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丨两种人生

来源《泽畔时光》

哲学家、散文家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

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一生笔耕精勤，著述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

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与张老有半个多世纪交情的好友启功这样评价张中行：“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有长者风范。可张中行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可老人对此却从未有怨言，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曾经有记者采访张中行时问他：“一个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张中行答曰：“男女之情”，再追问对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时，张中行还是回答男女之情，可见张中行绝对是位多情才子。

张中行先生部分著述也许正因为一个“情”字，在他与杨沫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里，无论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张中行始终沉默以待。

张中行1931年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二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这是张中行弥足珍恋的一段生活。

杨沫的三妹、电影明星白杨的这个艺名还是张中行给起的。白杨考上北平艺专后，就请有学问的姐夫给起个名字，张中行就在他最喜欢的《古诗十九首》中取“白杨何萧萧”一句中的“白杨”二字为名。不过，后来白杨曾经多次劝杨沫离开张中行。张中行在回忆中写道，她那非常前卫的演员妹妹白杨曾经对她说：“大姐，你真软弱，你看他成天钻在古书堆里，一个书虫子，还成天戴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酸溜溜的样子，有什么可爱的！？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可爱的人？”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1936年早春，张中行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学的刘君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还想保全这个小家庭，最好是把杨接走。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重过朝夕相处的生活。但是，杨沫仍旧暗暗与马建民通信。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是蒸汽。

也就是在1936年，张中行被南开中学解聘，于是和杨沫二人回到北京。一回到北京，经过反复思量，张中行最终向杨沫提出分手，而杨沫也“面色木然”地应允了，两人情分划上句号。杨沫和马建民结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

解放后，张中行只是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在出版社当一个普通编辑。而杨沫和马建民都成了德高望重、炙手可热的老干部，待遇完全不同。在运动前，马建民从国务院机关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代理党委书记，副校长。后来又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把手。

出版社的编辑同事曾经回忆说，有汉奸帽子的鲁迅弟弟周作人门前冷落车马稀，只有张中行每个星期去看望一次。因为周作人在北大时教过张中行，日寇占领北京时，周作人出任伪职，张中行还曾经写信给老师劝阻过。

运动爆发了，“老舍被揪出来时，杨沫就在现场,她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兔死狐悲”,恐怖之极。据浩然撰文讲:“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

让人感叹的是运动时期杨沫和马建民这对夫妇，为了保全自己，居然互相揭发，在家庭内部闹起来。在压力的冲击下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忠诚都变得轻若鸿毛。先是马建民揭发杨沫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接着杨沫也以牙还牙，用大字报的形式揭发丈夫马建民和已经被打倒的邓拓不一般的关系，上演了一场人间的闹剧和悲剧。

张中行呢？ 杨沫的儿子写道：“张中行虽然学识渊博，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运动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其间，被批斗三次。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生产’；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默默无闻。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然而张中行却始终没指责过母亲一句。每对人提到母亲时，他总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杨沫在运动结束后写道：“专案组里有人告诉我，为调查我的问题，他们找到了张中行。调查的人以为他会恨我（因为思想不合，是我抛弃他的），一定会说出我的什么‘不好的’历史来。可是，调查的人失望了。他在本单位原已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又顶住了调查我的压力，他说了真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无论怎么压——我想象得出，他们对他的压力会比对贾大哥的压力还要沉重。但他绝不改口。他总是这两句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听到专案组的同志这样告诉我时，我对他肃然起敬了。”

杨沫1936年和马建民结合，到1985年马建民去世，他们的婚姻存续整整半个世纪。幸福吗？作为他们的儿子，老鬼写出了一段不幸的、痛苦的、失败的婚姻，还哪里有“幸福”可言！ 老鬼写杨沫和马建民结婚不久就感情不合，两人分多聚少，貌合神离。杨沫日记透露对马建民的意见是不爱她，冷漠，不和她住一个房间。

这种现象背后，使我们体会到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厌烦。为什么会厌烦？杨沫一来感情充沛容易转移，曾经在心里爱上这个爱上那个，虽然理智上知道有丈夫有孩子，并没有怎么样，但是，不会不露出蛛丝马迹，丈夫马建民会没有反应？二来，杨沫脾气不好，大概是歇斯底里型，打、骂孩子家常便饭似的。这些原因足够作为丈夫的马建民厌烦，以至于痛苦、无奈，久而久之冷漠得形同路人。

