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五个兄弟。”
这是梅根·科林斯坐在我对面说的第一句话。
她没看我,眼睛盯着手里的咖啡杯。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黑色油污,指节粗大,手背上横着三道发白的旧疤。荷兰港的酒吧里,收音机正播着暴风雪预警,窗外拴着的渔船撞得码头砰砰响。
“不是同一趟出海,也不是同一条船。”她终于抬起头,“是这些年里,五个我带过的兄弟,永远留在了白令海。”
她顿了顿。
“最年轻的那个,19岁。他妈在我怀里哭了一个小时。”
我本来准备了很多问题。此刻全部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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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年前,我第一次踏上那条该死的船
梅根今年三十四岁。阿拉斯加荷马港人,六岁跟着父亲上船。
“我爸不是捕蟹的,他拖网打鳕鱼。”她笑起来,嘴角扯到一边,“但我妈走得早,家里没人看我,他就把我塞在船舱里,用安全绳绑在床柱上。我晕船吐得像喷泉,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就在甲板上喊‘吐完记得喝热水’。”
十六岁,她第一次登上捕蟹船。
那是她哥哥杰克的船。杰克大她八岁,是家里唯一真正吃这碗饭的人。捕蟹季缺人手,杰克在电话里跟她说:“来干一季,挣够你三年大学学费。”
“我去了,他就让我干最脏的活——洗蟹笼、切饵料、铲冰。”梅根的声音低下去,“那一年我差点死掉。浪打过来的时候我没抓住缆绳,整个人滑到船舷边,半条腿挂出去了。要不是旁边一个老头拽住我的救生衣,我就没了。”
她停了一下。
“那个老头第二年也没了。心梗,在甲板上倒下去的,等船靠岸,人已经硬了。”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我注意到她的右手一直在摸左臂,反复地摸,像在确认自己还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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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叫做“疯女人”的日子
阿拉斯加捕蟹业,女人极少。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商业捕捞是全美最危险的职业,死亡率是普通工人的30到50倍。而在这行里,女性从业者占比不到3%。
梅根二十二岁考到了船长执照。那时候整个阿拉斯加有执照的捕蟹船长三百多人,她是唯一一个女人。
“他们叫我‘疯女人’,不是当面叫,是用对讲机叫。”她的笑容变得很硬,“每次我报船号‘阿拉斯加玫瑰’,对讲机里就有人吹口哨,有人说‘回家煮饭去吧’,有人说‘你那条船上的男人是不是都软了’。”
她不骂回去。
“我就干一件事——比他们都能扛。”
捕蟹季通常只有5到12个有效工作日,但在这几天里,船员每天要干18到21个小时。零下二十度的气温,10米高的巨浪,每个钢制蟹笼重300到800磅。
“女人力气小,这是事实。”梅根不否认,“我拉不动绳子的时候,就多跑两步,用身体借力。我举不起笼子的时候,就拆开分两次搬。我不能跟海浪比力气,但我能跟它比谁撑得更久。”
她花了三年,从一个被人质疑的女船员,变成了拥有自己船和配额的船长。
“你现在还觉得阿拉斯加捕蟹是几天暴富的捷径吗?”她突然问我。
我没回答。网上确实到处流传“工作5天赚10万美元”的神话。
“那都是扯淡。”她说得很直接,“一个普通船员,一个成功的捕蟹季,大概赚2万到10万美元。听起来不少对吧?但这笔钱要撑一整年。而且你得先活着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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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个兄弟
我问她,那五个兄弟是怎么回事。
她把咖啡杯放在桌上,双手交叉,指节攥得发白。
“第一个叫丹尼。2014年,他是我船上的水手。那天我们在白令海中段收笼子,海浪太大了,船倾斜到三十五度。丹尼脚下一滑,撞在蟹笼上。肋骨断了三根,扎进肺里。”
她深吸一口气。
“我们离最近的港口还有18个小时。直升机来不了,风太大。我看着他一点点喘不上气,嘴唇从红变紫,再从紫变白。最后他拉着我的手,说‘梅根,跟我妈说,我没事’。”
“他走了以后,我打电话给他妈妈。那头没哭,就说了句‘谢谢’就挂了。第二天我收到一条短信,她问我‘丹尼走的时候痛不痛’。我想了很久,回她说‘不痛’。”
梅根的眼眶红了,但没掉泪。
“第二个叫卢卡斯。2016年,他是我船上的水手。那天起重机故障,蟹笼砸下来,当场砸中头部。人没了。那年他23岁,刚订婚。”
“第三个叫老陈。华裔,四十七岁,干了二十三年。2018年,他在船尾清理绳索,绳子被卷扬机绞进去,缠住了他的手腕。等他挣脱的时候,整只手已经没了。失血过多,直升机到的时候人已经昏迷,没救回来。”
“第四个叫迈克。2019年,他是我船上的老水手。不是事故,是身体熬垮的。他在我船上连续干了三季,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吃的是罐头和冷面包。最后一次回港,他倒在了码头,检查出来是胰腺癌,晚期。医生说跟船上那些年没有直接关系,但谁说得清呢?三个月就走了。”
她的声音终于开始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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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叫诺亚。19岁。2021年。”
我知道那一年。阿拉斯加发生了多起捕蟹船事故,海上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但诺亚的事,是梅根这辈子最疼的一道疤。
“他是我表哥的儿子。”她说,“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才三个月大,躺在我怀里睡觉。后来他长大了,非要跟着我出海。我跟他爸说太危险了,他爸说他就是想挣学费。”
“那是诺亚的第一次出海。之前我没让他碰过最危险的活,只是在甲板上帮忙分拣。那天浪突然大起来,船一下子倾斜,他撞在船舷上,救生衣的扣子崩开了,人就掉下去了。”
