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葬场保安自述：为了每个月1万8的工资，我看到了许多不该看的

火葬场保安自述：为了每个月1万8的工资，我看到了许多不该看的

殡葬管理处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蹲在出租屋里吃泡面。上一份工作是工地搬钢筋，老板跑路了，三个月工资打了水漂。电话那头的人说话很直接：“火葬场招夜间保安，月薪一万八，包住不包吃，干不干？”

我筷子停在半空。一万八，在咱们这个三线城市，够我儿子在老家一学期的补习费加生活费了。

“干。”我连具体工作内容都没问。

后来我才知道，上一任保安只干了七天就走了，走的时候话都说不利索。再上一任干了三天，半夜从值班室跑出来，连工资都没要。我是第八个接手这个岗位的人。

签合同的时候，人事科的老刘头上下打量了我好几眼，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阳气重不重？”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就拍了拍胸脯说干了五年工地，身体壮得很。老刘头没接话，把合同推过来让我签字，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火葬场的保安工作和别处不太一样。白天其实没什么事，真正的活儿从晚上八点开始。我的值班室挨着停尸间，中间只隔了一条走廊。说是保安，其实就是守夜——守着那一排不锈钢冰柜，守着那些明天就要被推入炉子的遗体。

第一个星期还算太平。除了走廊尽头的声控灯老是莫名其妙地亮起来又灭掉之外，没什么异常。我跟自己说是线路老化，每条走廊的感应灯都这德性。

第八天晚上，出事了。

那天白班送进来一具遗体，是个出车祸的小姑娘，据说才七岁，妈妈骑电动车带着她闯红灯，被渣土车卷进去了。妈妈还在ICU，孩子先来了我们这儿。登记的时候我看了一眼照片，马尾辫，小酒窝，跟我儿子差不多大。我心里堵得慌，晚上值班的时候特意多转了两圈。

凌晨两点多，我巡完一圈回到值班室，刚泡上茶，监控屏幕上有东西动了一下。

我以为是老鼠。火葬场老鼠多，胆子还大，敢在遗体间窜来窜去。但我定睛一看，后背的汗毛一根一根竖了起来。

那个小姑娘的冰柜，抽屉自己滑出来了。

监控画面是黑白的，有点模糊，但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个不锈钢抽屉缓缓地、一点一点地往外移动，就像是有人从里面在推。我盯着屏幕愣了大概有三秒钟，然后抓起手电筒就往外冲。

走廊里安静得不正常。平时总能听见制冷机的嗡嗡声，那天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我的手电筒光柱打在走廊尽头的墙上，一晃一晃的，手心全是汗。

停尸间的门是虚掩着的。我明明记得巡完最后一趟把它锁好了，还特意拽了两下确认。我站在门口，听见里面传来一个声音。

那声音很轻，很细，像是什么东西在不锈钢台面上刮过，咯吱咯吱的。然后我听见了一声叹息。那不是制冷机的排气声，绝对不是，那就是人的叹息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怅然，从停尸间深处传出来。

我当过兵，胆子不算小，但那一刻我的腿是真软了。我想跑，可脚像钉在地上一样动不了。手电筒的光抖个不停，我咬着后槽牙推开了门。

门推开的一瞬间，所有的声音都停了。

我拿手电筒往里一扫——那排冰柜安安静静的，每个抽屉都严丝合缝地关着。我走过去检查那个小姑娘的冰柜，伸手拉了一下，锁得紧紧的，纹丝不动。

我以为是监控坏了，或者自己看花了眼。正准备退出去，手电筒的光扫到了墙角，我整个人僵住了。

墙角站着一个人。不，不是站着，是飘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脚尖离地大概有十公分，背对着我，头发散下来一直垂到腰。手电筒的光穿过她的身体，照在后面的墙上，影影绰绰的。

她慢慢转过身来。

那张脸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恐怖片里那种血肉模糊的样子，而是一张极其苍白的脸，五官很清秀，但眼睛是全黑的，没有瞳孔，像两个空洞洞的窟窿。她的嘴在动，似乎在说什么，但我听不见声音，只能看到她的嘴唇一张一合。

我吓得手电筒都掉地上了，在地上滚了两圈，光柱乱七八糟地扫过天花板。等我捡起来再照过去的时候，墙角什么都没有了。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值班室，关上门，反锁，把椅子抵在门后，一宿没敢合眼。泡的那杯茶凉透了，我一动没动，就盯着监控屏幕，盯到天亮。

第二天我跟老刘头说这事的时候，他的反应让我意外。他没说我眼花，也没说我在编故事，只是闷头抽了半根烟，然后说：“你看见她了？”

“你认识？”我问。

老刘头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碾了又碾：“她以前也是我们这儿的员工，殡仪馆的遗体化妆师，干了五年多。去年查出来胃癌晚期，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了。她没结婚，没孩子，也没什么亲人，住院期间没一个人来看过她。走的那天是她自己签的字，自己把自己送进来的。你说这人活一辈子，到最后连个送的人都没有，算怎么回事呢。”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老刘头又说：“她可能是舍不得这里吧。别怕，她不会害人。”

“你怎么知道她不会害人？”

