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北伐”成笑话，司马懿野心藏不住了，这一仗蜀汉续命二十年

文｜鹿

曹爽是草包吗？

历史书上说是。他带着十万大军去打蜀汉，在兴势山道里被王平用两万人堵了半个月，最后灰溜溜撤兵，成了笑话。

可一个草包，怎么能在魏国朝堂上压制司马懿长达十年？一个草包，为什么偏偏选择在244年发动这场战争？

其实他不是草包，他是一个被政治野心冲昏了头的赌徒。而兴势之战，就是他押上全部筹码的那一把牌。这一把输了，输掉的不仅是十万大军的颜面，更是整个曹魏的根基，甚至为三百年乱世开了第一枪。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曹叡病死，临终托孤，让曹爽和司马懿一起辅佐小皇帝曹芳。这俩人，一个是宗室代表，一个是士族领袖，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心里都明白，这权力的天平早晚得往一边倒。

曹爽当时是大将军，名义上的一号人物，可他心里虚啊。他爹曹真那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名将，可曹爽自己呢？没怎么上过战场，在军功至上的三国时代，这是个致命的短板。

再看司马懿，那是什么人？擒孟达、拒诸葛、平辽东，军功赫赫，在军队里的威望，十个曹爽绑在一起也比不上。曹爽想真正掌权，就必须在军队里说了算，怎么才能说了算？得打胜仗，得有自己的“军功章”。

所以，到了正始五年（244年），曹爽坐不住了。他得搞个大新闻。打东吴？那边防线漫长，水军强大，不好啃。思来想去，还是蜀汉这个“软柿子”捏起来更合适。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情报：蜀汉的大司马蒋琬，在一年前（243年）把主力部队从战略要地汉中，撤到了后方的涪县（今四川绵阳）。

这信息一传到曹爽耳朵里，他眼睛肯定亮了。在他看来，这就是天赐良机啊！汉中空虚，守军不过三万，此时不取，更待何时？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率大军攻入汉中，凯旋长安，从此威震天下，让司马懿靠边站的美妙景象。

朝堂上，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清楚地很，秦岭不是那么好翻的，蜀汉也不是没人了。但曹爽根本听不进去。在他看来，司马懿的反对恰恰证明了自己的正确——你怕了？你怕我立功？我偏要去！这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行动了，这完全是一场被政治私欲绑架了的豪赌。

于是，正始五年（244年）三月，曹爽带着他精心挑选的队伍出发了。他任命自己的亲信、表弟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全权负责，又让久在西北的雍州刺史郭淮做先锋。他自己则从长安出发，率领着从各地征调来的六七十万大军（算上后勤民夫总数超过十万），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那通往汉中的三条栈道之一——骆谷（傥骆道）。

选择走骆谷，这件事本身就暴露了曹爽在军事上的天真。咱们今天可以看看地图，从关中到汉中有三条路：东边的子午道，最远最险；西边的褒斜道，路况相对最好，也最成熟；中间这条骆谷道，是三条路里最短的，只有约210公里。曹爽选这条最短的路，他的心思其实不难猜：他想速战速决，在蜀汉援军到来之前，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汉中，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可他忽略了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地理和后勤。几万甚至十几万大军，带着数不清的粮草辎重，牛马骡驴，挤进了秦岭深处这条狭窄、崎岖、险峻到令人绝望的谷道里。

史料上记载，骆谷道不仅难走，而且中间有很长一段路是绝水地段，根本找不到水源。大军进去没多久，就乱套了。人和牲口在闷热的峡谷里挣扎前行，水很快就喝光了，运输的牛、马、骡、驴开始大批渴死、累死，尸体横在道上，很快就腐烂发臭。

粮草运不上去，士兵们又渴又累，士气从一开始的雄心万丈，迅速跌落到谷底。史书上那句“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咱们今天读来，是不是都能感受到那股子绝望和凄惨？这哪是去打仗，这分明是去秦岭里受酷刑。

就在曹爽的魏军在骆谷道里苦苦挣扎、一寸一寸往前挪的时候，汉中这边，蜀汉的镇北大将军王平，正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王平这人，咱们熟悉三国的都知道，他原来在曹营，后来投了刘备，街亭之战时，他作为马谡的副将，是唯一一个看出布阵有问题并苦苦劝谏的人，战后，跟他一起倒霉的将领都被罚了，就他一个人因为表现突出被升了官。这说明王平这个人，别的不好说，但有一条是绝对的——他懂地理，懂实战，知道在山地该怎么打仗。

