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古堆编钟神秘符号含义探讨——江南潘氏文化研究群笔记系列3

前言

江南（无锡）潘氏文化研究讨论群，是热心于潘氏文化研究、相互探讨学习、和睦共处的潘氏宗亲交流平台。群内汇聚了来自各地品德高尚、学识精湛、谦虚谨慎、学风优良的潘氏宗亲，大家秉持平等交流的原则，分享研究心得、深入探讨潘氏文化相关议题。

为固化研讨成果，群里会定期将宗亲们的讨论分析内容整理成书面文字，进行宣传推广。需要说明的是，微信群内讨论为随机进行，讨论话题从不事先确定，且潘氏家族历史悠久，受史料缺失影响，加之每位宗亲解读历史疑问的思考角度不同，讨论中的理解难免存在差异。再则在编辑过程中，对一些词语不通顺，语法结构不合理的地方会用新词语重新组合，而且会根据文章情节进度需要，会增加一部分文字内容和章节，整理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无心失误，敬请各位宗亲体谅。同时，为切实保护各位宗亲的个人隐私，每期参与讨论的宗亲，均不使用真实姓名，统一采用网名或笔名参与交流。讨论分析出的成绩权益，属于各位参与讨论分析的宗亲个人。

这一期主要参与讨论潘氏文化的宗亲网名或笔名：逍遥子、剪刀坡、馀着、哈哈笑哈哈、架正、育朝、正高、暨阳人家、耀强、杏华、永进、粉珍、家科等各位知识丰富的宗亲。

1978年在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大墓背景

固始县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地处河南省东南端、豫皖两省交界处，南依大别山、北临淮河，历史底蕴深厚。西汉时期，此地于番乡（寝丘邑）置寝县；东汉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刘秀封大司农李通为固始侯，建立固始侯国，“固始”之名自此沿用至今。而位于固始县淮河上游的侯古堆一号大墓，更是解锁这一区域两周时期历史的关键遗址。

该墓于1978~1979年被正式发掘，保存基本完好，墓室面积达97.2平方米，具备封土、墓道、殉人及多重棺椁结构，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包括9鼎、2簠、2壶等青铜礼器，以及9钟、8鎛等乐器，还有漆木器、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等，成为研究两周时期该地区葬制、葬俗的重要实物资料。其中，9件出土编钟均有铭文，被部分学者称为“鄱子成周编钟”，而引发广泛争议的，正是编钟上一个被部分人认定为“鄱”字的神秘符号，其真实含义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结论。

先明确编钟的基本背景：这9件编钟为春秋后期器物，1978年3月，固始县城关镇南山头砖瓦厂工人在“侯古堆”取土时，偶然发现青膏泥和青铜器，这座古墓葬才得以重见天日。据专家研究，墓主人为宋景公的季妹、吴王夫差的夫人，是夫差攻克番地后，携带夫人驻守此地时，夫人因病去世而埋葬于此，墓中出土的番国青铜器，被认为是夫差克番后的战利品[17]101、[18]315-316。编钟铭文有明确记载，其中两件铭文相同，为16字，另一件正面有27字，核心内容均包含“鄱子成周”字样，具体为：

唯正月初吉，丁亥，鄱子成周，择其吉金，永。[17]53-54

唯正月初吉，丁亥，鄱子成周，余自出丞，山口口口，口父子孙，保此鼓。[17]53-54

争议的核心，便是铭文中“鄱子成周”的“鄱”字——经过仔细观察，编钟上对应的符号并非标准字形，其真实含义、字形归属，引发了学界及爱好者的多方面探讨，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各有依据且相互质疑：

观点一：认定该符号为“鄱”字，以此佐证番国故城遗址

以欧潭生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该符号为“鄱”字，结合“鄱子成周”的铭文，断定固始故城遗址为“番国故城遗址”。其核心依据与文字演变相关：有学者提出，“鄱”字在远古时期左边为“邑”字，“邑”作为汉字部首，变体为右耳旁，从“邑”的字多和地名、邦郡有关，而“鄱”与“番”在历史上存在通假关系，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有文章提出“金文中无鄱字，故番字就是鄱”，这成为早期认定该符号为“鄱”的重要支撑。此外，从文字演变来看，隶书时期“鄱”字实有一撇，隶书笔画的弯曲在楷书时期有省写、有不省写，形成“釆—番—潘”一脉相承的演变脉络，因此认为该符号是“鄱”字的早期形态，对应番国相关记载。

结合考古资料来看，番国为祝融八姓中己姓一支，春秋以前在中原北部立国，春秋前期南迁至今淮河上游信阳市平桥区一带，或称“鄱”“潘”，春秋时期较早归于楚国，楚穆王时期东迁至固始县，后被吴国所灭，这也成为部分学者将符号与“鄱”（番）关联的历史背景支撑[3]。同时，河南博物院对该编钟的介绍中，也直接将其称为“‘番子成周’钮钟”，认为铭文“番子成周”是番子成周铸造编钟的记载，部分编钟甚至是战争中缴获后重新刻铭的战利品。

