嗤点前贤”，似乎多有不认同的。但微妙的是，倒是在大师辈出的民国学界，即便是那些处第一流梯队金字塔顶端的同行们，反倒都很乐意承认钱锺书的“国士无双”，认为再难找到比他更博学之人的，从陈寅恪张申府吴宓再到宋淇吴兴华吴小如夏志清，实际差不多都这么认为的，老辈的陈衍李宣龚他们亦多有此想。即便到了1950年代之后，“学术权威”都给撂倒的年代，中国文史学界基本还是公认钱锺书是彼时最博学之人。所以彼时前后，本土要是冒出什么文史“天才”了，圈内人会开玩笑是“钱锺书二号”，譬如早期的张荫麟，稍后的吴兴华，甚至包括扶桑那边的汉学大师吉川幸次郎也都曾被誉为“仅次钱锺书”。对于1930年后的民国文史学人来说，钱锺书无疑是一个标杆，精深又广大。今人蒋寅教授颇瞧不上钱锺书，但乃师程千帆早就对他耳提面命过，下过“默存先生当世无双”的八字断语（1990.6.7日信），至今却还要时不时坿和肆诋碰瓷，是真不知其可也！

陈乐民是1930年生人，他的晚年回忆录《在中西之间》就说，1950年他要考清华，尽管亲见与听闻不少著名教授的名字，“可以开列很长很长的名单”，但经常听到的最炸裂的名气还是“钱锺书”，说虽然彼时钱的名声“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显赫”，“但听他们讲课的同学说起”，那是“学问大得不得了，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三联24版，页27）。这些都可说是时人的共识。陈夫人这位“最后的女先生”自然也是，不然也不会专找钱锺书指导毕业论文，只不过她恪守古道语焉不详，自称“我不会随便评论我的老师”，再后来就是自觉辜负所教，“不敢表示”曾是其学生云云（《九十自述》，牛津2019版，页126）。现在有人说什么“钱锺书是最大的学术冒牌货”，我是觉得非常可笑的。钱锺书的学术要说真有何“问题”，其实就是放置在古往今来学术谱系之中，到底该如何评判的问题。再说白了，就是并非“真假”而是“高低”的问题。所谓“民国大师论斤卖”，那些人里头论及真实水准固然是有“名不副实”的，诸如马一浮刘文典吴宓这些人，着实是比较“虚”的，可钱锺书完全不是。钱锺书也不似沈曾植黄侃就靠着“神话”与传说苟延名望，而是有实打实一堆著述在支撑的。我是毫不怀疑，《谈艺录》可与《随园诗话》《瓯北诗话》这块经典永流传的，而《管锥编》也绝不会很逊色给《困学纪闻》《日知录》这些名著，只要中国人还在，还能看懂文言文，三五百年后一样是有很多人会看的，至于《追忆》《清代诗学史》《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这类当代畅销书肯定是不敢指望的。

青年陈寅恪

前几天，我看社科院前“学部委员”柳鸣九的回忆录，他就说自己供职的单位，自1950年代起可说汇集了全中国最顶尖的“学问家”，这些前辈之博学高才，都是过去“翰林学士”级别的，俞平伯李健吾陈梦家之类，无一不是让他战战兢兢的“泰山北斗”，可他及其同事们最畏惧的人，还是钱锺书。这倒不是钱锺书严肃——他平日是很平易近人的，喜欢跟人开玩笑啥的，一点都不会端着，而是他实在学识深不可测，谁也无法蠡测他到底读了多少书，想通了多少中西学问上的疑难。所以，他说社科院同事之间，长期以来都流传着一个所谓的“钱锺书标准”，也就是视其为读书做学问的最高标准，没有之一。他自己是早在1950年代初于长沙上中学时就听说过钱锺书，随后考上了北大西语系，同班同学兼上下铺室友吕永桢读古书最多，最爱读《谈艺录》，整天在那感叹，“学问大啦，学问大啦”，让他数十年忘不了（《翰林院内外》，长江文艺2006年版，页63）可以说，诸如此类，就是钱锺书同时代那些“顶流”同行的真实看法，其实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一个人到底水准如何，最好的参考意见，当然是看他的那些同行怎么看的，尤其是最厉害的那些人是如何看的，而不是我们这些群众如何看的。

晚年柳鸣九

至于说钱锺书在他那个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人品第一”，这个评价看似也有点夸张，可我并不觉得，以为还是如实评判。有些人可能又要拉出陈寅恪来，说是老陈再怎么地也不输给老钱吧，这个我也认同。但我要说的是，钱锺书与陈寅恪论“人品”，既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也可以说是两种类型，都是“第一”。具体说来，就是陈寅恪是发扬“积极自由”权利式的第一，看不惯的他会公开抗拒，宁肯玉石俱焚也不合作，而钱锺书则是行使“消极自由”权利式的第一，即沉默以对一切非义，但怎么也不会同流合污，永远保持清醒，永远保持善良，永远护住底线，永远怀抱悲天悯人的心态，从而静待天明。相较而言，陈寅恪是志士型，钱锺书则是隐士型；陈寅恪是有所为，钱锺书则是有所为不为；陈寅恪的生活策略，是刚烈亢悍、硬扛到底‌，钱锺书的生存准则，则是外圆内方、以柔克刚。这是两种知识分子类型，论人品都可以说是“第一”，或曰“并列第一”。“我为其易,君为其难”，这两类知识分子都是很重要的，其分野也很难说可以轻易分别轩轾，犹如同时代的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可说同一阵营内两种知识分子的典型，用蛭田圭的话来说，一样都是“我心目中的知识英雄”（《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贵州人民社2024版，页13) 。

