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裁到大动脉，被晚清政府卸磨杀驴的湘军，打太平天国旗号起义

1864年夏天，南京城被湘军挖地道轰塌，太平天国的天京陷落。曾国荃的吉字营累年苦战，破城后烧杀抢掠持续了整整几天，就等着“发财”回本。

可这群湖南伢子没想到，这竟是湘军命运的巅峰，紧接着就是断崖式的下坡路。朝廷封曾国藩一等侯爵，赏穿黄马褂，表面风光无限，背地里却是一道道催命符。仗打完了，几十万湘军瞬间从“国之干城”变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

公司完成了一个大项目，老板第一反应不是发奖金，而是琢磨怎么裁员省钱，还得防着项目经理功高盖主！

曾国藩太懂“兔死狗烹”的道理了。攻下天京才十几天，他就主动上奏要裁军，理由很冠冕堂皇，湘军“锐气已泄，功成意满”，且“欠饷已逾五百余万两，若不急筹遣撤，后患无穷”。

这种“暴力裁员”让当时很多士兵提着脑袋打了十几年仗，不仅没攒下钱，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全。曾国藩裁撤的第一批两万多人，据说只发了点回家的路费，欠饷打了个白条就完事了。

那些底层老兵年轻时被“保家卫道”的口号忽悠出来，十几年腥风血雨，身体残了，性子也野了，除了杀人放火，基本不会干农活。回到湖南老家，地早就荒了，或者被族亲占了，自己两手空空。看着曾国藩在湘乡建起豪华的“富厚堂”，占地几百亩，他们心里能平衡吗？

这种巨大的落差感，让湘军内部秘密结社的“哥老会”迅速蔓延。这帮老兵油子私下串联，骂朝廷卸磨杀驴，骂曾大帅不够意思，情绪就像干柴，一点就着。1865年，湘军里最能打、也最刺头的鲍超的“霆军”哗变了。

霆军的主将鲍超是猛人，但这会儿正好因病回四川老家休养去了，部队交给记名提督宋国永和副将黄矮子（本名黄开榜）带着。清廷下令霆军分兵，一部分去福建，另一部分（约8000人）由宋国永带着去西北镇压动乱。

霆军这支部队打仗不要命，但军纪极差，平时就靠高饷和严刑峻法压着。他们常年靠抢掠发财，正规饷银拖欠了上百万两。士兵们想着打完仗能拿钱回家，结果钱没见着，还要被派去西北苦寒之地。西北那地方在当时士兵眼里就是“绝地”，去了九死一生。而且军中没有鲍超坐镇，大家心里没底。走到江西时就已经闹过一回，宋国永画饼说“到了湖北就发饷”，硬是压着走到了金口。

抵达湖北金口当晚，士兵们就不走了，嚷嚷着“要钱”。带队的提督宋国永压不住，副将黄矮子（本名黄开榜）直接带人把宋国永绑了，宣布造反。

这可不是普通的闹饷，而是直接“投敌”。大约八千名霆军精锐，掉头南下，一路冲破清军阻拦，跑去广东投奔了太平天国余部汪海洋。汪海洋正缺人手，看到这支精锐来投，简直像中了彩票，立马重用。这事儿在朝廷引起了大地震。慈禧大怒，把账算到了曾国藩头上。

正在养病的鲍超被紧急召回，带着剩下的霆军去剿灭“叛军”。这就出现了极其荒诞的一幕，曾经的战友，现在要刀兵相见。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一带，鲍超率部围攻汪海洋。最终，哗变的霆军大部分被歼灭，黄矮子兵败被俘，凌迟处死。汪海洋也在混战中阵亡。这支曾经的王牌军，以自相残杀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你说他们是信仰太平天国吗？根本不是，就是纯粹被钱逼的，被朝廷逼的。曾国藩在南京听到消息，脸都绿了，这不仅是打他的脸，更是给清廷递刀子，坐实了“湘军尾大不掉”的猜疑。

