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时姑娘只问一句能让我弟念书吗，我答应后她押上了一辈子

1974年，皖北煤矿。

入秋之后，矿上的风刮得人脸疼，风里全是煤渣子，往鼻子里钻，干巴巴的难受。

我娘为了我的婚事，前前后后跑了四趟媒人家，腿都快跑断了，才好不容易把这门亲事说下来。

不是我挑，实在是我这人太闷，嘴笨得跟牛似的，在井下挖了四年煤，就知道埋头干活，连个小小的带班都没当上，家里条件又差，谁家姑娘愿意往火坑里跳。

相亲的地方，定在镇上供销社门口的石台阶上。

那天正好逢集，街上闹哄哄的，巷口有个老头支着铁锅卖烤红薯，热气飘得老远，香得很。

我到的时候，姑娘已经坐在那儿了。

她穿一件蓝底碎花的褂子，领口洗得发白，布都起毛了，可穿得板板正正，一点褶皱都没有，跟用开水烫过似的。

手里紧紧攥着个蓝布包，布包边角都磨亮了，指节攥得发白，看得出来，她心里也紧张。

我杵在那儿，憋了半天，想问问她家里有几口人，找点话聊。

结果她抬眼看向我，眼神稳稳的，不像别的姑娘，见了陌生小伙就躲躲闪闪。

她没绕弯子，张口就问：“嫁了你，能让我弟念书不？”

我手里夹着的半截烟，差点直接掉鞋面上。

那时候，十里八乡的姑娘相亲，哪个不是先问彩礼多少，家里有几间房，公婆脾气好不好？

她倒好，头一句话，就奔着弟弟的学费来的。

我愣了足足三秒，才抖掉烟灰，回了句：“你先说说家里的情况。”

我爹走得早，1970年在井下出了事，抬上来的时候，满脸都是煤灰，鼻子眼睛都分不清。

矿上照顾咱，我16岁就顶班下了井。

1974年我21，每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交给娘二十块，自己留二十二块五，买包两毛钱的经济烟，再在食堂吃两顿饭，月底一分钱不剩。

我娘天天催我结婚，说隔壁老刘家的闺女，孩子都两个了，你再不娶媳妇，你妹子都没法嫁人。

这话堵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之前也相过亲，头一个姑娘，一听说我家就三间土坯房，墙皮还掉渣，脸立马拉得比鞋底还长，坐了没十分钟，找个借口就走了。

第二个更过分，张口就要一百二十块彩礼，少一分都不嫁，我娘气得回家躺了半天，午饭都没吃。

最后这个媒人，是矿上的老周，他媳妇在县棉纺厂上班，说厂里有个女工，人不错，就是娘家负担重。

“她爹瘫在床上四年了，娘身体也不好，常年吃药，底下还有个弟弟在念书。”老周吧嗒着旱烟，烟锅子火星一明一暗，“人长得周正，就是条件硬，你可得想清楚。”

我娘叹了口气：“咱家也穷，穷跟穷凑，只要姑娘不嫌弃，就行。”

老周磕了磕烟锅子，又说：“那姑娘放话了，谁娶她，就得供她弟弟念完高中，一年下来，少说要三十块钱。”

三十块，在那时候可不是小数，差不多顶我小半个月工资了。

我娘听完，半天没吭声。

我低头想了想，说：“见见吧，万一合适呢。”

相亲那天，我娘把柜子翻了个底朝天，找出我爹留下的一块上海牌手表，表带都发黄了，表盘还有道细划痕。

娘硬把手表套在我手腕上，扣子扣得紧紧的，卡得肉都疼：“咱穷，可不能让姑娘看扁了。”

供销社门口风大，墙上贴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被风吹得哗哗响。

姑娘坐在长条凳上，腰板挺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

碎花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可衣领干干净净，连根头发丝都没有，脚上的黑布鞋，连个灰点都找不到，鞋底白边还没磨掉，一看就是个勤快人。

我走过去，她立马站起身。

个子不高，刚到我肩膀，脸瘦瘦的，颧骨有点突出，可眼睛特别亮，像深秋夜里，灶膛里剩下的两块炭火，亮得很。

我掏烟想抽，手都有点僵，划了两根火柴才点着，压根不知道该说啥。

倒是她先开口，一点不怯场：“你叫周建国？”

“嗯。”

“在矿下挖煤？”

“挖了五年了。”

“累不累？”

“习惯了，没啥累的。”