老刘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深，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最后他叹了口气，压低了声音：“因为她走之前，把一个秘密写在了工作日志上。那个日志本，现在还在三号尸柜的夹层里。”

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秘密？”

“你要是想知道，自己去看。”老刘头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但我劝你别去。有些东西，知道了反而睡不着。”

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值班室里坐了很久。理智告诉我别多管闲事，拿工资干活，看见什么就当没看见。但老刘头的话像根鱼钩一样勾在我心里，越想挣脱就扎得越深。

当天晚上，我去了三号尸柜。

我不是胆子大，恰恰相反，我怕得要死。但我想的是，她既然找上我了，肯定有她的原因。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一辈子在工地上卖力气，但有一条——我答应过的事一定会做。如果她真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帮她办了，她安生了，我也能安生。

三号尸柜的夹层里确实有一个笔记本，黑色的硬皮，边角都磨白了。我翻开第一页，上面用工工整整的字写着“工作日志——林素”。应该就是那个女化妆师的名字。

前面几十页都是正常的工作记录，什么日期接收了几具遗体、做了哪些修复、用了什么化妆品之类的内容。我一页一页往后翻，翻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瞪得老大，手开始发抖。那几页纸上画满了格子，每一格都记着一个日期和一个编号，旁边用括号标注着一个小小的“肺”。

我的目光往下移，整个人像被浇了一盆冰水。

这些编号我在登记本上见过，是火化遗体的编号。而林素记录的这一批遗体，火化时间全部集中在去年的九月到十月之间，一个月之内，一共九具。每一具的备注都不一样，有的是“心脏”，有的是“肝脏”，有的是“角膜”，有的是“肾脏”。

她在记录器官去向。

但正规的器官捐献有严格的流程，需要家属签字、医院评估、伦理委员会审核，而我们这种地方根本不可能做器官摘取手术。火葬场不是医院，这里没有手术室，没有器官保存设备，什么都没有。那这些器官是从哪里来的？又去了哪里？

我一页一页地翻，越翻越心惊。九月三号，批号415，眼角膜，备注写着“2-A”。九月三号当天，批号416，肾脏，备注也是“2-A”。我虽然看不太懂这些编号的具体含义，但日期都是同一天，说明这些器官很有可能是从同一具遗体上取下来的，而且数量不止一两个——心脏、肝脏、肾脏、眼角膜，能取的几乎全取了。

这根本不像是捐赠，这更像是一场买卖。

我的手抖得厉害，笔记本差点掉地上。就在这时，走廊尽头的声控灯突然亮了。

我猛地抬头，浑身的血液往脑袋上涌。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不是光脚踩在地板上的那种声音，是皮鞋的声音，很沉，很有节奏，一步一步朝我的方向走过来。

我下意识把笔记本塞进怀里，闪身躲进了停尸间的门后面。脚步声越来越近，停在了三号尸柜前。我透过门缝往外看，心跳几乎要停了。

那个人穿着白大褂，背影很高大壮实，绝对不是老刘。他弯下腰，不知道在捣鼓什么，过了大概两分钟才直起身来。他转身的时候，走廊的光正好打在他脸上——我认出了他，殡仪馆的副主任，姓周，平时大家都叫他周主任。

他转过来的一刹那，我发现他的目光正直直地盯着我藏身的方向。他站了几秒钟，然后朝我这里走了两步，停在门口，一动不动。

我死死地屏住呼吸，心脏咚咚咚地撞着胸腔。汗水从前额流下来，流进了眼睛里，涩得我生疼，但我不敢眨眼。

脚步声又响了起来。

他没有进门，而是退后两步，转身往走廊尽头走了。皮鞋声渐渐远去，直到完全消失在夜的深处。

我瘫坐在地上，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

值班室那杯茶还在桌上，监控屏幕上的时间跳到了凌晨三点十七分。我掏出怀里那个黑色笔记本，封面被我的汗浸湿了一块，留下了一个深色的手印。林素的名字在我的指印下，若隐若现。

我忽然明白了，她出现在我面前，不是要害我，而是在告诉我一件事——她发现了这个秘密，她把它记了下来，然后她死了。她的死，真的是因为胃癌吗？

我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妈，我最近加班，过段时间再回去看儿子。”

挂了电话，我从抽屉里翻出之前工地干活时用的安全帽，又从杂物间找了一根旧钢管，用衣服裹好，搁在值班室的墙角。

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墨一样，远处焚化炉的烟囱在月光下投出一道长长的影子，像一根黑色的手指，直直地指着地面。

我翻开林素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比前面的所有记录都要潦草，像是匆忙间写下的。

“他们知道我在查了。”

我合上笔记本，看了一眼监控屏幕上跳动的画面，二十四个小方格，走廊、停尸间、大门口、焚化炉间。每一个画面都安安静静的，安静得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

老刘头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来：“有些东西，知道了反而睡不着。”

他说得对。但我已经知道了，睡不着也得撑着。因为我是保安，这里的每一具遗体都归我守着，包括林素的，也包括那个七岁小姑娘的。活人欠死人的债，总得有人来讨。

明天，我打算去找老刘头好好聊聊。

如果他还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