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开打印度先挨刀，10万工人说停就停，政府连唬带哄压不住

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触发了印度的能源危机。生活成本在短时间内大幅飙升，进而在国家首都辖区引发了一波罢工潮。国家首都辖区是由德里及周边地区组成的大都市区，已有近10万名工人卷入其中。这场由印度工人自发发起的运动，鼓舞人心，也只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先声。

声援抗议随后蔓延，全国已有半数邦出现相关行动，数以万计工人参与其中。

如果放在印度的语境里看，这场罢工规模似乎并不算大。毕竟，近些年印度曾出现过单日就有数亿工人参加的大罢工。但从统治阶层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这场自发罢工潮的恐惧，远远超过那些象征性的24小时抗议性罢工。

印度统治阶层已经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变成一个火药桶。伊朗战争爆发之前，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就已经在温饱线上挣扎。过去10年，印度累计通胀达到50％，工资却长期停滞。深层的阶级愤怒，早已酝酿多时。

如今，伊朗战争引发全球能源危机，进一步推高生活成本。印度60％的液化石油气依赖海湾地区进口。受此影响，工业用气在紧急命令下被削减，工厂被迫压缩产量。古吉拉特邦陶瓷行业已有550座窑炉停产，一些行业也开始限量配给燃料。官方定价900卢比的燃气罐，在黑市上最高已卖到4000卢比。

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正被逼向绝境。在这种情况下，一点火星就可能引燃大火，甚至烧向整个政权。因此，当局竭尽全力压制这场罢工。

各邦政府放手让警察对付罢工者和更广泛的民众。警察以10至20人为一组列队进入工人社区，像占领军一样沿街行进，并无差别殴打居民。一名关键组织者还被贴上“巴基斯坦煽动者”的标签，当局甚至悬赏通缉。

过去那些规模庞大但带有象征意味的单日罢工中，工会领导人大多并未受到太多骚扰。但这一次，组织声援抗议的印度工会中心领导人却被软禁。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不要妄想帮助这场罢工潮继续扩散。

各邦政府一边打压，一边让步，试图尽快给这场运动降温。最低工资上调10％、25％、30％不等，能给多少就给多少。

这正是一个惊惶失措的资本家阶级的表现。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等周边国家接连出现革命浪潮之后，他们明白，拥有数以百万计工人的印度工人阶级，迟早也会把矛头对准他们。

在印度各地，工人阶级的生活已变得难以忍受。3月下旬，哈里亚纳邦古尔冈——马内萨尔工业带约7000名工人开始提出每月20000卢比的工资要求。

这并不是为了过得舒适，而只是维持基本生活。如今，一个工人家庭每月房租就要5000至6000卢比，伙食要8000至10000卢比，燃气要3000至4000卢比。仅这三项就已接近20000卢比，还没算电费、交通费、电话费、学费和药费。他们提出这一要求，只是想收支打平，而在当下，这几乎不可能做到。即便如此，哈里亚纳邦政府仍对马内萨尔的罢工进行打压，包括殴打马内萨尔里查环球制衣厂的罢工工人。

随后，4月9日，哈里亚纳邦政府同意将最低工资提高35％，使非技术工人的月工资升至15221卢比。这一本想平息本邦不满情绪的让步，却在相邻地区引发了新一轮阶级斗争。边界另一侧的诺伊达工人从事同类工作，月薪大约只有11313卢比，于是自然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少拿6000卢比？

同一天，诺伊达里查环球制衣厂的工人也因自身诉求，并声援哈里亚纳邦同事而停工。第二天，位于诺伊达第二工业区针织品综合园的静坐抗议开始。接下来的周末，抗议规模继续扩大。到4月13日星期一，来自迪克森、马瑟森、塞尔科姆、斯帕基、奎西埃尔等数十家公司的工人涌上街头，抗议蔓延至5个片区，并扩展到大诺伊达。

在印度各地，工人阶级的生活已变得难以忍受。

这场动荡中，一个关键企业是智能手机制造商迪克森。迪克森是印度同类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公司，也是莫迪“印度制造”计划的明星企业之一。仅迪克森移动业务部门去年营收就达到330430000000卢比，约合35亿美元，同比增长203％；营业利润为11530000000卢比。