说完这话，我俩都没话了，就这么干坐着。

供销社有个胖婶买完东西出来，拎着酱油瓶，路过的时候特意看了我们两眼，脚步都放慢了。

远处还有人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从土路上经过，链条嘎吱嘎吱响，后座驮着两麻袋东西，骑得歪歪扭扭。

沉默了好半天，她又抬起头，看着我。

还是那句话：“嫁了你，能让我弟念书不？”

烟头一下子烫到我虎口，我猛地甩手，手上烫出一块红印。

“你弟多大？”

“十三，刚上初一。”

“成绩咋样？”

她小心翼翼从蓝布包里，拿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边角都没磨坏，展开的时候轻手轻脚，生怕扯破了。

我一看，是成绩单，全年级第三名，数学九十八分，语文九十一分，字写得工工整整。

“她老师说，这孩子脑子灵光，将来能考大学。”

说这话的时候，她眼睛里闪了一下光，就那么一下，虽然微弱，可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考大学有多难？整个矿区上万人，能考上大学的，两只手都数得过来，考上就能脱工装、进城吃商品粮，日子立马就不一样了。

我把成绩单翻过来，背面啥也没有，又翻回去。

“供到高中毕业？”

“嗯。”

“要是考不上大学呢？”

她咬了咬干得起皮的嘴唇，下唇还有道旧裂口，缓缓说：“那就供到他自己不想念为止。”

我又问：“你爹瘫了四年？”

“是。”

“你娘啥病？”

“肺病，一到冬天就喘不上气，药从来没断过。”

“家里就你一个闺女？”

“还有个姐，嫁到隔壁县了，姐夫不管我们，过年都不来往。”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平淡淡的，就像说别人家的事，不诉苦，也不掉眼泪，眼皮都没红一下。

我把烟掐灭在台阶上，盯着她的眼睛说：“你知道吗，供一个高中生，一年最少四十块。”

“我知道。”

“我每个月工资才四十二块五。”

“我也知道。”

“知道你还敢提？”

她把成绩单重新叠好，顺着原来的折痕，一下下压平，放回布包里，抬头直直看着我：“我就问你一句，供不供？”

我一下子被问住了。

这姑娘，分明是把自己的一辈子，全都押在弟弟的读书这件事上了。

“你叫啥名？”

“郑秀兰。”

我没多想，脱口而出一个字：“供。”

就这一个字，秀兰的眼圈瞬间就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她硬憋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喉结动了好几下，把泪咽了回去。

“行，那我跟你回去。”

没要一分彩礼，没要缝纫机、自行车，连块做新衣服的布都没提。

就因为我一句“供”，她就死心塌地跟了我。

我娘第一次见秀兰，上上下下打量了她好几遍，嘴角动了动，最后还是问：“闺女，你不嫌俺家穷？”

“不嫌。”

“家里就三间土坯房，下雨天还漏雨，你得跟建国挤一间屋。”

“没事。”

“我性子急，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

“您是长辈，我听着。”

我娘这才露出笑脸，拉着她的手拍了拍，娘的手粗糙得像砂纸：“好闺女，委屈你了。”

“不委屈。”秀兰嘴上这么说，可我看见她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一直在微微发抖。

成亲那天，寒酸得没法说。

我娘炖了一大锅猪肉粉条，锅盖一掀，热气满屋子都是，又去代销点打了二斤散装白酒，装在搪瓷壶里。

就请了几个近亲，凑了两桌，碗还是从邻居家借的，大小都不一样。

老周端着碗，扯着嗓子开玩笑：“新娘子，你这可是把自己卖给老周家了啊！”

满桌人都跟着笑，秀兰端着酒碗，一句话没说，脸涨得通红，从脖子红到耳根。

我一把夺过她手里的碗：“我替她喝。”

仰头一口闷完，白酒辣得我直咳嗽，嗓子里像吞了一团火。

老周笑着说：“哟，这就开始护着媳妇了？”

我没理他，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让秀兰受委屈。

夜里，新房里就剩我俩。

所谓新房，就是我原来住的小屋，我娘就贴了两张红纸剪的喜字，窗户纸薄，外头的月光都能透进来。

窗台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火苗被窗缝的风吹得晃来晃去，墙上的影子、喜字，都跟着乱抖。

我靠在门框上，秀兰坐在床沿上，双手紧紧绞在一起，指节都发白了。

床上的被子是新的，是秀兰自己攒钱买的红底白花斜纹布，叠得整整齐齐。

我开口说：“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就算砸锅卖铁，也一定办到。”

