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跟随吴学谦副总理8年秘书被调离，吴老：去第一线好好干

1988年12月31日清晨，人民大会堂的东侧廊灯光尚暗，吴学谦扶着楼梯疾步而上。几小时前他因急性肠胃炎在办公室腹痛难忍，可距离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十周年大会只有两小时，他坚持“先把发言完成，病稍后再治”。随行人员心急如焚，却拗不过他的倔强。会场上，吴学谦面色苍白，仍把讲稿一字不差念完，掌声如潮。人们只记住了那番掷地有声的谈话，却少有人知道，台下那位一直攥着急救药的青年秘书，叫黄桂芳。

黄桂芳与吴学谦的缘分，要追溯到五年前。1983年1月的首都机场，大雪初霁，刚被调出新闻司的黄桂芳在到达厅举着纸牌迎接新任外长。第一次握手时，吴学谦轻轻一句：“明天办公室见。”语气平淡，却把年轻人的忐忑化成暖意。那天起，两人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并肩同行。

与很多部长不同，吴学谦到外交部只带来一名老驾驶员，秘书岗位空缺。黄桂芳直言自己从未干过秘书，怕耽误工作。吴学谦哈哈一笑：“我也头一次当外长，一起摸索。”这种平等的调子，为之后的相处定下了底色。

八年里，黄桂芳见识了吴学谦的两面：台前儒雅洒脱，台后近乎苛刻。电文一字之差，他能推翻重写；讲稿标题不顺耳，他会盯着标点琢磨半宿。有人说他较真，黄桂芳更愿意称之为“敬畏”。吴学谦常讲：“外交无小事，一句错话，埋单的是国家。”秘书组从此养成了改稿三遍、核对四遍的习惯。

工作之外，吴学谦依旧恪守节俭。搬进中联部家属院那年，他拒绝了子女“重新装修”的建议，说屋顶能挡雨、墙壁无裂缝就够了。出差携带的灰布手提箱用了二十多年，1985年去纽约参加联大时托运口子散开，被工作人员误以为空箱而延误送达。等箱子抵酒店才发现，里头只有两套洗得发白的旧西装。一位陪同的翻译忍不住感慨：“副总理的行李，比我都寒碜。”吴学谦听见，摆摆手：“衣服是用来遮体的，不是用来显摆的。”

他对学习却极舍得时间。每天八点未到，人已坐在办公桌前，最新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外电传真摊了一地。值夜班的同志按惯例被请进来作十分钟情况简报，随后便是一连串指令：哪条消息值得关注，哪本报告需要跟进，谁负责摘编背景材料。这样的清晨讨论，持续了一整任期，造就了“新闻司的清晨噩梦”，也炼出一批调查研究的好手。

外界只知他是“儒将”，少有人回溯他的青年。1921年12月，他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职员家庭，17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入党；解放前夕领导上海学生运动，与敌特周旋；建国后辅政团市委、转战中联部；1978年出任中联部第一副部长时年仅57岁；1982年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同年年底接棒外长。三年后以奔走斡旋的成绩跻身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外事、对台和旅游。如此履历，黄桂芳一直当成案例琢磨：什么样的历练，才能练就这种从容？

1991年春节前夕，组织部的电话打到秘书处：黄桂芳被任命出任驻外使馆某处公使衔参赞，即刻报到。消息来得突然，却在情理之中。送行那天，吴学谦少见地放慢语速：“外事一线，才见真章。别怕摔打，远比在我身边提包受用。”黄桂芳点头，吴老又补一句：“记住两条——消息要快，功课要深。”十余字，却是八年心血的提炼。

驻外岁月并不好熬。中东湾区酷暑四十度，馆舍空调时常罢工，黄桂芳摸着额头的汗想起吴学谦的叮咛，仍然坚持每日拂晓听BBC和当地广播，一遇紧急局势，第一时间拍电报回国。有一次，他抢在西方媒体前将政局变化信息上报，国内研判赢得先机，成为典型案例。黄桂芳在内部小结中写：“危局中记起吴老的那句‘知己知彼’，才不至于失声。”

1997年秋天，他回京述职。已过古稀的吴学谦在家中见了这位老部下：“我打算筹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你迟早要退休，到时来帮我，这活儿离不开调研功夫。”黄桂芳当场应下。三年后，他光荣离休，行李还没卸稳，就被基金会拉去筹备会。昔日秘书，如今成了研究机构的资深顾问，继续在案头与世界打交道。

吴学谦2008年逝世，家属院那套陈旧小屋留存下来。墙上依旧挂着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非洲手册》初版封面，他曾经用铅笔在扉页写下八个字：“世事万端，认真二字。”黄桂芳对来访后辈解释：“这就是他的脊梁，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