当时，他手头确实只有不到三万人马。面对号称十万的魏军，换了一般将领，肯定吓得腿软，会选择最保险的办法：放弃外围，全军收缩到汉、乐二城（诸葛亮生前修筑的坚固城池），固守待援。这也是当时他手下大部分将领的意见。

但王平力排众议，说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

“不能这样。汉中到涪县上千里地，援军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到的。如果咱们把险要关口都让出去，让魏军畅通无阻地进了汉中平原，拿下了阳平关，那才是塌天大祸！咱们必须利用秦岭的险要地势，把敌人挡在外面！”

他看的太透了。他知道，自己的优势不是人多，而是对地形的熟悉和利用。他立刻做出了部署：命令护军刘敏、参军杜祺，率兵迅速抢占骆谷道南出口的战略要地——兴势山。他让刘敏到了兴势山，别急着硬拼，而是“多张旗帜，绵延百余里”，就是在山上到处插旗子，搞得声势浩大，让魏军远远一看，以为这里有千军万马，心里先怵三分。

同时，王平自己亲自率一支精兵在后策应，防止魏军分兵从旁边的黄金谷绕过来偷袭。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我就堵在你们出山的口子上，利用有利地形死死咬住你，让你这十万大军在谷道里展不开、冲不动，耗也能把你耗死。

事情的发展，完全按照王平的剧本在走。四月份，当曹爽的魏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快走出骆谷道，看到兴势山的时候，他们绝望地发现，蜀汉的旗帜早已插满了山岗。

一场残酷的攻坚战开始了。但魏军的状态实在太差了，一路上的饥渴和疲惫让他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面对以逸待劳又占据地利的蜀军，他们撞得头破血流，就是无法前进一步。十万大军，就这样被死死地卡在了兴势山前，进退两难。

此刻的曹爽，想必是焦头烂额。前进不得，后退更不行，那等于宣告失败。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后方传来了一封让他胆战心惊的信。信是他的政敌、太傅司马懿写给夏侯玄的。司马懿在信里毫不客气地指出：

“以前武皇帝（曹操）跟刘备争汉中，差点儿一败涂地，你不是不知道吧？现在蜀军已经占据了兴势，你们前边攻不进去，后边万一再被截断，到时候就算想负荆请罪，怕也没机会了！”

这段话，刀刀见血。曹操当年在汉中确实吃过大亏，这是曹魏集团集体的历史记忆。司马懿这话，等于是在提醒夏侯玄：别跟着曹爽一起作死，历史的教训就在眼前。

可以想象，夏侯玄看完信，后背肯定也是一凉。他赶紧去找曹爽，劝他撤军。当时，曹爽的参军杨伟也极力主张立刻撤退，甚至当着曹爽的面，指着他的智囊邓飏、李胜大骂，说他们“将败坏国家事”，可以斩首。

曹爽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也知道事情不妙了。他这个总指挥，竟然还要靠别人反复劝说才“不情愿地”下令撤军，这说明他直到最后一刻，脑子里想的还是自己的面子和功劳，而不是几万将士的性命。

可是，晚了。

他们想走，费祎不让了。

费祎，蜀汉的大将军，当时正在从成都赶往汉中的路上。他可不是个只会搞内政的文官，在诸葛亮时代，他就是重要的谋士和将领。他一到前线，就敏锐地嗅到了战机。他判断，魏军补给耗尽、士气低落，撤退是必然的。而且，他们要走，就只能原路返回，再钻回那条让他们九死一生的骆谷道。

费祎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果断率军，抢先绕道，占据了骆谷道上的三处险要关隘——沈岭、衙岭和分水岭。这三岭，是骆谷道上的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费祎这一手，等于是把曹爽大军的退路给彻底堵死了。

五月，撤军的命令终于下达了。早已士气崩溃的魏军，在狭窄的谷道里争相奔逃，乱成一锅粥。当他们逃到三岭时，迎面撞上了费祎以逸待劳的精锐之师。一场惨烈的伏击战打响了。蜀军据险而守，箭如雨下，滚木礌石从天而降。

魏军为了活命，只能拼死争夺险要隘口，在崎岖的山路上与蜀军展开肉搏。没有水源，没有粮食，没有援军，身后的道路上还堆满了之前累死、渴死的同伴和牲口的尸体。这场战斗，已经不是战争，而是一场屠杀。