钱杨夫妇晚年住所小区

而且，钱锺书的“人品”问题，我至今以为，还是还得数他的另一同事兼后辈学者雷颐说得最好。前些年，在有一次访谈节目上，当雷颐被问及钱锺书其人如何时，曾用一句话概括，“最干净的人”。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我反正觉得恰当极了。钱锺书就是那个风雨如晦年代，几乎找不到第二例的“最干净”之人，可说找不到任何“污点”，没有丁点“瑕疵”。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已，尤其是他这种“树大招风”的层次，能做到这一点是难以想象的，包括诱惑与非难。之所以能如此，除了他和杨绛夫妇很有“生存智慧”之外，更为重要的，当然是他清醒、善良、正直、淡泊，对任何损人利己或不利己的事都很鄙夷，也始终自觉地远离名利，从而可以独善其身。这是何其清醒，何其高贵的德行啊！现在很多人不以为然，要么是不了解过去那个年代，要么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李敦白1960年代曾以“美专家身份”参与英译组，与钱锺书共事多年，那时的他是颇不屑于钱锺书的，觉得“他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个外人”，还说“我们经常在背后讽刺他”，可若干年后他才醒悟过来，那是钱锺书刻意保持的距离，是对荣华富贵射利沽名餐腥啄腐的夷然不屑，更是“举世皆浊我独清”式的清醒与寂寞自守，所以他晚年懊悔“一生看错了三个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钱锺书。都说王国维人品如何高，可王观堂是拿“南书房行走”头衔当此生最高荣誉的，倘若活在现在估计也是恨不能印在微信头像上的那种人，可钱锺书就是明确引以为耻的。二人境界之高下，岂非“与圣贤作用处天悬地隔”？

1980.11.10访问京都大学

还是前几天，集中翻阅一批社科院退休老学者的回忆录，偶然看到其中一位（疑是罗新璋，可惜记不清了），也提及了钱杨夫妇，其中有些事还是我此前不清楚的。他说，1970年代，钱锺书杨绛夫妇受到“恶邻”排挤，又作为“学术权威”靠边站了，自家也很不好过，经济上很是窘迫，甚至还不得已流落到单位角落那间20来平的储物室一住就是七八年。这是他们夫妻俩人生中最黯淡的时刻，也是最窘迫的时光。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里，他们夫妻俩还拿出了几乎所有工资，暗中资助了单位里那些亟需养家糊口的比他们更困难的年轻人，当然也是不用还的，如此不间断持续了两年，直到终于等来了天朗气清的局面。据他回忆说，期间到了每个月发薪水的那天，钱杨夫妇俩都会请一个单位里最信任的小伙子（疑是栾贵明）代为跑腿，私下一一找到那些经济更困难的同事，拉到僻静地方，悄默默塞钱过去，然后小声说是钱先生给的，请笑纳且勿声张云云。而那位“退休老学者”，当年正是受资助的“青年人”之一。他说，40多年过去了，他永远记得钱杨二先生的恩情，帮他们家撑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前几日翻《沈从文家事》，看到一则很搞笑的反差轶事，说是沈从文去世后的1990年代初，家属为编辑其全集，曾向沈从文生前友好征集其生前书信，多数收件人自然很乐意归还，但也有提出要求的。最离谱的一位，是跟沈家谈条件：我有一封，“如果要，你就帮我孩子办出国”？这要求直接把沈家问懵了，沈龙朱说，沈家自己都没一个能出国的，怎么给你搞？索性不要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页230） 。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也不乏如此贪鄙的，一如钱锺书笔下最可恶的“国立三闾大学中文系主任”李梅亭教授。

而且钱锺书杨绛做这样的好事，是从不往外说的，连相关记录都主动销毁了。他们是真正的与人为善，同时又不齿留名，是把善良与低调都做到了极致。我看了这份真实追忆，确实颇为感动。过去，我还始终疑惑，钱杨夫妻俩收入很高，开销约等于无，既不投资又不买房啥的，日常吃饭都是白粥面包将就，身后有无子女可以继承遗产，那些钱都去哪了？看了这个才若有所悟。也是此类实录看多了，也让我愈加坚信，钱锺书是当之无愧可称那个时代“人品第一”的知识分子。至于杨绛，平心而论，人品上确实输一点，因为“杨老太”有些事是会计较的，谁要是把她惹毛了，她也是会使手段略施惩戒的，龚明德范旭仑李红岩均曾“饱其夫老拳”，无非留有余地，不至于过分而已。

2026.4.28夜，乱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