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9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就“欧盟应对持续中的中东危机战略、其对能源价格以及化肥供应影响”发表讲话。
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议员围绕海湾局势冲击后的安全与能源问题展开讨论。尽管工业界和普通家庭承受的压力不断上升,建制派政治力量仍坚持以“绿色协议”框架作为应对基础。
欧洲议会周三在斯特拉斯堡再次就安全与能源问题举行辩论。此次讨论的背景,是伊朗与美国——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的冲击。在仅仅60天的冲突中,欧洲化石燃料进口账单已增加超过270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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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构成了讨论的起点。但制度层面的背景并没有变化。从欧盟委员会到议会多数党团,主导性的政策路线与此前几次危机时并无不同:进一步推进能源一体化,扩大电气化,并加快落实“绿色协议”,将其作为结构性应对方案。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把话说得很直接:欧洲的脆弱性,源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唯一的出路,就是“减少这种依赖,并加快发展清洁能源,从可再生能源到核能”。
这一论点并不新鲜。眼下真正关键的是,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是否应当推进能源转型,而是这场转型应以多快速度、在什么条件下推进。
在社会党和自由派阵营看来,海湾危机恰恰证明,“绿色协议”不仅不能动摇,反而必须进一步强化。多名欧洲议会议员坚持表示,“打破依赖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快转型”,并将能源价格上涨直接归因于欧洲暴露在外部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之下。
欧洲人民党领导人曼弗雷德·韦伯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微调整:支持转型,但在执行上应更务实。他主张以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作为能源主权的基础,同时也含蓄承认,在地缘政治危机背景下,现行模式并未提供足够的稳定性。对于欧洲人民党而言,这是一个明显变化。该党此前一直是欧洲现行能源路线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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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民党之外,保守派和主权派党团的表态更为直接。他们批评的重点,并不完全是转型本身,而是转型的设计方式。在他们看来,欧洲只是把一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替换成了另一种正在形成的依赖:受第三方控制的关键原材料和供应链,尤其是外部力量掌握的重要环节。这正是当前辩论在结构层面发生的变化。
欧洲曾围绕“能源自主”构建其战略叙事,如今却面临一个操作层面的矛盾:在无法确保掌控脱碳所需投入要素的情况下推进脱碳。
争议的核心,已从转型方向转向转型代价与现实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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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仍坚持推动电气化、能效提升和电网扩张,但议会中已有一部分人提出了更紧迫的问题: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尽管欧盟经由这一路线进口的石油占比并不高——已经表明,问题不在于直接供应是否短缺,而在于全球价格传导效应。
在这一点上,主权派的批评开始获得更多共鸣。多名欧洲议会议员主张,应该暂时动用本土资源——包括天然气、煤炭或核能——以缓冲这场冲击。他们并未将其视为长期战略替代方案,而是认为这是一种现实的过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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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主导地位的逻辑仍然是,尽量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在气候目标上后退的措施,即便当下正处于尖锐的能源危机之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价格上限、暴利税或监管灵活性等提议虽然出现在辩论中,却始终未能形成明确的操作共识。
议会看上去与其说是在讨论技术性解决方案,不如说是在争论不同的意识形态框架。讨论很快转向原则立场之争:“绿色协议”究竟是结构性解决方案,还是脆弱性的来源。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中间路线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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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场斯特拉斯堡会议再次呈现出一个熟悉的图景:欧盟能够准确诊断自身在能源上的脆弱性,却仍无法就如何在操作层面加以应对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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