最终，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后，曹爽和他的残兵败将们，才勉强从这条死亡通道里逃回了关中。他们带去的数万头运输牲口，几乎全部损失殆尽，带去的粮草辎重，也都扔在了山里。经此一役，关中的物资储备被严重消耗，史书记载“关中为之虚耗”。

说到这里，我们才能开始真正的“分析”。兴势之战，看似只是一场防御战的胜利，但它的影响，就像投进湖面的石子，涟漪扩散到了三国乃至后世。

首先，它对曹魏内部的政治格局，产生了立竿见影的致命影响。曹爽本想通过这场战争建立军功，压倒司马懿。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十万大军差点全军覆没，关中地区被折腾得元气大伤。他的威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一落千丈，朝野上下对他的无能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而司马懿呢？他什么都没做，只是写了一封信，就完美地预言了这场失败，他的“先见之明”和曹爽的“刚愎自用”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一刻起，曹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威就已经开始崩塌了。五年后的高平陵之变，司马懿能一举成功，曹爽瞬间众叛亲离，可以说，种子就是在这场兴势之战中埋下的。

其次，对于蜀汉来说，这场胜利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不仅仅是打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更重要的是，它为蜀汉续了命。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此战蜀汉输了，汉中丢了，那蜀汉的北大门就彻底敞开了，以曹魏强大的国力，蜀汉的灭亡可能提前二十年就会到来。正是王平的正确决策和费祎的果断出击，以不到三万的兵力，粉碎了曹魏的进攻，保住了汉中这个战略屏障。

这场胜利极大地提振了蜀汉军民的士气，证明了在诸葛亮、蒋琬之后，他们依然有优秀的军事将领，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此战之后，费祎因功被封为成乡侯，他的威望和权力也达到了顶峰，确保了蜀汉在接下来近二十年的稳定。

而最深远的影响，恐怕连当时的当事人都没能完全预料到。兴势之战，是一场典型的“攻势防御”胜利，它完美地诠释了利用地形、后勤和正确战略决策，如何能够以少胜多。

然而，这场胜利也给后来的蜀汉将领，尤其是姜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产”和“包袱”。王平在兴势的成功，证明了一个真理：依托秦岭险要，蜀汉完全可以抵挡住数倍于己的魏军。这个成功的经验，让“据险固守”几乎成了蜀汉国防的“金科玉律”。

但问题在于，任何战术的成功都有其特定的条件。王平的成功，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魏军的主帅曹爽是个军事外行，犯了兵家大忌；二是蜀汉内部还能上下一心，费祎、王平、刘敏等人配合默契。

当时间来到几十年后，当蜀汉内部的政治日益腐败，当魏国的主帅换成了军事能力远胜曹爽的钟会、邓艾，当魏国的国力已经强大到可以多路并进时，王平的“成功经验”还能完全复制吗？

姜维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后来提出了著名的“敛兵聚谷”策略，即收缩汉中的外围防线，把魏军放进来打，然后断其后路，聚而歼之。这个策略有错吗？从军事理论上看，它更具进攻性和灵活性，是想打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而不是被动地消耗战。

但是，这个策略在魏延、王平时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它等于主动放弃了秦岭这道天险，这恰恰是王平当年拼死也要守住的原则——“贼若得关，便为深祸”。

那么，到底谁对谁错？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合不合适。王平的策略，适合国力相对较强、内部团结、旨在“自保”的蜀汉前期；而姜维的策略，适合国力日衰、必须冒险一搏、旨在“求生”的蜀汉晚期。

历史证明，姜维的冒险失败了，钟会大军轻松进入汉中，邓艾偷渡阴平成功，蜀汉灭亡。但我们也无法证明，如果继续沿用王平的“重门”之略，蜀汉就一定不会灭亡。毕竟，国力上的绝对差距，不是单靠一两场战役的胜利就能永远弥补的。

回看整个兴势之战，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

一个出于自私政治目的的进攻，因为主帅的无能，变成了一场灾难；

一场伟大的防御胜利，为敌对国家续了命，却也为自己的母国埋下了未来的祸根；

而这场战役所造成的巨大损耗，更是间接导致了关中地区的虚弱，为后来西晋时期关中地区的动荡、五胡的兴起，乃至华夏三百年的大分裂，都产生了难以量化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