秀兰点点头。

“你弟的学费，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个就留出来，剩下的再交给我娘。”

她又点点头。

“你还有别的要求不？”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煤油灯的油少了一截，灯芯结了黑花，火苗都小了，才慢慢开口，一句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能不能别打我？”

“啊？”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我爹没瘫之前，喝醉酒就打我娘，拿皮带抽，背上全是血道子。我不想挨打。”

我立马认真地说：“我从来不打人，你放心。”

她这才笑了，嘴角轻轻上扬，笑得很浅，却是我第一次见她真心笑。

婚后第三天，秀兰回了趟娘家，把她弟弟领来了。

男孩叫郑小军，十三岁，瘦得皮包骨头，胳膊跟麻杆一样，可眼睛跟秀兰一样，又黑又亮。

身上穿的褂子太大，袖子长了一大截，露着半截手指头，一看就是别人穿剩下的。

见了我，他往后缩了半步，小声喊了句：“姐夫。”声音小得跟蚊子叫似的。

我皱皱眉：“大声点。”

“姐夫！”这次声音清亮多了。

我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是早上特意从工资里留出来的，票面都皱巴巴的：“这是下学期的学费，拿着。”

小军不敢接，扭头看着秀兰。

秀兰轻轻点了下头，他才伸手接过去，紧紧攥在手里，指节都攥白了。

我娘从堂屋出来，手里拿着择了一半的豆角，脸色一下子就沉了。

“这钱就这么给出去了？”

“娘，之前说好的事。”

“说好的？你跟我商量了吗？你一个月挣几个钱，养媳妇还要养小舅子？”

“供小军的钱，从我零花钱里扣，该交给家里的，一分不少。”

“你那点零花钱，连烟都买不起！”

“那我就戒烟。”

我娘一听，气得一甩手，豆角撒了一地，转身回屋，把门摔得嗡嗡响，门框上的灰都震掉了。

秀兰站在院子中间，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小军躲在她身后，拽着她的衣角，吓得不敢抬头。

院子里的老枣树上，麻雀叽叽喳喳叫，听得人心烦。

我走过去，轻声说：“我娘那边，我去说，你别害怕。”

秀兰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那天夜里，她背对着我躺在炕上。

炕烧得很热，可屋里冷，煤油灯吹灭后，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过了很久，她突然开口，声音闷闷的：“要不，别供我弟了。”

“为啥？”

“你娘不高兴，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答应你的事，跟别人高不高兴没关系。”

“可是……”

“别说了，睡觉。”

她不再说话，可我能感觉到，她一整夜都在翻来覆去，炕席被磨得沙沙响，一直到天快亮，鸡叫第一遍，她才彻底安静下来。

第二天我五点半起床，秀兰已经蹲在灶台前烧火了。

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的脸，眼底下全是乌青，眼皮肿得厉害，一看就是一夜没睡。

锅里煮着玉米糊糊，旁边小锅里热着两个杂面馒头。

“你咋起这么早？”

“给你做饭。”

“以后我早起，你多睡会儿。”

“嫁过来了，这就是我该做的。”

我没再跟她争。

吃完饭去矿上，半路上碰到老周。

他斜着眼看我：“刚结婚就拉着个脸，咋了？”

“没事。”

“你骗谁呢。”

我没搭理他，直接下了井。

井下八百米深，黑得不见天日，到处都是煤灰味，吸一口，嗓子眼又辣又疼，像含了一把沙子。

安全帽上的矿灯，只能照亮眼前两三米，再远就是一片漆黑。

我抡了两个小时风镐，手套磨破了，手掌心磨出血泡，破了之后，黄水渗出来，蛰得生疼。

中午上来吃饭，铝饭盒里是昨晚的高粱米饭，就盖着两片咸萝卜。

工友刘大嘴凑过来，满嘴大蒜味：“建国，听说你娶了个带拖油瓶的？”

“那是我小舅子，不是拖油瓶。”

“有啥区别？还不是花你的钱？我跟你说，这种女人不能惯，今天供弟弟，明天就得让你给她家盖房子。”

我“啪”地合上饭盒，饭粒都溅了出来：“吃你的饭，少管我的事。”

刘大嘴撇撇嘴，端着饭盒走了，嘴里还嘟囔着“不识好歹”。

晚上回家，刚坐上饭桌，我娘“啪”地把筷子一摔：“这饭没法吃了！”

我问咋了，桌上就两碗稀饭，一碟咸菜，一个杂面窝头。

我娘瞪着秀兰：“你问你媳妇，今天干了啥好事！”

