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3年春节过后的一场冷雨刚停，武昌蛇山顶的石阶还带着湿滑。毛泽东在护卫簇拥下登上山顶，远望滚滚江流，说了句“总要想办法让两岸连起来”。那一天，他临时决定的踏勘，为后来几次视察埋下伏笔。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传回国内，紧绷三年的财政终于可以挤出建设经费。铁道部很快把武汉长江大桥的初设重新摊开：双层、上公下铁、一孔一百二十八米，八墩九孔，全长一千六百七十米。方案漂亮，难题也扎堆——钢板规格、震动打桩机、深水基础，全是国内从未碰过的硬骨头。
1955年9月1日，开工典礼在龟山脚下举行，鞭炮声盖过江面汽笛。那天，中方总工程师彭敏穿着旧军装，夹着一叠施工图纸，从此与江水泥沙打交道。许多人记得，他常把一句山西口音的话挂在嘴边：“桥墩不服帖，睡觉都不踏实。”
时间翻到1956年5月31日清晨，毛泽东专列刚入武昌站。罗瑞卿向省委书记王任重递话：“主席一会儿要到工地。”车厢气氛瞬间紧张。王任重立即通知彭敏：“备好数据。”彭敏匆忙赶到站台，灰尘未拍净就被带上车厢。
狭小车厢里，毛泽东先看了看眼前这位五十岁出头、脸上留着浅浅刀疤的总工程师，开口一句：“以前干什么？”简短回答“铁道兵团，抢修过桥”，话音未落，毛泽东追问：“你学过修桥？”场面一时僵住。彭敏沉住气，只说十个字：“打过仗，也做过学生，现在学。”毛泽东点头，语速放慢：“战争教会打仗，建设也得现场学。”
四十分钟后，考问继续移到江面。众人登上“武康”号轮船，逆水而行。舱外打桩机锤声闷响，舱内对话拉开：钢梁何处订购、钢板厚度多少、震动打桩机哪里造，毛泽东连珠炮似抛出。答复里有实情也有难处，他都记在小本上。有趣的是，当听到“鞍钢轧不出宽钢板”时，毛泽东只是提笔写下一行字：“炉子要大一点。”
轮船回到汉口码头已是午后，江风混着油漆味吹进仓房，记录纸角翘起。三个半小时的盘问里，对话只出现一次轻松：“苏联专家来几个？”“二十四个。”“没有他们行不行？”“现在，也行。”说罢，毛泽东把铅笔往本子上一扣，笑了一声，却没再说话。
工地高潮随之而来。1957年春，桥墩全部出水，钢梁逐孔推进。来自全国的技术人员夜里住在简易棚，白天吊装作业，一支支焊条如流星划过江面。有人开玩笑：“江上最亮的是焊花，不是月光。”
9月6日傍晚，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大桥。汉口到龟山的公路上十几辆轿车一字排开，行至桥头堡停稳。此刻彭敏已被调往北京，副局长杨在田负责接待。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布鞋沾了尘土，快步登上新铺好柏油的桥面。
他先问耗钢量、混凝土方量和总投资。“五万吨，一百三十多万立方，一点三亿。”回答不带一丝犹豫。毛泽东挥手：“这点钱，值。”再走几步，他注意到栏杆漆成三段颜色，回身发问：“三色给谁看？”杜景云赶忙解释征求群众意见。毛泽东笑了：“灰色合江水。”这抹轻松让在场工人偷偷松了口气。
夕阳下，鹦鹉洲的沙洲轮廓被染成金色。毛泽东倚栏眺望，只留一句“灯火辉煌，好啊”。同行警卫递水，他摆摆手，继续问：“高水位到桥面多高？”“四十米。”短短两句，仍是技艺与安全的关切。
夜色降临，毛泽东在武昌桥头收下《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翻到扉页，看到全体职工写给他的信，他只是点头，把书夹在臂弯，转身下桥。路灯下，布鞋已沾满铁屑碎石，他却像没察觉，步伐依旧稳健。
1957年10月15日清晨，第一列客车从桥下层驶过，汽笛回荡江谷。京广线从此无须渡轮断点，国土脉络被重新缝合。这条钢铁长龙的背后，是两万多名建设者昼夜鏖战，是成千上万吨国产与进口钢材的拼接，也是1956年那个逼问“你学过修桥”的瞬间。
当年参与建设的大师茅以升说过一句颇有分量的话：“武汉长江大桥，不只是一座桥，是一道分水岭，分开了中国不能修和敢于修的大时代。”如今回看，江风依旧，桥面依旧，历史却早已翻至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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