但这一观点遭到了诸多质疑：一方面，欧潭生先生在其退休后所著《寝丘考》中，并未提供固始番国遗址的明确证据，因此有学者认为，固始故城遗址应更名为“战国楚寝丘遗址”，而非“番国故城遗址”；另一方面，有研究者指出，编钟上该符号的右偏旁为“畨”，头上并无一撇，与“番”字的字形存在差异，为何将其等同于有一撇的“番”，进而认定为“鄱”，缺乏充分说服力。

观点二：质疑“鄱”字认定，提出符号与“水”或冷僻字相关

不少研究者对“鄱”字的认定提出强烈质疑，核心疑问集中在字形结构和文字本义上：首先，“鄱”字的右耳旁远古结构写法对应的是“邑”偏傍，而“邑”的古字形上部为“囗”（表示疆域、城市），下部为跪着的人形，合起来表示“都邑、城市”，核心含义与土地、人口相关，与“水”无关[2]。但有研究者观察到，编钟上该符号的左偏旁并非“邑”，也不是单人旁，而是类似“流水”的符号，与“鄱”字的字形结构不符，因此推测该符号可能是古代冷僻字，而非“鄱”。

其次，文字演变的资料显示，网络上“鄱”字字源演变中有“新收”二字，这意味着该符号是后来新收录的，在最初发现时，其含义并未明确确定。而八十年代后，大量“鄱”字金文被出土，进一步说明“番”与“鄱”并非等同关系，上世纪六十年代“金文中无鄱字，故番字就是鄱”的说法，已无法作为认定该符号为“鄱”的依据。此外，有爱好者结合家族墓葬发现，清朝中期之前的“潘”字大多没有头上一撇，推测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秦汉时期，文字处于不断演变中，编钟上的“畨”旁，可能是“潘”字的早期形态，而非“鄱”。

观点三：结合象形文字特征与时代背景，推测符号与图腾、生活场景相关

部分研究者提出，青铜器时期的文字多为象形文字，与甲骨文一样，源于原始生活场景，因此解读该符号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字起源和图腾寓意，而非单纯对照后世文字。有观点认为，将该符号解读为“水米田”过于单调，与当时的地理、生活需求不匹配，而结合固始地处淮河上游、依水而居的地理特征，以及原始社会母系主导、子孙繁衍的社会形态，该符号可能与图腾相关，承载着家族传承的寓意。

具体来看，有研究者指出，符号中被认为是“田”的部分，实际为圆形，而圆形在远古时期，既可以是建造房屋的基础（象征家），也可以是生活器皿的形状，这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所还原的原始生活场景高度契合——河姆渡文化属于母系社会，先民依水而居、聚族而居，注重居所建造和族群繁衍[5]。因此推测，该符号可能是当时族群的图腾，融合了“居所”“水”等核心生活元素，与家族成员、子孙繁衍相关，而非单纯的文字“鄱”或“潘”。

此外，从文字使用习惯来看，万历县志中“潘”字均无一撇，文革之前的堂前小学，教授“潘”字时也不加一撇，有说法称“潘”字中的“田”是后来添加的，而编钟铭文中原符号并非“田”形，进一步说明该符号的原始形态与后世“潘”“鄱”“番”等字可能存在差异，需结合更早期的文字特征解读。

争议总结与探讨方向

综合来看，固始侯古堆编钟上的神秘符号，其争议核心在于“是否为‘鄱’字”，各方观点的分歧主要源于三个层面：一是字形结构的认定（右偏旁为“畨”还是“番”，左偏旁为“邑”还是“流水符号”）；二是文字演变的脉络（“番”“鄱”“潘”的演变关系，以及不同时期文字的书写差异）；三是解读视角的不同（是结合历史文献、考古遗址解读，还是结合象形文字特征、原始生活场景解读）。

目前，尚无定论能够完全说服所有研究者：认定为“鄱”字，缺乏固始番国遗址的直接证据，且字形细节存在争议；认定为与“水”相关的冷僻字，缺乏足够的金文、甲骨文佐证；推测为图腾符号，虽符合象形文字特征和时代背景，但仍属于合理推测，未形成明确证据链。

结合各方探讨，后续解读可聚焦三个方向：一是进一步梳理“番”“鄱”“潘”的文字演变轨迹，结合八十年代后出土的“鄱”字金文，明确三者的关联与区别[4]；二是结合侯古堆一号墓的墓主人身份（夫差夫人）、番国的历史迁徙轨迹[3]，以及固始地区的地理特征，探究符号与番国、吴国文化的关联；三是参考河姆渡等原始遗址的生活场景和图腾文化[5]，结合象形文字的造字规律，进一步分析符号的原始含义，同时结合民间文字使用习惯（如古代“潘”字无撇），完善解读逻辑。

正如群内探讨所提及，该符号的解读需要多视角、多维度的碰撞，结合内行人士的专业见解与群众智慧，既要尊重文字演变的客观规律，也要兼顾考古背景和原始生活场景，才能更接近其真实含义。目前而言，所有观点均处于探索阶段，尚无绝对权威的定论，仍需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文字研究来佐证。