工人们原本被承诺将在4月1日加薪，但最终并未兑现。于是，4月10日，静坐和纠察行动开始。现场工人的讲述，概括了纠察线上的情绪。

另一名工人说：“他们承诺4月1日给我们加薪。现在都13日了。假期也一直在被削减。洒红节我们都没放假。他们在厂里真的很折磨人，张口就骂，动不动就训斥、羞辱我们。”

4月13日星期一，受雇打手无差别殴打工人。这在厂区外引发强烈愤怒和混乱，随后警方进一步采取管控措施。《一周》报道称，一名女性遭警方开枪射击，现场还使用了催泪瓦斯。视频网站新闻频道“脉络”在袭击发生当天下午前往现场采访工人。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警方应资方要求围捕纠察工人，并用大巴将工人带走。其中一名所谓“维持治安者”还被拍到用警棍殴打一名记者。妇女和儿童也遭到殴打。共有466名工人被捕。《联邦报》收集的工人证词显示，警方的暴力几乎失控。警棍驱散行动远远超出抗议现场范围。斯帕基公司149区工人罗希特·库马尔下午1点下班后步行回家，途中被警察击打头部和腿部。另一名女性在接受《联邦报》采访时说：“北方邦的警察已经失控了。我带着孩子回家，警察打了我，连我的孩子也没放过。”

一名参与罢工的家政清洁工说：“警察根本不在乎我们。那些老板随时都能叫来他们。只要有一点小事，警察马上就到。他们服务的是有钱人，不是我们。”

印度工会中心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示威，声援罢工工人。而这场声援行动，恰恰成了其领导人被软禁的“罪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面对这波阶级斗争，印度国家机器的恐慌和惧怕。

抗议很快从当地扩散到周边城镇，随后蔓延至印度28个邦中的11个，从北部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到东部的阿萨姆，以及喜马偕尔邦、喀拉拉邦、比哈尔邦、贾坎德邦、海得拉巴等地。

这是自2020年期间大规模返乡危机以来，印度最广泛的一次自发工人运动，甚至可能是自2016年总罢工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国家首都辖区工人的处境，正在印度各地、多个受冲击行业的工人中引发共鸣。而这正是统治阶层最担心的事。从苏拉特和哈济拉再往前，就是古吉拉特邦的莫尔比——印度陶瓷业重镇。当地的燃料危机已导致550家工厂工人失业。

正是这种广泛的声援，以及这场运动可能进一步点燃更大范围工人阶级斗争的潜力，让印度统治阶层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他们的恐慌，也体现在围绕“巴基斯坦煽动者”影响力所掀起的巨大舆论风波中。这几乎已成印度国家机器惯用的解释。按照这种说法，这些煽动者仅靠一些来路不明的即时通讯软件二维码，就凭空制造出了这场运动。

一些汽车和摩托车燃烧的视频被脱离语境地传播。资方则在媒体上出面，声称罢工是由“错误信息”驱动的。

这种由国家散布的宣传显然站不住脚。分析人士指出，这也暴露出当局长期拿巴基斯坦制造恐慌的真实目的：分化工人，并在他们内部播下怀疑。

阿迪蒂亚·阿南德原本是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生，后来辞职成为活动人士，报道诺伊达的劳动状况并组织工人。如今，他在泰米尔纳德邦被捕，并被指为诺伊达动荡的“主谋”。当局还为抓捕他开出10万卢比悬赏，这大约相当于迪克森工人9至12个月的工资。

在外界看来，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国家压制行动，仿佛当局认定诺伊达工人愚钝或顺从到无法自行组织。

出于恐惧，政府一方面加大管控，另一方面又将国家首都辖区最低工资上调21％。但即便如此，工资水平仍只达到工人为勉强维持生活所要求标准的70％，也仅相当于印度工会中心提出诉求的一半。

如果工会领导层能够组织起更有战斗性的斗争，局势可能被彻底改写，并对各邦政府乃至莫迪政府本身形成巨大压力。21％的加薪距离体面生活所需仍相差甚远。但即便是这一步让步，本身也是当局担心运动继续扩散、甚至带上革命色彩的结果。罢工之后接连出现的声援抗议，显示出广大民众希望展开坚决斗争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