马建民自己也有毛病，据老鬼写，马建民“抠门”到自己的女儿回家吃饭也要交钱交粮票，一两一钱、一分一厘也要算得清爽。马建民也很暴躁，老鬼就吃过他很多次暴打，杨沫打老鬼时他在一边加油加醋、摇旗助威。如此，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仇恨多于温情。女儿马豁然就写过这样的信，信中称自己的爸爸为“马无赖”“豺狼”“死无葬身之地”等等，仇恨之烈火燃烧，那里还有父女亲情？在婚姻存续的49年中，马建民、杨沫都对对方冷透了心，每人都自顾自地不断变换着异性情人来安抚自己那颗破碎的心了。一个小气的男人、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两个资历不浅的老革命，却把日子过成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修养和性格。老鬼的文字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文化不高，修养很差，性格令人讨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杨沫对待自己子女的态度。杨沫的铁石心肠式的冷酷、暴戾、自私和不近人情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用老鬼的话来说就是“母亲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老鬼的哥哥长期患肠炎经常肚子痛，杨沫认为他在装病，说他“自私卑微”，家里藏的钱不翼而飞，硬赖在哥哥头上，杨沫骂他是“白眼狼”“愚而诈”，哥哥当面顶撞她，她就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和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哥哥和我一样，回到家也吃不饱。他每次主动交粮票，还带病帮父母干活，依旧老挨骂。他在清华大学饿昏过一次，回到家里也饿昏过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姑姑竟然还给过他粮票！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老鬼在内蒙古下乡时被错划为x'x'x，杨沫处之泰然，老鬼劳改了好几年回来，父母见到他也“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一点不像与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79年老鬼在北京大学读书，在家和父母发生了一些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杨沫竟然给校方写信，揭发和谴责儿子的言行，要求学校严加管教，必要时给予处分。

老鬼的书中还披露了杨沫与她秘书之间的暧昧不清的关系。杨沫62年以后就常年住在北京香山写作和养病，很少回北京市区的家，83年杨沫以方便接待外宾为由，要北京市委给她在香山盖一个小院，房子很快就盖起了，负责操办此事的是她的一个姓罗的秘书。早在六十年代杨沫在香山结识了这个姓罗的年轻病人，这个颇有心机的病人怀着对著名作家的崇拜，把杨沫吹捧为 “中国的托尔斯泰”。他精明能干，忠心耿耿，赢得了杨沫完全的信任，逐渐走进了杨沫的个人生活，成了杨沫的私人秘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杨沫的言行，杨沫也因此和家庭疏远得几乎形同路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持了长达30年之久。

秘书“为方便协助母亲，就堂而皇之地与母亲住在一个院子，连他的户口也上在了母亲的住处。”杨沫和秘书之间的传闻开始流传，“姐姐小胖最先怀疑。老家的侄女也认为，她和那个助手关系不正常。”我们和老鬼一样，无法去证实他们之间真实的关系和行为，我们只能说，杨沫因为和丈夫关系破裂，和子女关系冷淡，在多年守活寡、受伤害的情况之下，和这个精明的秘书之间产生某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流露出杨沫的某种人性、人心的自然状态，无论发生或者没发生什么，都情有可原吧。但这个秘书，却把这种关系当作了日后挟制杨沫的武器，凌驾在杨沫的一切家人之上，借杨沫之名谋一己之利，甚至要求杨沫把他作为遗产继承人写入遗嘱，由于杨沫和这等人搅在一起，使得她和孩子之间的隔膜更深，距离更远。老鬼之所以毫不避讳地写出杨沫和秘书之间的关系，只为了写出一个真实的杨沫。所幸杨沫最终后悔了自己的轻信，摆脱了秘书的纠缠。

马建民去世4年后的1989年，杨沫经人介绍与小她几岁的李蕴昌结婚。

与杨沫分手后，张中行和以温柔贤惠闻名的李芝銮结婚，此后一直相濡以沫，在北京过着清贫的生活。

1936年，26岁的张中行遇到与他岁数同样的李芝銮。李芝銮与张中行是同乡，长相庄重，但个性却十分豪放，为人处事也是直接了当。在李芝銮眼里，张中行是个博学多才、胸怀远大的人，她对他极其钦佩。

结婚后，张中行与李芝銮也是亲密无间。李芝銮将张中行照料得体贴入微，而她也竭尽全力依靠着张中行。日子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迟缓流动，丰富又幸福快乐。1971年5月底，张中行刚从干校回来，就接到命令，要他回香河老家，可老家早就没地方住了，本来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不离开北京的，可是说起来他当时也真是很傻，10月他就一个人回了香河。当时女儿张莹大学毕业刚结婚，在唐山劳动锻炼送他去的，到了后给他挑满一缸子水，也不敢久留，当天就回来了。

