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6月,悉尼港的码头边,一群衣衫褴褛的男性囚犯正伸长脖子,等着从英国来的补给船。他们盼着面粉、腌肉,却没想到,跳下船的,是221名挺着大肚子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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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艘名为“朱莉安娜夫人号”的船,载着221名女囚,从伦敦出发。她们大多是因为偷了一块面包、一件衣服,就被判流放。在那个年代,英国监狱人满为患,北美独立战争后,澳洲成了新的“垃圾场”。
然而,这趟航程并非简单的流放。船上的女囚,成了水手和军官眼中的“商品”。为了换取一口干净的水、一片能治坏血病的柠檬,甚至只是为了能到甲板上透口气,她们不得不屈从。船舱里,汗臭、呕吐物和绝望交织,而甲板上,一场无声的交易正在进行。当船抵达悉尼时,除了少数几人,几乎所有女囚都怀有身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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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澳洲殖民地来说,是场及时雨。当时的澳洲,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近6000名男性囚犯,女性却不足200人。总督菲利普深知,没有家庭,没有孩子,这片土地永远只是个临时监狱。这些怀孕的女囚,成了“子宫救星”。
登陆后,女囚们被迅速“分配”。男囚犯们像挑选牲口一样,看中了谁,就往她脚边扔一块手帕,若她捡起,便算成了婚。政府甚至出台政策,结婚生子,就能获得土地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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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所谓的“自由”,对许多女囚来说,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那些没有被挑走的,或者被认为“不服管教”的,会被送进“女囚工厂”。
帕拉马塔的女囚工厂,名义上是劳动改造场所,实际上更像一座人间地狱。这里没有窗户,空气里弥漫着未清洗的羊毛的腥膻味和排泄物的恶臭。怀孕的女人也得干活,她们挺着肚子,在监工的皮鞭下纺纱、织布、清洗羊毛。晚上,她们就睡在潮湿冰冷的羊毛堆里,许多人因此患上疾病,生下的孩子也大多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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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被“分配”出去的女人,命运也未见得更好。她们成了丈夫的私有财产,洗衣、做饭、下地,无休止的劳作是家常便饭。反抗?等待她们的可能是鞭打,或是被重新送回工厂。
玛丽·韦德,13岁因偷窃被判流放。她挺着肚子登陆,被分给一个文盲鞋匠。她不仅教鞋匠做靴子,还和他一起开垦了80亩地。她一生生了21个孩子,84岁去世时,已有300多名后代。今天,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是她的后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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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英国视为“垃圾”的女人,用她们的坚韧和生命力,在荒原上扎下了根。她们的后代,没有背负“囚犯”的耻辱,反而将这段历史视为开拓精神的象征。
从1788年到1868年,约16万名囚犯被流放到澳洲。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建立了一个比英国更激进的国家——妇女选举权、最低工资制、全民医保,这些政策在澳大利亚的推行速度都快过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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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澳大利亚已是人均GDP排名世界前五的发达国家。那些曾经被鄙夷的女囚,成了这个国家的“开国之母”。她们的基因,流淌在数百万澳大利亚人的身体里。
历史总是充满讽刺。大英帝国想用她们填充殖民地,她们却用血肉和坚韧,生出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当你下次看到澳大利亚的金发碧眼,或许可以想想,那背后,可能藏着一段偷面包的往事。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是殖民的罪恶,还是生命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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