秀兰低着头，盯着面前的稀饭，一口都没动：“我去供销社花八毛钱，扯了块布，想给小军做件褂子。”

“八毛钱不是钱？你嫁过来，花过家里一分钱吗？他穿破点咋了，冻不着就行！”

秀兰嘴唇动了动，没说话，下唇的旧裂口又翻了起来，渗出来一丝血。

我从兜里掏出八毛钱，放在桌上：“娘，这钱我出。”

“你的？你身上哪一样东西，不是这个家的？”

“那您想咋办？”

“让她把布退了！”

秀兰站起身，就要往外走：“我去退。”

“坐下。”我喊了一声。

她没动。

“我让你坐下！”

她才慢慢坐回板凳上，屁股只沾了一点点边。

我看着我娘说：“娘，小军还是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去学校，被同学笑话，心里该难受了。就八毛钱的事。”

我娘盯着我看了半天，突然红了眼眶：“行，你娶了媳妇忘了娘。我回老家，不在这里碍你们的眼！”

“娘……”

“别叫我！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

秀兰没说话，起身走到柜子前，拿出那块叠得整整齐齐的蓝布，一声不吭地出了门。

我看着她瘦瘦的背影，肩胛骨都支棱出来，心里堵得慌，像塞了一团湿煤渣，喘不过气。

她回来的时候，把八毛钱放在桌上，钱都展得平平整整。

“退了。”就两个字。

我想安慰她，可她已经转身进了灶房，轻轻收拾着锅碗瓢盆。

那天夜里，她又没睡，背对着我，肩膀偶尔轻轻抖一下，我听见极轻的抽泣声，她拼命忍着，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来。

我攥紧拳头，砸了一下枕头，心里又疼又无奈。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熬。

每个月初五发工资，我领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把小军的学费留出来，装在牛皮信封里，秀兰月底送去娘家。

剩下的钱，一分不少交给我娘。

秀兰自己，从来舍不得花一分钱。

脚上的黑布鞋，穿了大半年，鞋底都磨薄了，走路硌脚，她就垫一块硬纸板，接着穿。

好在小军争气，期末考试考了全年级第一。

成绩单拿回来那天，秀兰难得开心地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还有一颗小小的虎牙。

她把成绩单贴在炕头墙上，用手抹了一遍又一遍，压得平平整整。

我娘斜了一眼，冷声道：“考第一能当饭吃？”

秀兰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慢慢收了起来，嘴角抿得紧紧的。

我赶紧说：“娘，孩子考得好，是好事。”

“好事？他能给你挣一分钱吗？”

我不再说话，说多了又是吵架，只能心里憋着气。

小军是个懂事的孩子，从那以后，每次来都帮着干活。

劈柴、挑水，还给我娘捶背，慢慢的，我娘的脸色，也缓和了不少。

第二年，小军升初二，成绩依旧是第一，还拿了地区数学竞赛三等奖。

县教育局发了通知，说这个成绩，上高中可以免学费。

秀兰攥着通知书，手抖得厉害，纸都被捏皱了。

我劝她：“这是大好事，你哭啥？”

她用袖口擦了擦眼泪：“我爹瘫那年，我以为这个家彻底垮了，没想到，还有今天……”

那天晚上，秀兰破天荒给我倒了一碗散装白酒。

“周建国，谢谢你。”

“谢啥，答应你的事，就该做到。”

“我知道你夹在我和娘中间，很难做。”

“她岁数大了，你别往心里去。”

“我不怪她。”秀兰端着酒碗，眼圈又红了，“我就是觉得，这辈子，我欠你的。”

“不欠，你嫁给我，是我占便宜了。”

她笑了，眼睛弯成月牙，是真心的开心。

1977年秋天，小军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一中。

秀兰拿着录取通知书，手一直抖，我让她冷静点，她却说冷静不了。

她把通知书贴在墙上，和之前的成绩单排在一起，摆正了又挪，挪了又摆正，折腾了好几回。

我娘也凑过来，眯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念完，惊讶地说：“真考上高中了？这小子，还真有出息。”

这是我娘，第一次夸小军。

秀兰背过身，偷偷用衣角擦眼泪。

可高兴劲还没过去，难题就来了。

高中在县城，需要住校，学费免了，可生活费、书本费，一个月最少十块钱。

那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五十二块，可我娘的药钱也涨了，光氨茶碱一个月就要四块多，算来算去，每个月只能挤出五块钱，还差一半。