那时候他已经快70的人了，老家并不要求他干活，但他自己出门常捡了粪送到生产队积肥。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生活是很艰难的，他用煤油炉自己做饭，不像别的农家那样烧炕，冬天就很冷，老鼠又多。就是这样，他还写了不少诗词。说是乐观吧，也谈不上，他就是安静，凡事心平气和，整个人生都看得透，不管有什么状况他都能接受和顺应。

他在干校的时候还有工资，每月到人教社在北京的留守处去领，朱光潜的夫人就在留守处工作，每次把钱交给他还要嘱咐一句：“拿好钱啊，别丢了。”可是他回香河就没有工资了，户口都打回去了，不过还吃商品粮。按照那时的政策，摄氏4度是一个界限，只要气温低于4度，他才能回北京，住在女儿张文的家里，每次回来还要赶紧去办临时户口，而且临时户口有效期只有三个月，要是超过了，必须当天去续，否则被查出来就不得了了。现在想起来，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等他终于回到北京，80多岁时才想起在人教社工作了几十年，怎么都没分房子，这才去要。于是在燕园分了一套三居，很普通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顶棚一张，墙四面，地一片”。在这之前，他一直跟女儿张文家一起住，都想不到向单位要求什么。不过，单位对他也是蛮好的。

朋友回忆说，行公运动后从“发配地”香河老家回到北京，寄住在北大朗润园二女儿的家里。当时家里人很多，住得很挤。行公每天早上散步锻炼之后，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以一个方凳为桌子，开始趴着写作，一写就是一上午，中午休息一会儿。他规定自己每天要写2000到3000 字。他不会电脑，也没人帮助整理稿子，但他写东西很少改动，常常是一气呵成，文稿很干净。

后来条件好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还能比较舒展地写字写稿了。因为饱受老北大精神，行公崇尚自由和容忍，他说：“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表现在编辑工作中，就是对作者的尊重。他一般不轻易改动作者原稿，曾说自己“没有万分把握，不改人家的稿子”。而后来行公自己的稿子却每每被编辑任意删改，如把“娑婆”世界改为“婆娑”，殊不知前者是佛家术语，指众生烦恼的大千世界，后者是描述舞蹈的形容词。还有编辑望文生义，将他文章所引的《诗经》典故“七月流火”改成了“赤日炎炎，酷热难当”。 朋友回忆说，张中行精于文物鉴定，自己也收藏了不少所谓“长物”。后来名气大了，大家都找他来评判旧物真伪，他是来者不拒。旧物虽真，亦未必能入他的眼，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收藏是精而又精。

北京人艺演出《北京大爷》时，主演韩善续说：“这戏的戏核是祖传的宣德炉，张老爷子不是有一个吗？能不能借我们在戏里用用？”朋友把这话转告了行翁（张中行），行翁想都不想便说，“你抱去吧。用完就留你那里。”朋友急了，误以为他是怀疑自己找个借口来要他的炉。行翁反而笑了：“我这岁数是该散的时候了。既然你们要用，这件就给了你，那怕什么呢？”他平日买块烤白薯就当一顿饭，却能随手把价值至少数十万的东西送人，这样的人以后还会再有吗？朋友终于没有接受他的宣德炉，但已经着实领受了他的馈赠。

1995年，杨沫因肝癌逝世，张中行获得消息后，表示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因为欲见最后一面，是因为“或敬重，或情牵，而现在两者皆无。”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晚年时期的张中行，一直有一个心愿：他期待能与妻子相守到老。就算是故去，张中行也期待比妻子早一步离开人世间，安祥地沉眠在妻子怀中。一想起两人会生死别离，张中行就觉得心神不安。他不害怕身亡，恐怕与妻子分离。李芝銮也数次向他承诺“会比他晚去世”。

95岁时，张中行重病住院治疗。就在张中行住院治疗没多久后，他的妻子李芝銮突发急病去世。这一次，李芝銮只有言而无信了，两人携手并肩了69年。

为了不让张中行伤心过度，进而加剧病况。儿女们向张中行瞒报了李芝銮过世的信息，只说李芝銮也生病了，去医疗院休养。

未获知实情的张中行，在最后的几年中常常说“要等自身病好后，写许多文章挣钱给妻子就医”。

就是这样，张中行在儿女们善良的谎言里欣然渡过了三年。98岁时，张中行溘然长逝。他自始至终不清楚，妻子李芝銮三年前就离他而去。

2006年，与季羡林、金克木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