“我扔了绳子,但水太冷了。阿拉斯加的海水,人掉进去,几分钟就失去知觉。我们找了四个小时,没找到。”
“后来我参加他的葬礼。棺材是空的。他妈妈抱着我哭了一个小时,一直问我‘他最后说了什么’。我说他什么都没说。他就看了我一眼,眼睛很大。”
“那句话我说的是实话。但我没告诉她,他看我那一眼,我看懂了——他在问我‘救救我可以吗’。”
梅根终于哭了。
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一直往下掉,她抬手擦,又掉,又擦。旁边的老渔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默默递过来一盒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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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握着800磅的蟹笼指挥男人
我问她,为什么还干。
“因为还有人在干。”她说,“只要有人还在白令海上,我就得在上面。不是因为我是女人,是因为我是船长。”
捕蟹人的工作流程说起来很简单:找蟹群,下笼子,等一两天,收笼子,分拣,把母蟹和小蟹放回去,留下符合尺寸的公蟹,然后重复。但做起来,每一步都在跟死神握手。
最危险的是收笼子那几分钟。起重机把几百磅的蟹笼吊上甲板,船在浪里摇晃,缆绳随时可能崩断,笼子随时可能砸下来。船员要在湿滑的甲板上快速分拣,手在冰水里泡几分钟就失去知觉,很多人手指冻伤后自己用刀把坏死的肉割掉,包上纱布继续干。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指挥那些男人吗?”梅根问。
“不是因为我比他们厉害。是因为我比他们更怕死。”
这个答案让我愣了一下。
“恐惧是好事。”她说,“我见过太多不怕死的人了,他们大部分已经死了。我每天早上上甲板之前,都会对着镜子说一句话——‘梅根,今天也会有人想杀你,可能是海浪,可能是蟹笼,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判断。你给我睁大眼睛活着回来’。”
她说她船上有一条规矩:任何人觉得不安全,可以立刻停止作业,不扣钱,不骂人。
“以前的老船长不是这样的。他们觉得怕死是怂,觉得冒风险是爷们儿。所以我死了五个兄弟。”
她把纸巾扔进垃圾桶。
“我在这片海上埋了五个人。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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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大的敌人来了
2022年,科学家宣布了一个震惊行业的消息:2018年至2021年间,白令海大约100亿只雪蟹神秘消失。
原因是海水温度升高,雪蟹新陈代谢加快,食物短缺,大规模饿死。
“你能想象吗?一百亿只。一夜之间,全没了。”梅根的语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荒诞感。
2022年到2023年的雪蟹捕捞季被完全取消。2023年到2024年也持续关闭。整个行业损失超过10亿美元。
“以前我们捕帝王蟹,一个季节能捕一亿磅。现在配额降到了一千四百万磅。连零头都不够。”
我问她,气候变化对捕蟹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拼命活下来了,但螃蟹没了。”她说,“你知道这有多讽刺吗?我学了一辈子怎么跟风浪搏斗,怎么在零下四十度的甲板上活下来,怎么在蟹笼砸下来的瞬间躲开。结果这些东西杀不死我的,最后可能被水温杀死。”
但她没打算转行。
“我在这片海上葬了五个兄弟。我要是跑了,谁还记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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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女船长的规矩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问她,如果用一个词形容阿拉斯加捕蟹人,会是什么。
她想都没想:“被遗忘的人。”
“你看那些纪录片,《致命捕捞》拍了快二十年,大家觉得我们很酷,很猛,很爷们儿。但没人关心捕蟹季之外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医保,没有退休金,身上全是旧伤。五十岁的人看着像七十岁。很多人离了婚,因为老婆受不了每年冬天不知道老公能不能活着回来。”
“那些所谓的‘几天暴富’,背后是二十年的身体损耗。我认识的老渔民,十个里面有八个膝盖坏了,五个手指畸形,三个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她站起来,准备去码头。明天还有一趟出海,今年的帝王蟹配额虽然少,但还是要捕。
临走的时候,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说你是写故事的。那你能不能帮我写一句话?”
“什么话?”
“就说——梅根在这片海上埋了五个兄弟,但她还在上面。不是因为钱,不是因为酷,是因为她答应过他们,不管多难,她会把船开回来。”
她走了。
酒吧的门关上,外面的风雪灌进来,冷得我打了个哆嗦。
我望着她走向码头的背影,那条叫“阿拉斯加玫瑰”的船在风雪里摇晃。甲板上,800磅的蟹笼堆得整整齐齐,等着明天被扔进白令海。
每个捕蟹季节,这片海上平均每7天就死一个人。
但有一个女人,在死了五个兄弟之后,依然握着蟹笼的绳子,站在最前面。
她不是不怕死。
她只是答应过他们,要把船开回来。
后记: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阿拉斯加雪蟹种群在热浪中遭受了灾难性打击。2024年的帝王蟹配额已从历史高点的约1亿磅下降至1400万磅。阿拉斯加捕蟹人的未来,比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
但梅根·科林斯依然在出海。
如果你问她为什么。
她会说:“因为我答应过他们。”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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