秀兰犹豫着说：“要不，让小军别念了。”

“你再说一遍？”

“钱不够，不能把你拖垮。”

“郑秀兰，你嫁给我，就这一个条件，我答应了，就必须办到，你让我半途而废？”

“可钱从哪来啊……”

“我去挣，我找矿长申请加班，周末也下井。”

“你天天干活不休息，身体会垮的。”

“我扛得住。”

我打断她的话，这事就这么定了。

从那以后，我一个月只休两天，有时候连续二十多天不下井，上来的时候，腿软得跟面条一样，站在井口缓半天，眼前发黑，太阳穴突突直跳。

老周劝我：“你不要命了？”

我笑着说：“要命，更要挣钱。”

老周没再多说，把半包烟塞给我。

小军知道后，特意从学校赶回来，个头长高了不少，站在我面前说：“姐夫，我不想念书了。”

“又说胡话？”

“你太累了，我看着心疼。”

“累是我的事，念书是你的事。你好好考大学，就是对你姐最好的报答。”

小军蹲在地上，红着眼圈，一句话不说，指甲抠着地上的土。

秀兰推了他一把：“听你姐夫的，赶紧回学校上课。”

那天晚上特别冷，北风刮得窗户纸哐哐响，窗缝塞的棉絮都被吹了出来。

秀兰摸黑给我织了一条围巾，粗毛线的，针脚歪歪扭扭，还有一处织错了，鼓了个小包，可围在脖子上，特别暖和。

我问：“毛线哪来的？”

“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三毛二买的。”

我心里一下子就热了。

这个女人，自己三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攒了半年钱，就为了给我织一条围巾。

1978年夏天，我娘病倒了。

一开始只是咳嗽，夜里咳得睡不着，后来喘不上气，嘴唇都发紫。

送到矿上卫生所，大夫说是肺气肿转成肺心病，让赶紧转县医院。

住了一个月院，花了九十多块，我攒的钱全花光了，还跟老周借了三十块。

秀兰在医院伺候了一个月，端屎端尿，擦身喂饭，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我娘不好意思，秀兰就说：“娘，我是您儿媳妇，这都是我该做的。”

我娘拉着她的手，哭着说：“闺女，以前是我对你不好，你别记恨我。”

秀兰摇摇头：“我不记恨。”

娘出院那天，小军也放假回来了，个子快赶上我了，下巴上长出了绒毛，成绩依旧名列前茅。

秀兰看着成绩单，又哭了。

我笑着说：“你咋一高兴就哭？”

她也笑：“高兴还不行啊。”

年底，矿上出事了，塌方，我正好在井下。

石头砸下来的瞬间，轰隆一声，矿灯全灭了，眼前一片漆黑，煤灰呛得我喘不过气。

我赶紧往边上滚，可右腿还是被压住了，疼得我浑身冒冷汗，眼前发黑。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老周喊我的名字。

“我在这。”我声音虚弱得很。

“你咋样？”

“腿被压住了。”

“等着，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又过了很久，我才被救出来，右腿血肉模糊，裤腿和肉粘在一起，疼得我直咬牙。

被抬到井口，我一眼就看见秀兰。

她脸色白得像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双手紧紧抓着井口的铁栏杆，指节都发白了。

看到担架上的我，她冲过来，腿一软，差点摔倒。

“你咋样？”

“死不了。”

“你腿上全是血！”

“小伤，不碍事。”

她蹲在地上，哭得浑身发抖。

到了医院，大夫说右腿骨折，要养三个月，矿上赔了三百块工伤费。

秀兰攥着钱，哭着说：“这钱给你养伤，谁都不能动。”

“那小军的学费……”

“我去想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秀兰去矿上食堂帮工，每天凌晨四点就去，晚上八点才下班，洗菜、切菜、刷锅、蒸馒头，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一个月挣八块钱。

她的手被碱水泡得发白，指缝全是裂口，渗着血，缠上布条，接着干活。

开春的时候，我的腿才好利索，可落下了病根，一变天就酸疼，走路还有点跛。

我找矿长调去地面工作，地面工资低，一个月四十块，我也答应了。

矿长问我：“你小舅子要考大学了，这点工资够吗？”

我说：“够不够，都得想办法。”