金口哗变只是个开始。随后几年，湖南、江西、安徽到处都有被裁湘军闹事。有的聚众抢劫，有的攻占县城，湖南巡抚王文韶在奏折里哀叹，哥老会已经渗透到乡里，成了地方大患。他明确指出，湘军从军营一裁撤就变成土匪。“哥老会匪名目，起自军营，沿及各省。军营之勇，湘淮为多。自军务渐平，纷纷遣散，会匪之患，侵及乡闾。”

这些曾经保卫大清的人，成了大清最头疼的“不稳定因素”。

曾国藩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位极人臣，但夹在朝廷猜忌和旧部怨恨之间，如履薄冰。他拼命裁军自保，把湘军骨干换成了李鸿章的淮军，自己则去搞洋务，想用“师夷长技”来续命。但那些被他“优化”掉的湘军老兵，晚景凄凉，很多老兵回乡后沦为流民或土匪，甚至有人因为穷困潦倒，在贫病中死去。他们用命换来的，不是荣归故里，而是一身伤病和满腔愤懑。

湘军从诞生起就是“私军”，朝廷既用它又防它。仗打完了，朝廷怎么可能养着一支汉人的、只听曾家兄弟话的庞大军队？而曾国藩为了自保，也只能牺牲这些基层士兵的利益。

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指出湘军士兵“从军既久，习于游惰，又兼家无恒产，遂不肯复安耕凿”。这些人回乡后“每踵军营积习，结拜弟兄，谬立山堂名号……煽惑愚蒙，肆行强劫”。简单一句话，长期的战争生涯让他们丧失了务农的耐心与技能，且无田可依，除了结伙抢劫，别无生路。

从军之后就是做贼！

长沙是哥老会活动的核心区。据记载，同治、光绪年间，长沙“哥老会给发飘布，抢案四出”。甚至出现了富绅汤又新勾结散兵游勇，“遇有遭风船只，捞抢货物，坐地分赃”的案例。这说明退役士兵不仅亲自作案，还利用军中关系网与地方势力勾结。

同治五年，湘潭县哥老会首领向荫、彭四铁匠等“纠众千余焚掠锦弯”。随后在长沙府朱亭等地，“蔓延金田、黄茅驿焚掠，以凤凰山为盗薮”，迫使巡抚刘崐派遣参将率正规军“讨之”，数月后才平息。这些“盗众”的主力，正是“遣撤回籍、多未安贴”的湘军老兵。

光绪八年（1882）刑部的一份汇总奏折，描绘了一幅由散兵游勇构成的全国性恐怖地图，其中湘军故地尤为严重。“湖南、北称遣散勇丁抢劫为生，刀哥会层见叠出”。江西“遣散游勇聚众抢劫之案，尚未尽绝”；安徽“降众散处……哥会斋匪等项，靡地蔑有”；四川“游勇散练，动多勾聚”。

湘军裁撤带来的“兵转匪”问题，已从湖南扩散至长江流域，成为清廷难以根除的痼疾。

轰动一时的“刺马案”（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主角张汶祥，其人生轨迹就是湘军老兵沦落的缩影，张汶祥在太平军败后，与同乡逃出，本想投靠湘军将领黄少春营“报效”，但营官“以无确保未收”，仅给少量盘费遣散。被体制抛弃后，张汶祥沦为无业流民，最终走上极端反社会的刺杀道路。

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对此评价道：“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张汶祥正是这“下者”中的极端案例。

湘军将领在战后大量购置田产，导致“贫民生计，占搁殆尽”。如湖南平江县，收租几万担的军功地主有十多家，普通士兵回乡后根本无地可耕。被裁撤的弁勇中“竟有二三品武职人员”，这些人尚且“迫于饥寒”，何况普通士兵？

湘军士兵在战后并未荣归故里，大规模地滑向了流民、会匪和盗贼的深渊，成为晚清社会动荡的直接推手。

湘军本是为挽救大清而建，清廷“卸磨杀驴”式的裁撤政策，将一支原本维护秩序的军队，硬生生逼成了遍布南方的“火药桶”，最后轰隆一声，把大清江山炸得稀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