1979年七月，小军参加高考。

秀兰紧张得三天没合眼，坐在灶台前发呆，饭忘了做，水烧开了都不知道。

小军考完回来，嘴上起了一圈泡，说估分还不错。

八月份，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省城的大学，机械系。

秀兰捧着通知书，哭得泣不成声，手哆嗦得连信封都撕不开，还是我帮她拆开的。

可学费又是大难题，一年要近两百块。

我每个月四十块工资，去掉家里开销、药钱，一分钱都攒不下。

秀兰去求她姐姐，走了三十里路，空手回来。

她姐姐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不管这事。

秀兰脚上磨出两个血泡，回来后，半天没说一句话。

我跟老周借了五十，跟矿长借了五十，又跟工友凑了一百五，还差五十。

最后，秀兰把她娘留给她的唯一一副银镯子卖了。

那镯子，她一直用红布包着，藏在柜子最底下，是她最珍贵的东西。

我急了：“你疯了？这是你娘的念想！”

“我娘要是知道，能换小军上大学，她肯定愿意。”

小军去省城上学那天，秀兰给他做了两身新衣服，一针一线亲手缝的，还塞了三十块零钱，全是一块两块的小票。

“在学校省着点花，但也别委屈自己。”

“姐，太多了。”

“不多，在城里，不能让人看不起。”

小军红着眼圈，坐上了去省城的车。

车开走后，秀兰站在路边，久久没动，尘土落在她身上，她都没察觉。

我走过去说：“走吧，回家。”

她转过头，眼眶红红的：“周建国，谢谢你。要不是你，小军这辈子就毁了。”

“谢啥，都是一家人。”

那天晚上，我问她：“秀兰，你后悔吗？嫁给我这个穷矿工，跟着我受了这么多苦。”

她看着我，认真地说：“我后悔没早点嫁给你。”

我笑了，她也笑了。

后来，小军拿了奖学金，每个月还会给家里寄信。

秀兰每次都把信读给我听，读着读着就哭了，哭完又笑。

1980年，我娘的身体更差了，药钱一个月要十五块。

秀兰又去矿上洗衣房找了份活，一天干十八个小时，人瘦得脱了相，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

我心疼她，想重新回井下干活，工资高一点。

秀兰急了，把手里的盆摔在地上，哭着说：“你答应过我，不再下井！你要是出事了，我也不活了！”

我赶紧哄她：“我不去了，我答应你，好好的。”

从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秀兰每天都去井口等我下班，工友们都笑我，说我媳妇天天来接我。

我心里却甜得很。

后来，小军说想考研，需要更多钱。

秀兰沉默了很久，决定去省城打工。

我拦不住她，她办了停薪留职，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走了。

临走前，她天没亮就起来，叮嘱我：“你照顾好自己，别太累。”

第二天，我去找矿长，预支了半年工资，二百四十块，全寄给了小军。

小军很争气，顺利考上了研究生。

秀兰从省城回来，又黑又瘦，手上全是厚厚的茧子，干了八个月，洗盘子、搬砖、看孩子，什么苦活都干，攒了三百块钱。

她一进门，看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立马冲过来，掀开我的裤腿，看到腿上长长的伤疤，一下子就哭了。

“你答应过我，不下井的！”

“不下井，哪来的钱供小军？”

“我可以去挣，我不怕苦，我就怕你出事！”

我蹲下来，紧紧抱住她，心里又酸又暖。

小军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了省城研究所，第一个月工资，就寄回来五十块，还说以后每个月都寄。

秀兰拿着钱和信，终于笑了，这次没有哭。

她把小军所有的成绩单、通知书、奖状，全都整整齐齐收在柜子里，一张都没丢。

我看着她，又问：“秀兰，你这辈子，为了弟弟，为了这个家，吃了这么多苦，后悔吗？”

她靠在门框上，看着夕阳，笑着说：“后悔啥，我这辈子，值了。”

我又问：“后悔嫁给我吗？”

她还是那句话：“后悔没早点嫁。”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看着墙上泛黄的喜字，看着一柜子的成绩单，我想起1974年，供销社门口的那个下午。

秀兰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攥着蓝布包，问我：“嫁了你，能让我弟念书不？”

我答：“供。”

就这一个承诺，她押上了自己的一辈子。

八年，她没添过一件新衣服，没吃过一顿安稳饭，没睡过一个完整觉。

把所有的青春和心血，都给了弟弟，给了这个家。

我端起搪瓷缸，一饮而尽，看着眼前的秀兰，认真地说：“郑秀兰，下辈子，我还娶你。”

她笑了，眼泪顺着脸颊滑落，轻声说：“下辈子，换我养你。”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院子里的老枣树上，影子落在地上，安安静静的。

这辈子，有她陪着，再苦，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